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刻葫芦技艺的历史与复兴

葫芦是吉祥物。围绕着葫芦的生长态势、性能与实用，古人不断将感知、希望、幻想加诸葫芦：一是适应性强、长势好、果实累累圆润饱满，令人联想到家族兴旺、繁衍、美满。二是嫩的能食用，成熟的作器皿，既能装固体，也能盛液体，便于携带、储存，象征天生品质，以及被重视、重用，又寓顺利、富裕、如意之意。三是葫芦用来装药，以治病救人，代表医药、保健长寿，驱灾难、避凶险。另外，葫芦所具封闭、包藏的生物性状，诱发古人的想象力及神秘感，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转换其实用功能和属性，使之成为中华吉祥文化的一种承载物。因此，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葫芦，带有神圣性和神秘性。

原始社会的巫师将葫芦作为法器，以沟通天地神，还用来做葬具。1976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兰州市七里河区青岗岔半山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在住室北壁的两个柱洞之间，出土一座瓮棺葬，瓮棺为葫芦形，上下两鼓腹部都有双耳，瓮棺顶部还置有一个单耳彩陶罐。瓮棺葬流行于新石器时代，可能蕴含着让人死后回归他所出生的葫芦母体中去的含义。这种葬具的底部都有一个人工钻制的小圆孔，以供死者的灵魂出入。

有死就有生。葫芦的形状是鼓腹而有细颈的。鼓腹的形象，多籽的特性，很像妊娠女性的身体。原始先民便根据同构的原理产生联想，认为葫芦具有繁盛的生殖力。于是，在其信仰中，就赋予葫芦以人类孕育和出生的母体的象征意义。《诗经·大雅·绵》云：“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这里的“瓜瓞”就是葫芦。葫芦在诗里被隐喻为人出生的母体。在原始观念中，葫芦逐渐由受崇拜的“母体”而转为受崇拜的“祖灵”。人死后，其灵魂也回归到葫芦里或通过葫芦这座“桥梁”返回祖地。因此，原始先民的观念中将葫芦作为祖灵来崇拜，葫芦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祭器，这种祭器既有种植的葫芦，也有制为葫芦形的陶器。兰州市永登县马家窑遗址出土的束腰陶罐就是葫芦形的；甘肃省临洮县出土的一件陶勺，是葫芦纵剖面的形象，就是典型的例证。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先民已经将野生的葫芦驯化为栽培品种，为先民提供现成的器皿和祭器，同时烧制葫芦形陶器，也作为器皿和祭器。刘尧汉提出：

我们根据民族志资料可以推断：世界上凡是远古曾生产葫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器之前，曾使用天然容器——葫芦。^[3]

根据兰州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葫芦形陶器的证据，据刘尧汉推论可知，兰州地区新石器时代就已栽培葫芦了。葫芦经过先民几千年的栽培选育，到明清以来，兰州的葫芦品种多样，有大葫芦，当作瓶子，用来盛菜油、醋、酒、药，或盛水供脚户和行旅的饮水。还有小葫芦，大致有四种，一般用作玩物：疙瘩葫芦，用来装秋蝉，听其吟唱；桠桠葫芦，呈8字形；鸡蛋葫芦，呈椭圆形；小圆葫芦。后三种用来刻葫芦。先是一些市民捏两枚鸡蛋葫芦或小圆葫芦，当作太极球周而复始搓揉，用以健身，搓得时间长了，葫芦黑中透红，光洁润滑。后来，有些好家在葫芦上镌刻图画，逐渐形成兰州刻葫芦技艺以及观赏刻葫芦的民俗。

关于兰州刻葫芦的起源，据徐慧夫根据采访李文斋徒弟王德山、王云山的口碑资料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和平日报》所刊文章，撰写《甘肃“刻葫芦”名家李文斋》一文，说：

创始于清光绪年间，有王裁缝（佚名）者，首镌花草；民国初年，来银娃、王鸿儒（或鸿武）等，继刻刀马人物与名胜风景，均系儿童玩具，售诸街市。至张广建时期（民国三年至十年），张提倡各种工艺，作为官厅送礼之用，于是刻葫芦复经李文斋精心提高，一跃为甘肃特种精巧艺术品。^[4](www.xing528.com)

