河东民俗：传统村落的历史探索与保护

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家，可以说，村庄与每一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河东目前的村庄绝大多数在明清或明清以前就已经存在，都有着几百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凝结着厚重的民俗文化记忆，是连接家族血脉、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村庄历史很久远】

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一至二万年前，河东先民就在沂沭河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细石器文化，留下大量细石器、新石器、龙山、大汶口等远古文化遗址及商周等先秦文化遗址，说明在这些时期河东区域内的人类活动相当频繁。而在凤凰岭遗址发现的细石器加工场所，则表明这里很可能已存在远古人类居住的、专门从事石器加工的“专业村落”。

河东区现在的村庄，根据碑文记载和百姓家谱以及口头传说，少许建于春秋时期，如九曲的彭于埠、孟于埠；偶有建于秦、汉，如汤头以及汤头的许家长沟和辇沂庄、八湖的苏程旺、汤河的坊坞、芝麻墩的后朱汪等；还有一些建于三国、魏晋时期，如九曲的褚庄、朝阳的西重沟等；建于隋唐时期的逐渐增多；建于宋元时期的则数量更多；但绝大多数建于明代和清代。从这一点上，也侧面印证了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河东区及周边区域，在两汉时“人烟繁茂，村庄辐辏”，“西晋之末为争战之地，三百年间伤凌滋甚”“元明末造，几经离乱，故今日本地民族，考之数百年多自外来，土著者仅十之五六，维时土地之空阔，人烟之荒凉，概可相见”，“满清中叶，海内无事，滋生人丁者垂百余年”。

可以想象，唐宋乃至魏晋以前，河东还有很多村庄毁于战乱及各种灾害，名字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痕迹被层层掩盖，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鲁南土匪横行，当时为了安全自保，一些大的村庄周围还建有“圩子”，用来防御马子（土匪）的侵扰，据说一些“圩子”墙体宽大，可以在上面推车。汤河大坊坞村旧时建有围墙，村头寨门上书有“诸葛寨”三个大字，围墙、寨门一直保存到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

但“圩子”并不能成为保护村庄的金城汤池。临沂县志记载，“咸同之乱，室家仳离”，“近年来匪患兵灾，苍夷满目，庐舍丘墟”，“民国十一年，土匪两千余人陷旦彰街”，“十二年三月匪首赵嬷嬷等掠三区之汤头一带”，“十五年一月，股匪破五区之楼子村，杀五十二人，全村尽焚”，“十七年三月股匪破四区之旦彰街杀十四人，掳四十七人；十二月焚掠五区之郑旺庄、大小尤家一带”，“十九年三月匪首史三率匪百余劫李家埠”……因匪患滋生、遭受劫掠，很多村庄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全村毁灭，村庄消失。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东的村庄才相对稳定下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临沂地区整山治水，大量蒙阴等地区的村庄需要搬迁。河东人以其强烈的大局意识、宽广包容的胸怀，接纳了大批移民，还把种的地分给他们，把路给修好，让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现在的每个乡镇，在当时基本都新建起一个甚至多个移民“新村”，这也使得河东的村庄布局有了新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县级临沂市改为地级临沂市，河东新区设立。作为主城区的三区之一，河东进入城市建设的新时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河东人从农民逐步变成了市民，大片规划区内的村庄变成了城市公园、绿地、马路、住宅小区。

农民搬进新社区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乡镇街道在大力开展城镇化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自然村合并，实施社区化改造，又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自然村因被合并而消失。后来又有原来属于沂南县的葛沟镇纳入河东行政区划，到目前，河东区域内的村居社区有三百余个，人口八十余万，村庄发展的历史每天都在谱写着新的篇章。

【从村名看村貌】

河东的村庄，以姓氏命名的特别多，大约占到四分之一。以哪种姓命名，一方面，大概是这一姓的人家最早来居住建村，以后即使这一姓的人家败落、人口减少，也还是延续了原来的村名；另一方面，是这一姓人家的人口越来越多，逐渐占了优势，别的姓氏人家的人口相对较少。当然也有以两家姓氏并排来命名村庄的，比如刘田庄、苏程旺等。

还有的村庄名字相同，只是以大小、前后及东西南北区分，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一个村分出来的，比如后新庄、前新庄，大王家、小王家；或者就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方位上而得名，如东石拉渊、西石拉渊，东南旺、西南旺等。

