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吸吮着中国特有的文化营养，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军事实践，与西方军事思想相比，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

（一）军事思想的早熟与缓慢发展

在古代军事理论发展史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早熟是举世公认的。当中国社会还处在早期文明发展时，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智慧生命浇灌着古老的兵学之花。我国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兵书大约初始于西周，《周礼》中的《夏官司马》就具有军事著作的内容特征。《尚书》中的“誓”，则类似后代的战争动员令。举世公认的世界最辉煌的古代兵法名著《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兵书，被公认为现存最早的“世界第一兵书”。

相对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学而言，西方兵学的成熟要晚得多。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军事著述和史学著述是不分的，他们还没有按照军事理论的逻辑需要来构筑兵学理论的大厦，而只习惯于在战争事件与神怪传说中夹杂着对战争与军队问题的零星认识。4世纪时，古罗马人韦格蒂乌斯《论军事》一书的问世，才结束了军事著述与史学著述不分的现象。实际上，西方兵学的成熟还要晚些，正如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柯林斯所说：“19世纪以前的西方，军事著作的任务大多留给了历史学家，而且只含着一鱗半爪的战略知识。”而能与《孙子兵法》相媲美的，唯《战争论》而已。

然而，纵观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历史，成熟之早与缓慢发展成为其运行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走过了第一个发展高峰后，中国即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各封建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防止皇权旁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或“杯酒释兵权”，从根本上削弱了兵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唯恐兵书流落民间，或焚书禁书，收归官有；或诋毁淘汰，严审苛选；或以文设狱，大兴讨伐，窒息了学术研究的空气，加上封建王朝的频繁更替，在学术氛围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从而使兵学的研究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曲折缓慢的特点。

孙武及其《孙子兵法》

1.孙武生平

《孙子兵法》产生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末期，它既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据史书记载，它由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著。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为孙子、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吴国名将，主要活动于公元前600―公元前500年，其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期。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军事制度得以健全和发展，在上层社会中逐渐形成尚武习俗。尤其孙武从小生长在一个善于带兵作战的家族，为其学习、继承和总结前人的军事学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孙武在青年时代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后孙武因齐国内乱到了吴国，定居在吴都姑苏（江苏省苏州市）郊外罗浮山之东，结识了从楚国投奔吴国的伍员（伍子胥），两人都因避乱奔吴，理想、志向相投，又都学过军事，懂得兵略，因此成了亲密至交。孙武此时一面潜心研究兵法，观察吴国的政治动向，一面过着半自耕农式生活。

公元前516年，吴国公子光在伍员的协助下，指使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决心同楚国大战。伍员乘机一连七次向吴王推荐孙武，吴王后来决定召见孙武。孙武感到这是一次决定他政治命运的召见，便带上他已经写成的兵书拜见吴王。后得到吴王的信任，被重用为将。

孙武在吴国度过了近30年的戎马生涯，为吴国的崛起和兼并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孙武与伍子胥共同协助吴王治军，并向吴王献抗楚、疲楚的计谋，达到了并楚的目的，并制定和实施自强其力、待机而动、分兵轮番袭楚的方略，使楚疲于奔命，国力耗损。公元前506年，吴王采纳了孙武和任子胥的建议，率部千里奇袭楚国，发动了著名的柏举之战。孙武和伍子胥带领精兵强将，采取正面钳制，争取了蔡、唐两国的支持，从楚国北侧的蔡国和唐国境内举行了近千里的战略大迁回，10天之内，以3万人马战楚国20万大军，五战五捷，袭击并占领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使一个长期雄踞江汉，争霸中原的头等大国丧失了争霸的力量。柏举之战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此间，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以一隅之地而称霸，孙武起了重要的作用。孙武作为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奠基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

（1）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重战思想：《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这段关于战争的精辟概括，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春秋末期，诸侯兼并，战乱频繁，战争不仅是各国维持其政治统治，向外扩张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孙武总结了一些国家强盛，一些国家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的著名论断，这对于人类认识战争的实质，无疑是一个巨大贡献。

慎战思想：“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再复活，所以，对待战争问题，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从这点出发，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能随便用兵，不处在危急紧迫情况下，就不能轻易开战。

备战思想：“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用兵的原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条件。战争立足点要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敢轻易向我发动进攻的基点上。

（2）“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孙子兵法》中的“全”，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一样，是我们研究孙武军事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有十处之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所谓全胜的计谋，就是本篇所说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中的“不战”“非战”都是指不经过直接交战，而不是放弃武装，反对战争。不经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孙武对战争所希望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

对于“全胜”的内容及其方法，孙武做了详尽的分析。“全胜”的内容包括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两个部分。政治战略上，他主张“全国为上”——使敌国完整的降服为上策，实现的方法就是“伐谋”“伐交”，所谓“伐谋”就是打破敌人的战略企图，所谓“伐交”就是在外交斗争上战胜敌人。

孙武“全胜”内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现在“伐兵”上的军事战略——“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这里的“全”，意为使敌人完全降服。正因为孙武把他的“全胜”思想一直贯穿到战场斗争中，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3）“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则百战不败；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可能胜也可能败；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就会每战必败。