晚清，兰州城里有个王裁缝，觉着所搓葫芦素面朝天，不大好看，就用针刻画了些花卉翎毛，搓揉之余，用来把玩欣赏。民国初年，兰州人来银娃、王鸿儒（或为王鸿武）在葫芦上刻画刀马人物、山水名胜，拿到庙会、街头出售，于是名噪海内外的兰州刻葫芦应运而生。由于在初创阶段，技艺欠精，画面较为粗糙。

这时，兰州秀才李文斋（？—1938年）大胆创新，凭借他深厚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底蕴，将兰州刻葫芦变为精美的工艺品。他刮去葫芦的表皮再镌刻，使纹路深入木质部，以保持画面长存。然后染上用镪水调制的颜色，最初是红色、黄色，渗入内层，鲜艳而不褪色。后来，根据市场需求，只刻不染，崇尚原色。在内容上借鉴传统书画艺术，以针代笔，诗文书画并举，向雅化靠拢。其代表作有《高山流水》《出师表》《东坡赤壁》《黄庭经换鹅》《竹林七贤》《兰亭雅集》《桃花源记》《凤仪亭》等。笔者亲见他的作品《高山流水》，刻画的是重峦叠嶂、三叠瀑布，古松奇石旁，俞伯牙怡然自得地抚琴，近侧戴斗笠的钟子期，凝神谛听，以至忘却放下柴担，并刻有自作诗与上下款，俨如是一幅诗书画俱佳的杰作。笔者还亲见《婴戏图》，刻在六枚小若板栗的“蛋蛋葫芦”上，小到全部置于手掌都摆不满，均刻古装儿童做游戏的画面：有的竖蜻蜓，有的翻跟头，有的手巾蒙面捉迷藏，有的用小棍支起草帽使之旋转，有的放风筝，形神兼备，尽显儿童调皮活泼的憨态。葫芦的顶部则刻两圈万字不到头花纹。

李文斋所刻《婴戏图》邓明摄

李文斋的这些精美艺术品一上市，大受青睐，官员商贾纷纷购买，或自己清供，或馈赠上司、朋友，不胫而走，流传至京津沪汉等地，乃至海外，水涨船高，一对葫芦也由大洋两三元，涨至一二十元。抗战时兰州为大后方，美、英、苏盟国人士过往兰州频繁，当局多购买刻葫芦作礼品。警察局长沈觐康令李文斋一周之内白刻十对葫芦，以赠盟国友人，李未曾搭理，即被罗织罪名，不幸瘐死。一代名匠被强权扼杀，让人扼腕长叹。

值得万幸的是李文斋的学生王德山、王云山，得以传承他的技艺。王德山擅长刻画工笔仕女人物，形象生动秀美，服饰精美得体，衣折流畅飘逸。其作品多取材《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王云山则多取材于《聊斋》《西游记》，以刻画写意神佛魔怪而出名。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刻制大量葫芦，不仅畅销全国，而且出口海外，换回外汇，支援新中国的建设。

“文革”中刻葫芦被视为“四旧”而被打倒，无人敢刻葫芦。改革开放以来，兰州刻葫芦技艺复兴，一些书刊报纸介绍兰州刻葫芦，未曾查到徐慧夫之文，多有出入。1988年，由赵养廷主编，人民日报社出版社出版的《陇原物华》说：“据《皋兰县志》记载，兰州刻葫芦创始于清朝光绪年间。”1988年，兰州市包括皋兰等三县、城关等五区开始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此前共编印四部《皋兰县志》，即乾隆四十三年黄建中所纂《皋兰县志》，道光二十三年秦维岳等所纂《皋兰县续志》，光绪十八年张国常所纂《重修皋兰县志》，1949年王烜所纂《皋兰县新志初稿》。查阅这四部《皋兰县志》，皆无关于兰州刻葫芦的记载，因为清代及民国间，地方志的编纂者对于雕虫小技刻葫芦等民俗事象熟视无睹，未曾编入县志。这是旧地方志轻视民间技艺的普遍现象，不仅仅《皋兰县志》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