至于以“屯”“寨”命名的，据说都是过去驻兵屯田的地方；以“庙”“寺”命名的，是当时村庄里或附近有庙或者寺，比如庙前、三官庙、天齐庙、青墩寺、南寺等，反映了古代河东宗教文化比较兴盛。而以“某某官庄”为名字的村庄也不少，比如郑旺镇就有北官庄、邱官庄、刘官庄、大官庄等，官庄原指“官府管辖的田庄”。清宣统元年（1909年）测绘《山东省地图》在记录郑旺“大官庄”的时候就解释为：“明、清两代的‘皇庄’和‘官庄’，都是皇室的农庄，享有‘不纳皇粮’特权。该村相传系明代建村，又不纳粮，应是“官庄”遗址。因村较大，故名‘大官庄’。”

村庄内的道路，大的叫“街”或者“当街”，小的叫“胡同”“夹道”。由于房屋建设的时候缺乏规划，旧时河东区域内村庄的街道和胡同普遍很窄，还有一些断头路和死胡同。尤其是那些建在黏性很强的土质上的村庄，一下雨就会产生很深的黏泥，出行很不方便。那些住在沙岭地的老百姓就会说：“有闺女千万不能往黑泥地里送，到了这些地儿拔不出个脚来。”

旧时河东村庄内的树也很多，往往遍布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院里院外。有的树是人栽的，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为了用材，有的则是为了看花或者结果子，村村都像是一座品种丰富的植物园。数量最多的是刺槐、桑树、梧桐树、椿树，还有杏树、梨树、枣树、柿子树、栗子树、黑枣子树。刺槐木质硬实，可用来做梁；桑树木质柔韧，是做扁担和勾担的材料；梧桐树、椿树多是为了打家具——新人结婚用的床几乎都是自家椿树打的，箱子、柜子是梧桐树打的。各类果树能解决一年四季孩子的嘴馋问题，槐花和梧桐花的香味则最能勾起游子的思乡之情。村中心或者村口处大多还会有粗壮的古树，古树下面是一大片空地，是村中闲散人聚堆（闲）拉呱的地方。农忙前的打铁匠、农闲时的剃头匠、耍把戏的艺人，也都会在这里摆摊子做生意。

农村居民各家安装压水井之前，村中心或村头都有公共水井，家家户户吃水都要到那里挑。挑水时间都是在一早一晚。挑水人挑着两个烧制的黑陶罐子来到井边，先取下一个，然后用勾担的一头挑着另一个伸到井里，待罐底触到井水时，手臂握着勾担猛地往旁边一带，罐口就会倒扣进水里，如此反复几次装满水提上来，再换另一只罐子。烧制的陶罐易碎，打水的时候技巧不够很容易碰到井壁上，挑着水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也可能碰到墙壁或者树上，所以农村经常会发生打碎挑水罐子的情况，正如一个谚语所说：挑的水多，打的罐子多。水井里也经常会掉进去罐子，掉进去枯枝落叶、乱石块、小动物，甚至挑水人身上穿戴的饰物、日常小件用品等。还有跳井自杀的，因为井壁陡峭，被发现后也很难施救，命“糟蹋掉”的情况很经常，故而河东有俗语叫作“要跳井，两个耳朵挂不住”。

为了饮水安全，人们每年都要在水井枯水的冬季淘一次。淘井属于村里的公益事业，很累很辛苦，淘井前，需要全村形成共识，每家出几个鸡蛋或者小钱，以慰劳淘井之人。淘井的时候要有多个人不停地往外打水，等待水位降低后，以前掉进去的各种杂物都会被发现，淘井的人都像发现了金矿一样兴奋，等东西被用水罐提上来，这时候井边往往也挤满了人，有看景的，有认领东西的，大家都是一脸的欣喜和欢快。

【旧时村务也不少】

历史上，启阳城的建成晚于祝丘城。后来因为即丘城（祝丘后改称即丘）遭到毁坏废弃，隋唐以后河东区域就归临沂县、沂州府等管理。民国二年，府制取消，复设临沂县。县以下，划分为乡、隅、社，清代乾、嘉时改社为保，每保之中设有保正、乡约、地保，保正负责政务，乡约负责宣传，地保负责催粮。在农村，老百姓习惯将保正、乡约、地保统称为约地。

民国以后又经改制，将区、保、屯改为区、乡、镇，分设区长、乡镇长各一人；每乡、镇分若干村庄，设村长或庄长一人。《续编临沂县志》记载，“起初，社长、保长、约地、村长等人都是由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担任，后来随着社会动荡，加上有一定的权力，多被乡村流氓势力把持，到民国初年，忠厚的人没有愿意干、也不敢干了。”