孙武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指明了战争指导者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从而提示了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这一思想是极富科学价值的，自有战争以来，古今中外的战争指导者，都不能违背这一规律。

另外，还有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等。

3.《孙子兵法》的影响

《孙子兵法》现存仅为13篇（“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约计6000字，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是现存古书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世界兵书“鼻祖”等。

中国历代兵家名将无不重视对其研究与应用。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对《孙子兵法》评价极高，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2000多年的兵书有13篇，那13篇兵书，便成为中国的军事哲学。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等都十分重视对《孙子兵法》的学习和研究。(www.xing528.com)

《孙子兵法》在国外久负盛名。在唐朝初期，《孙子兵法》传入日本，18世纪下半叶传入欧美等地，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现已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他们把孙武推崇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称《孙子兵法》为“兵学圣典”和“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拿破仑，在戎马倥偬的作战间隙，手不释卷地披阅《孙子兵法》。德皇威廉二世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在没落的侨居中，不禁兴叹：“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不至于遭受亡国之痛苦了。”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影响。

《孙子兵法》在其他社会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哲学界，《孙子兵法》被公认为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为它全书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色彩，是一部有深刻含义的战争哲学。在文学界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准确、简练，修辞方式丰富多彩，文义精辟，是一部难得的优秀文学作品。

总之，《孙子兵法》是古今中外军事学术史上一部出类拔萃的兵书，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尊崇，并且现在仍享有巨大声誉和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军事理论名著。

（二）非兵家论兵与舍事言理的论兵传统

非兵家论兵是中国军事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又一个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论兵者非止兵书。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兵书的形式出现的，它最初散见于国家的典章法令和其他文献中。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史料中，就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军事思想的内容。诸子著作中的论兵篇章，不仅规模恢宏，论述精深，而且所反映的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这些非兵书中的军事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军事问题的普遍认知，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言兵者非止兵家。兵家是古代军事家和军事著述家的总称，是专门研究军事问题的一个学术流派。除兵家之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类。这些不同的学术流派，都有各自完整独立的研究方向和思想体系，然而，他们以各自学派的研究方向为主的同时，又都兼论军事，并且围绕当时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哲学、道德、法律诸多领域的问题，相互争鸣，各抒己见，不仅活跃了学术研究的空气，也推动着古代军事思想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

言兵却不限于兵。在中国古代不论是兵家言兵，还是非兵家言兵，并不是就军事研究军事，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人文、自然、心理、艺术等有关因素摄于一体，以“欲明兵法，先明方略；欲明方略，先明史事，取古今战争得失之数，设身处地以求之，博习其故，可以得实理”的严肃的史学态度和很高的军事哲学修养，从哲学的高度观察、评论战争，解释战争运动的条件，揭示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形成“舍事言理”论述军事问题的传统，从而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具有较强烈的哲学思辨性、较高的理论概括性、较深远的宏观超前性和较广泛的社会通用性。

（三）崇尚道义与追求和平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从来就把崇尚道义，追求和平作为研究军事问题的价值取向。这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反对扩张、知足戒贪传统思想文化的积淀及其在军事思想中的反映。早在先秦时期，兵家就把“止戈为武”作为思考战争问题的逻辑起点。《司马法》中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明确把“安人”“爱其民”“止战”作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孙子兵法》中则把“道”作为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军事战略的最高境界。秦统一后，繁衍、生息在多民族共同体之中的中国人民，不论朝代如何更替，信仰如何不同，都始终保持一种对和平的热切向往和不懈追求，对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和极力维护，这种传统思想文化经过长期的积淀和升华，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观念，即“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这种传统观念代代相因，发扬光大，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

（四）贵谋贱战与以智驭力的战争制胜模式

在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宝库中，丰富多彩的奇谋方略最引人注目。翻开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其中对战争的记述，无不在运筹帷幄的谋略上浓墨重彩，精雕细刻，而在战争经过的描写上则是惜墨如金，语焉不详。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人们膜拜的不是手持丈八长矛、一声怒吼吓退百万大军的张飞，也不是碧眼苍髯、手持两把板斧有进无退的李逵，而是羽扇纶巾、布衣草履的诸葛亮、张良，因为前者被视为一介武夫，而后者才是智慧的化身。孙武及其他历代兵学家，对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战争经验和重视谋略运用的传统思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孙子兵法》中所提出的“十二诡道”，《百战奇法》《三十六计》中所概括出的130多条战争法则，都是熔炼中国传统谋略思想而形成的纯真结晶。这些耳熟能详、出口能诵的奇法妙计，是中国传统战争智慧得以存在并不断深化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

第一套 胜战计

第一计 瞒天过海 第二计 围魏救赵 第三计 借刀杀人 第四计 以逸待劳 第五计 趁火打劫 第六计 声东击西

第二套 敌战计

第七计 无中生有 第八计 暗度陈仓 第九计 隔岸观火 第十计 笑里藏刀 第十一计 李代桃僵 第十二计 顺手牵羊

第三套 攻战计

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第四套 混战计

第十九计 釜底抽薪 第二十计 浑水摸鱼 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第二十四计 假道伐虢

第五套 并战计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第六套 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