就河东区域而言，民国时分属于第一区、第三区、第五区。在村务的管理上自然由约地、村长或庄长负责，在单一家族的村落，族长往往是当然的村长，即使族长不担任村长，其他担任村长的人行事也得处处尊重族长的意见。杂姓村落的约地、村长通常就由大姓或主姓担任，少数姓处于从属地位。在村务管理上，约地、村长主要开展三方面工作。

一是组织制订乡规民约。乡规民约就是村民自我规范、必须遵守的条规。由于农村百姓多不识字，乡规民约通常没有白纸黑字明确的条款，多数口口相传，代代相习，约定俗成，比如禁赌、禁毒、禁斗、禁淫逸等。民国二十三年，各乡镇相继成立联庄会，设立调解委员会，实行乡村自治，参加联庄会的村庄往往用会规代替村规。

战争年代支前的小车队（资料图片）

二是分配公产、办理公益。过去，土地等生产资料虽属于私人所有，但每个村庄仍会有一些公共财产，如沟塘河滩、荒地树林等。这些地方的出产，属于全村人所有，需要按户分配。即使是用来放牧捕鱼，也只许本村人进入。再就是办理公益活动，如道路修建、水井清淘、桥梁维修、河沟培堤等，都要由村长召集村里的劳力去做。其他的还有唱戏的家什、村里的庙宇等，要安排专人保管、看护，过年过节燃放花炮、春天秋天敬天祈雨，都由他们统一组织筹资运作。

三是负责社会治安等公共事务。过去村庄最大的事情就是纳粮，家家户户按照土地多寡、薄肥纳粮。纳粮都是纳钱，用铜板或银圆代替粮食。纳粮时按社、保、村划分区域，分别到临沂城的四关缴纳。躲避纳粮的农户会受到官府严厉的处罚。旧时流传着“交上皇粮不怕官，压上屋脊不怕天”的俗语。农村中都有更房，大村多由各家各户集资雇专人守夜值更，小村则由各家各户男人轮流值守。打更或用梆子，或用铜锣，既为老百姓报更点，也为防范坏人进村做坏事。抓住“不法”分子，问题轻的就按乡规民约处理，重的就要押解到县衙惩处。再就是组织服役。在河东区域内，服役被称作“出夫”。出夫都是强制性的，抗战时期日军占领河东区域后，修路、修炮楼、修其他各种工事，一般都由汉奸出头强迫约地、村长派出村民去干，老百姓很不情愿，由此产生了一个词语叫“出汉奸夫”。现在遇到某人做某件事不认真，应付了事，河东人还会习惯性地说“你看他，跟出汉奸夫似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天斗地，重整河山，各村也都有大批青壮年被征集“出夫”，去参加跋山水库建设，葛沟灌渠、石拉渊罐区渠道的开挖，以及导沂整沭工程等。除了大的工程，平常的“出夫”就是给生产队推炭、推盐，一个村去十几个人，带着干粮，推着小推车，近的到临沂城南，远的去来回好几百里的日照。分产到户后，“出夫”的情况没有了，但村民还要承担义务工，直到废除农业税，义务工也逐渐取消，“出夫”一词彻底走进了历史。

【农村的“三教九流”】

执客（河东土语读音kei）。也就是执客人，是帮主家招待宾客的人，一般多在白事中出现。现在的执客不是招待客人的，而是丧事的主管，主人把白事上的一切事项都交给执客掌管。在河东，几乎每个村里都有一个或多个惯常做执客的人，在丧事办理中，孝子要一大早去他们家磕头相请。执客一到，丧事中的大小事务就由他们全权办理，孝子只听从指挥就行了。除此之外，执客还会和死者的直系亲属一起给死者净面、擦洗手脚，给死者穿衣服等。在执客面前，孝子们要小心谨慎，如果冒犯了执客，惹得他不高兴，很可能就会故意买贵重的东西，让孝子们负担加重，孝子们则只能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时期，有丧礼越办越隆重的趋势，用河东农村人的说法，是越来越兴起搞“大呼隆”。一些执客还和戏班子、吹鼓手、纸草棺材店挂钩，私下里成了关系户，拿提成、回扣，因而在花钱上大手大脚，一般丧主家往往不堪重负，俗话称作“死不起”。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在城乡大搞移风易俗，这种不文明风气正逐步得到遏制，一些德高望重常做执客的人，还被选入红白理事会，推行红白事简办，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大家都拍手称好。

媒婆。在封建社会，由于遵循“男女授受不亲”“三岁不同床、五岁不同席”“好女不出门户”等“礼道”，青年男女间不可能有正常的往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成就婚姻的唯一标准和渠道，所以媒婆的角色非常重要。

过去，媒婆多由中老年妇女担任，她们走西村转东庄，对谁家有适婚的儿女都了如指掌，加上她们通晓人情世故，对哪家和哪家门当户对大体了解，如果能在双方过礼下定等事宜上处置得公允适度，往往信誉高，很受欢迎。当然也有一些媒婆指东说西、瞒天欺地，为的只是赚取好处，口碑很差。这样的媒婆即使不被信任，但谁家也都得好酒好饭招待，一方面主人家心存侥幸期待她能给儿女说成婚姻，另一方面也怕万一得罪了媒婆将来媒婆会“破媒”。在河东，破媒也叫“戳媒”，就是专门到那些对儿女婚姻基本中意的人家两头说坏话，最后导致成不了亲家。“戳媒”的人是遭人痛恨的，人们信奉“宁拆三座庙，不破一合媒”，说“戳媒”的人是“嚼舌头”，会遭报应、烂舌头根。

过去，农村也有一些男人从事“媒婆”行当。郑旺镇西北部某村曾有一个男媒婆，个头矮小，其貌不扬，但能说会道，腿脚灵活，常常一天能走若干个村庄，被人送外号“家雀（河东土语读‘沉’）子”。向东北到莒南延宾、大圣堂，向东南到板泉、十字路，向西北到驻马滩、刘店子、坊上、十六湖，向东南到湾里、团林，都是他的“地盘”，他掌握着大量第一手资料。20世纪70年代最红火时，常有络绎不绝的两支队伍“陪”着他家的门：一支队伍是到他家“谢媒”的，谢媒的都提着烟酒糖茶外加一刀猪肉。那年头猪肉绝对是稀罕物，但他家常常一年到头吃不完，连亲戚朋友都跟着沾光。另一支队伍是央求他给儿女说亲的，也都是带着烟酒等礼物。甚至还有急着“说老婆”的男青年、“过了年龄”急着嫁人的腼腆大闺女亲自登门。很多男青年都是打扮一新，骑着崭新大金鹿“洋车”，一路响着清脆的铃铛，惹得一街人跟着看；大闺女则多是拐弯抹角，穿小巷、绕僻静胡同往他家去，却又怕被别人看到。

改革开放后，年轻人越来越时兴自由恋爱，属于“家雀子”的时代逐渐远去，“家雀子”家变得越来越门前冷落车马稀。到20世纪90年代末，曾经无比辉煌的“家雀子”几乎一合媒也说不成了，后来，他在六十岁出头因病去世。

现在，农村像“家雀子”那样四处游走、专职说媒的人几乎没有了，但是媒人依然还存在。在河东，即使自己谈成的恋爱、自己搞的对象，也还是要拉个媒人，这是因为在河东人眼里，一方面婚姻大事有媒人，说起来好听，显得是正经人家，儿女有家教；另一方面两家有什么事也可以有一个中间协调的人，能减少不少麻烦。这种媒人往往就是男女双方共同的熟人，不是为了“挣刀猪肉吃”，但事成之后仍然会收到感谢礼，有的还很贵重，被拉来的媒人往往都会笑称这是“拾来刀猪肉”。

赶喜的。新人结婚，自然少不了“赶喜”的人。以前，“赶喜”人大多是家里很穷，有的身体还不好或瘸或瞎，赶喜也只是为要口喜酒喝、讨碗喜饭吃，就和要饭差不多，其实多数也就是“要饭的”。讨要来喜酒喜饭，他们通常都是一声不响地找个墙根蹲下，吃完喝完就走。

“赶喜”时，赶喜的人或单独行动，或两三个一伙。常见的是，赶喜人在新娘进门后点燃一盘小鞭炮提在手上，绕着喜主家门口走两圈，边走边放边说些吉利话，到最后剩一两个时，猛地往天上一扔，让鞭炮在空中爆炸，赢来一片喝彩声。嘴巧的还会唱上一段“赶喜歌”，如果是两个人，会有一个人打着呱嗒板（快板）唱，另一个人紧跟着喊“好”，引来众人在一旁观看。20世纪70年代某年冬天，有两个“赶喜的”到郑旺一村“赶喜”，为了让看景的人都看到他们，就爬到一个高高的地瓜窖子顶上，唱起了“赶喜歌”。甲说“毛主席像贴北墙”，乙说“好”；甲说“八仙桌子占当央”，乙说“好”；甲说“一对新人拜花堂”，乙说“好”。突然甲不小心踩到地瓜窖子口上，一脚踩空，掉了下去，随口喊道“哎哟我掉地瓜窖子里了”，乙却没反应过来，顺口又喊了一声“好”，气得地瓜窖子里的伙计破口大骂。这个小插曲一时传为笑谈。(www.xing528.com)

“赶喜歌”的内容很有时代特色。一九四九年以前，一般会唱“大门口，铺红毡，新娘下轿贵人搀……一拜天，二拜地，三拜公婆都满意”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常会唱“来到大门朝里望，里边一道影壁墙，影壁墙上梧桐树，梧桐树上落凤凰，公的点头母的叫，一唱一和拜花堂……拜完花堂入洞房，洞房里面卧鸳鸯，北头卧着状元爹，南头卧着状元娘……待到明年春暖日，定能看见状元郎。”当然里面还要穿插上赞扬伟大领袖的话，紧跟形势。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了赶喜讨要香烟，就有赶喜的人唱道“一包香烟不破边，保你儿子当大官，一包香烟不破盒，保你儿子上大学……”

到了现在，“赶喜”人则演化成纯粹要钱，谁家有喜事，往往门口会“堆”上一群“赶喜”大军，“赶喜”的人甚至还有组织，相互之间用手机互通信息。他们表面是祝贺，实为索要钱财，喜主家钱给少了，他们还会反复争执纠缠，喊着“升升”“再升升”，更有甚者敲锣打鼓制造喧哗，让举办婚礼的人家不胜其扰，这成了一种不健康、不文明的习俗。

经纪。旧时，农民到集市上买卖牲畜，在买主和卖主之间全靠经纪人从中撮合，这个群体的人多伶牙俐齿，随机应变，靠嘴皮子促成买卖，自己从中收取佣钱。牲畜中牛的称谓偏雅，人们大多习惯称牲畜交易方面的经纪为牛经纪。《临沂地区农史资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猪之交易，仔猪多在饲养母猪的农家进行，大猪则在市场贸易，中间有行纪（经纪）介绍，成交后由卖方支付佣金百分之二”。

汤河故县村农民刘聚贤在世时，就干着“牛经纪”的营生，而且名声很响。农忙之外他经常赶四集，甚至远到莒南、临沭、沂南、兰陵一带的集市上，都有他的“一席之地”。按他的话说，蛮能挣一壶酒钱。

经纪人撮合买卖多用行话，旁人很难听懂。有的经纪人为多捞“油水”，经常拿行话欺负没有经验的买主、卖主。经纪人还有“袖口摸指”的无声行话，他们之间交流有时全用手指“弯”“捏”“翘”“撸”，或双方手指相碰表示数字，这样做，一来可以“暗箱操作”，二来还可以弥补行话的一些不足。比如，报价后对方不愿接受，需要增减数字时，经纪人就会以指加减替代口说成交。

看青。“看青”也叫“护青”。合作化、公社化时期，为防止农民或其他人偷窃田地里的粮食、果园的果实，出现了专门担当看护责任的人，被称为“看青的”。一般派民兵守护，也有的村经常找一些脾气不好、不怕得罪人的人或者光棍子做这项工作。每年从庄稼半成熟到收获前，“看青的”都要“上岗执勤”。有的“看青的”管得严格，就连到田野里割青草拾柴火都不行。小孩子到田野里玩耍，听到“看青的”来了，就会吓得赶紧跑。

货郎。过去农村里没有超市，人们买针头线脑等日常用的小商品，几乎都靠货郎。货郎的货挑子，一头是货箱子，另一头是个大筐篮。货箱子里面是各类日用小商品及泥哨等小孩子玩具，还有山楂片等小孩子爱吃的稀罕物，外面用铁丝网罩着，铁丝网边上有个小门用来取货。买东西的人透过网眼看中什么商品，用手指一下，货郎才会拿出来交给他，这样就能确保卖的东西不会被偷走。大筐篮的作用则是用来装从村里换来的破麻烂苘、破铺衬以及破铜烂铁。

货郎一进村，就开始吆喝“拿头发换糖喽”，或者“换洋火洋针洋糖喽”。为吸引顾客，货郎还要把货郎鼓敲得咚咚响，很快小孩子们就会围上好几圈，看到好吃的糖和好玩的玩具，常常会回家偷出铜板、铜烟袋嘴子之类的来换，如果偷的多了被家长知道，肯定要被痛打一顿。

做货郎也能锻炼人。汤河前踅庄村的徐连世，幼年时曾当过小货郎，走街串巷做生意，逐渐形成良好的商业头脑。改革开放后，他凭着超前的商业头脑经营企业，逐步做成了规模，成为闻名一方的农民企业家。

旧时的“小箍镂”（资料图片）

小箍镂。旧时从事箍镂匠这个行业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小箍镂”，大概是因为他们做的生意太“小”了：一只炉、一个钻、一个风箱挑在肩，而且是补补锅碗瓢盆这类的小物件，所以被称作“小箍镂”倒也算名副其实。

“小箍镂”日常走西乡转东乡，走到哪里在哪里摆摊，吃住在哪里，过的是一种半做工半流浪的生活。尽管生意“小”，但“补锅补盆”的技术含量并不低，“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是这个行业的行话。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的日子过得紧巴，瓷碗、瓷盆、铁锅等家庭日常用品即使磕了碰了裂了漏了，也舍不得扔掉，会等着“小箍镂”给修补修补继续使用。因此“小箍镂”走到哪个村，都会有生意可做，红火得很。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日常用的锅碗瓢盆坏了后直接扔掉也不觉可惜，人们更愿意添置新的。这样一来，昔时活跃在乡间的箍镂匠人，就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箍镂”的手工技术也近乎失传。

乡村郎中和游医。1949年以前，乡村医生都是中医。中医在临沂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临沂地区中医药志》记载，临沂地区在五千多年前就已普遍使用砭石治病。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一些传统节日习俗，也多与疫病预防有关，比如二月二将草木灰撒于墙角檐下，以御毒虫；清明节采“五树头”（五种树芽）晒干备用，清晨用车前草、鲜麦苗等煎水打荷包蛋吃，败火解毒；端午节饮雄黄酒辟瘟，妇女簪艾叶，并以艾叶、川芎、当归、山奈、白芷、雄黄等药缝制香荷包带在身上辟秽；六月六造神曲（酒曲）、酿制雄黄酒做药引；腊八节煮食八宝粥，等等，都多含有防病辟瘟的因素在里面。

由于封建社会从医者地位低下，明清以前，即使有人医学造诣很高，但因没有官职，往往也被史志所忽略。清代以后，河东区域内才渐有医者被史籍所记载，知名的有：芝麻墩涝墩李诚心（1857—1923），自幼从父学医，博览群书，医名显著，求医问诊的人踵接于门，甚至院子里常常被人挤满，忙起来经常从早晨一直到太阳西落无暇吃饭。八湖王圪墩的王庆来，年轻的时候以儒学为业，精通医术，光绪十四年河东一带瘟疫爆发，每天都有人感染死亡，凡是到王庆来那里求医的，服下他开的药方就会马上痊愈，救活了很多人。他还著有《痘疹指南》《痧症要方》等著作。八湖驻马滩的房永举，精通儿科，每遇到天花流行，络绎不绝的人抱着小孩子上门求诊，门庭若市。他待病患真诚热情，夏天为求医者准备茶水解渴，冬天为求医者准备炭火取暖，远近求医者无不感恩戴德。民国七年春天，烂喉痧流行，前来求医的人堵满了胡同。当时房永举已经年老，坐着体力不支，他就躺着为病人看病，连续好几个月，直到去世。相公大范庄的蒋成善，出身世医家庭，十九岁开始苦学医术，目不窥园七年，最终成为医林名手，名震琅琊，经常一天要诊治病人上百人。葛沟村岳修五，自1939年开始行医，不但深研医术，尤重医德，深受群众爱戴。据说“农民聂某，年逾五十，患肝硬化腹水，屡治不愈，面色黧黑，肚脐凸出，两胁痞满，自以为不久于人世。岳修五给予细心诊治，以固本泄标扶肾为主，不专施攻泻。患者服药50剂后病愈”。1949年前后，河东区域内朝阳的陈春台，相公东南旺的侯德桢，田黑墩的田成友，九曲巩村的宋景云，八湖王疃的王广丰，芝麻墩毛屯的李东义，指挥庄的王洪祥，王桥的苏金寿，九曲西张官庄的李学俭，独树头的钱龙骧，太平孙庄的张步松，汤河桥头村的张树资，等等，也都非常有名，有的一直在乡村从医，有的后来则进入人民政府举办的医院从业。比如张树资，幼年生病学医，博览众家之长，精研古代草药方剂，小病小灾他能做到手到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进入汤河乡医院，坐诊中医，受到十里八乡百姓爱戴，被推荐为临沂县第一届政协委员，他在三年困难时期研制的水肿病康复饼干，被政府推广，救治水肿病人数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又出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人们习惯称他们“坐诊”的地方为“药房”。今天，人们身体不舒服需要看医生，河东仍习惯称作是去“药房”看病，去“药房”拿药。这些“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为解当时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贡献。汤河镇前东庄村的李振秋是第一批“赤脚医生”。他十六岁接受公社卫生院的医疗培训，回村后一边务农一边从医。三夏三秋大忙季节，他每天一手持镰，一边肩挎药箱，巡行于田间地头，有病看病，无病劳动，为田间劳作社员防病治病帮了大忙。到现在，这位年过花甲、一生治好了无数农民疾病的老“赤脚医生”，还坚持工作在乡医的第一线。2016年，经过层层筛选，逐级上报，他高票当选“临沂市最美乡村医生”。

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药房”逐渐变成不再具有公益性质的私营诊所，有个别乡村诊所给病人开过量药、高价药，引发群众不满，群众常讽刺他们是“开了药铺，忘了断路（拦路抢劫）”。随着新医改的推进，现在具备资质的乡村医生已经纳入乡镇医院统一管理。

过去，乡村游医则主要是指那些有一些医术但不坐家问诊，而是游走江湖以卖药为生的人。他们有的卖草药，有的卖膏药，有的还卖眼药、治牙疼和刀伤的药，等等，五花八门。当然也有卖假药的，名声不太好，俗称“卖野药的”。“卖野药的”走乡串巷，哪里逢春秋大会哪里必定有他们的身影。为了吸引人，“卖野药的”通常会先耍一两个魔术，或者练几套刀枪把式，等围上来看的人多了，就开始介绍自己卖的药如何有效和灵验。有卖刀枪药的还会在手指头上割开一道小口子，然后涂上自己的药膏，让围观的人看，小孩子们往往会吓得用手捂住眼睛。“卖野药的”都有着表演和吹嘘的天赋，几个“花招”下来，会吸引不少围观的人购买。现在在河东比喻某人说话很不着边际、喜欢忽悠，还会说他跟“卖野药的”似的。

耍把戏的。过去乡间常有玩武术的、耍猴的，俗称玩把戏的。通常一个表演团队老少四五人，手中牵着猴子，肩上背着刀枪棍棒，到了一个村，都要先找一块空阔地，然后敲打铜锣招引观众。有的还会让一个人敲着铜锣挨个大街小巷走一遍，边走边喊“玩把戏来喽，快来看哟”。

等人们慢慢地聚拢上来，玩把戏的会先耍上几套刀枪，或者让猴子表演几个乱抓乱挠的节目，打开场子。待观看的人围了几圈之后，就开始表演“扣人心弦”的节目，比如吞掉缝衣服的针从耳朵后面取出来，或者把一把针放在嘴里，然后吐出来的是所有的针都穿到一根线上，再或者表演硬气功撑断捆在胸口的铁丝、咽喉顶弯铁枪、腹部放上石板仰躺在镶满铁钉的木板上被人用铁锤打碎石板等等，让看的人心惊肉跳，目不暇接。当观众们还沉浸在惊心动魄的场景中没回过神来的时候，玩把戏的已派出人捧着铜锣挨个收钱。有的还悄悄地把缝衣服的针（河东人习惯称作“洋针”）往观众衣服上别，凡是被别了针的，都要付钱。如果身上没钱，也可以回家拿粮食抵作观看费。

随着今天人们生活中的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玩把戏的渐渐没有了市场，这个群体也逐渐消失。

私塾先生。过去比较大的村或者富裕户比较多的村，一般会有私塾先生。私塾先生多由秀才担任，或者虽然不是秀才但识文解字的人也能当私塾先生。据《临沂地区志》记载：“兴办私塾在境内历史颇久，至清末已相当普遍。废科举、兴学堂之后，清政府虽对私塾采取限制措施，但私塾仍在区内乡村盛行。民国初，政府下令取缔私塾，倡办新学，各地亦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改造的措施，但私塾仍是区内乡村的主要教育形式。”

耍猴人（资料图片）

私塾先生授课的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识字阶段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日用杂字》；读经阶段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礼记》《春秋》，间以《千家诗》《幼学琼林》等；为文阶段诵《古文观止》及其他经、史、子、集，习写八股文章与律诗。教学方法采用单独面授，因材施教，私塾先生根据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确定进度。教学安排，一般是早晨背书，上午正课（老师授新课）、写字，下午温习诵读、回课（背诵或回讲），间以吟诗作对。

私塾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如果有越轨或因诵书、习字、回讲不佳的，轻的要受到训斥或者被用戒尺抽打手心，重的要罚跪。汤河王故县村王宝昌是晚清秀才，学识渊博，所教徒弟多有建树。由于办学讲求公益，仅由学生家长每年提供少许粮食，甚至几文小钱，因此他家的日子过得紧巴，一生穷困潦倒，但仍不改他终生热爱乡村教育的志向，他举办的私塾曾远近有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私塾取消，也就没人再做私塾先生了。客观上说，私塾先生等一类“乡贤”的缺失，也是造成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反思。

剃头匠。《孝经》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古代人们认为“头发”受之于父母，不能随便剃除，理发就是沐发与梳栉。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南朝梁的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则说明南北朝时人们已经流行“剃面”。据说宋代时，理发业已形成了规模。当时的理发匠不但有店铺，而且也有了行会。

传说剃头匠的祖师叫罗祖。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说武则天当皇帝时，她的儿子驴头太子性格暴虐，加上头型像驴，剃头匠很难伺候好他，不知被杀了多少。当时罗祖虽然年幼，但他的理发手艺精湛，当自己的师傅被征召去给驴头太子理发时，罗祖主动代替师傅，凭着高超的手艺赢得了驴头太子的肯定，也挽救了师傅的性命，因而后来被尊为剃头匠的祖师。

清朝定都北京后，下令汉人按满人的习俗剃头留辫。各地衙门招聘训练理发人员，并发以银钱，强令过往人员剃头，违者斩首，时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后来，登门剃头者渐多，衙门便不再发银钱给理发匠人，于是理发便演变成一种谋生的职业，经营方式有开铺子的，有走村赶集流动经营的。流动经营的剃头匠多是肩挑理发工具箱、火炉，用竹竿挑着写有“理发”字样的幌子，或挂三绺头发作幌子，走街串巷招揽顾客。

旧时从事剃头的营生必须拜师学艺，无师者不许营业。也正因为是“科班出身”，所以传统剃头匠在给人理发剃头时，都会以其独特的服务显示其技艺高深，如接骨拿环、刮眼角、抠耳朵、打响锤、按摩等，既为顾客理了发，又兼施健身治疗之术。“握一双拳打尽天下英雄谁敢还手，持三寸铁削平大青世界无不低头”——这幅在旧时颇为流行的理发店对联，便是对理发业工作特点的形象概括。

相公镇小茅茨村人马挺义，现为河东区传统理发手艺传承人。他1939年出生，十六岁拜相公庄李青耀为师，学习理发。二十岁出徒，在相公街出摊从事理发行当，犹擅长理光头、刮脸，手艺娴熟。到现在虽然年近八十，马师傅仍不放下手艺，请他理发的多是老年人。理完发，马师傅还要给客人敲敲头，揉揉脸，转转脖子，每一个流程都一丝不苟。马师傅常说，只要老人们还需要，他的身体还允许，就会一直干下去。

其他“三教九流”。吹鼓手。“吹鼓手”是民间演奏管乐和打击乐的乐队，多用锣鼓、唢呐、笙、笛等乐器。丧事、喜事有人雇用。吹奏的曲牌严格区分喜调和丧调。

剃头匠人（资料图片）

屠宰行。屠宰手艺一般都是家传。农历七月十三日，行业祭祖。正月初六开市。屠户在过春节时，一定要把各种刀具整齐地摆在筐里（俗谓“一顺头”），称“不乱刀”，平时不许别人靠近刀具。1956年私营屠宰业被禁止，由食品站管理屠宰工作。此后，旧俗即废。

簸箕匠。河东出产杞柳，旧时编簸箕、编箢子的匠人较多，除了编东西，他们中一些人农闲时还走街串巷补簸箕、补箢子，河东称作扎簸箕。扎簸箕主要是更换坏了的簸箕舌头和断了的簸箕条子，或者新缠簸箕边。工作时，簸箕匠坐在自带的板凳上，双腿上铺一块粗布，所用工具有刀、针锥、铲、麻绳等，经过簸箕匠的修补，旧簸箕、旧箢子就会焕然一新。

其他的还有“抢刀子磨剪子”的等。抢刀子磨剪子的人，一般以一长条凳作挑担，一头安着磨刀石，一头挑着柳编篮或粗布袋，盛放着其他器具。“抢刀子磨剪子”的人到了一个村后，就会不停地吆喝招揽生意——“抢刀子喽，磨剪子”或“抢剪子，磨菜刀”。旧时，“抢刀子磨剪子”的一般不赶集，只是串乡走巷，有的还挑着简单的铺盖，走到哪里住在那里，可以说过的是一种四处流浪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