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与内容发展

根据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孕育萌生时期、系统成熟时期和后续发展时期。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孕育萌生——夏、商、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

夏、商、西周（公元前2070―前770年）是奴隶制国家开始出现、形成并发展至顶峰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想孕育和萌生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国家机器很不完备，社会组织也相对简单。

当时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夏代以木、石等自然兵器为主，商和西周时代的武器装备，则以青铜兵器为主，且工艺纯熟，制作精良。战车，在夏代即已出现，但由于制作技术和材料的限制，那时战车的数量很少，仅限于高级指挥官乘用；至商代，战车制作技术已经成熟，使用规模也逐渐增大；周代，战车已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

就兵制而言，夏代，因为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不能养活过多的脱产军人，那时国家还没有常备军。平时仅由少数不需要参加生产劳动的上层贵族组成卫队，担任王室警卫。一旦发生战争，王室便临时征集平民组成军队进行作战。夏代军队的主要兵种是步兵。商代，军队主要的作战力量依然来自民军制，但是，已由原来的临时征集发展为有预定编制和隶属关系的民军制。商代军队有步兵和车兵两个兵种，步兵为主，车兵为辅，步兵和车兵分别编组作战。西周，王室组建了规模庞大的常备军。除王室军队外，其他诸侯国，也依爵位高低组建了常备军：方伯二师，诸侯一师。军队的兵种依然是步兵和车兵，但随着战车数量的增多，车兵遂发展为主要兵种，车战也渐成主要作战方式。

夏、商、西周三代的战争，概括起来有三种类型。一是王朝更替的战争，如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周灭商的牧野之战。二是巩固统治的战争，表现为镇压反叛方国及抵御外族方国侵扰的战争，如夏启伐有扈之战。三是扩大统治的战争，即为了掠夺奴隶和财产而对外族方国攻伐的战争。当时的作战方式，步战则以密集队形正面冲杀，集团肉搏；车战则摆开宽正面的方阵队形，往复格斗。

夏、商、西周时期，人们对许多社会现象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懵懂状态。对于战争的认识也是如此。这一时期，人们对于战争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对战争问题的蒙昧认识——天命论的战争观。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上天已经厌弃了一些人，而授权另一些人对之代行天罚。因此，对于战争的起因、战争的胜负乃至战争的发起时间、战争的方法等，认为只有上天才能决定，所以，每次战争都要以占卜的形式向上天请命，预测吉凶。举凡军队的组织、集合、出发、进攻、防御、侦察、驻扎，仗该打不该打，打得赢打不赢，等等，都要请上天说个明白。

第二个层次：对战争问题的感性认识——惩罚论的战争观。认为上天之所以要以战争的方式、征伐的手段、剥夺其权利和地位的结果对一些人进行惩罚，是因为这些人有罪，罪在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价值观——敬天保民，这些人上不敬天，下不恤民，自然应该受到天谴。

第三个层次：对战争问题的能动认识——朴素唯物论的战争观。透过王朝更迭战争，得出了“天命靡常”“天不可信”的结论，对神灵之天的存在产生怀疑与动摇，对神灵之天的作用也产生了怀疑与动摇。进一步认识到，天是没有什么意志的，所谓天的意志实在是人民的意志，是人民的意志决定了国运的兴亡与战争的胜负。当然，这种认识离历史唯物论的科学认识还差之甚远。但是，就是这种认识，已经踏进了真理的门槛，决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导倾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当时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决定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所以，战争问题便成为当时人们研究的重大课题，也因此形成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当时，就已有专门论述军事与战争问题的典籍问世，如《军政》《军志》《令典》。这些书早已散佚，但从一些古籍中引用的语录来看，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此外，在《尚书》《周易》等当时即已成书的典籍中，也对战争与军事问题有大量论述。这一时期军事思想主要成果有：

1.推崇正义战争，主张师出有名

《周易·师》卦辞说：“师贞，丈人吉，无咎。”意谓兴兵打仗，首先要把握的是战争的性质和将帅人选的确定，只要坚持正义的战争，又有德才优秀的将帅的指挥，就能取得胜利，就不会有什么祸患。因为正义战争可以获得广泛支持，利于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可以鼓舞己方斗志而瓦解敌方士气。所以，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军事斗争中，无不通过揭露对手的罪行来证明己方行动的正义性。

2.关注制胜要素，强调德胜为先

《军志》说：有德不可敌。这一观点可说是三代时期军事思想成果的最重要成绩。它体现了把政治作为重要的制胜要素，是政胜思想的反映。这一观点也在当时被反复强调。西周统治者一再申戒要实行“敬德保民”的思想就是事例。此外，其他诸如对战机、地利、人和等制胜要素的论述，也多有所见。如《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讲的是要争取先机之利；《军政》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讲的是对战机和形势的把握；《军志》讲“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讲的是地利；《周易·晋·六三》说“众允，悔亡”，讲的是人和。

3.从严治军，师出以律

《周易·师·初六》讲“师出以律，否臧，凶”，意谓出师打仗，必须纪律严明，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就会吃败仗。因此，从严治军，三代一以贯之。如《尚书·甘誓》，夏启命令众人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汤誓》，商汤则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牧誓》，周武王说：“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予尔躬有戮！”

4.全局运筹，重计尚谋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评价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伊尹、吕尚，殷、周之重臣，乃智慧超群之人。殷周之兴，原因固多，而伊尹、吕尚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却是至关重要的。如对敌用间，掌握敌情，离间敌之内部力量，用阴谋以倾政；实行德政，笼络人心，争取与国；佯顺敌意，韬光养晦，麻痹敌人，积蓄力量；剪敌羽翼，孤立强敌，营造有利态势；善择战机，突然袭击；见善勿舍，时至勿疑，决心坚定，指挥果断等。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逐步成熟——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也是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发展，军事思想的发展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产生，把古代兵学理论推向了时代的高峰，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并在社会变革中逐步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军队的武器装备，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有了一个大的飞跃。铁兵器已广泛运用，兵器的杀伤力大大增强。兵器种类日渐繁多，兵器分类明确，性能各异，逐渐趋于制式化、系列化。除野战兵器外，攻城守城的兵器，各种渡河器材、工程作业器材也都各成系统。已初步形成了冷兵器时代兵器的结构体系。

这一时期兵制的改革尤为显著。首先是打破了西周关于军队限额的定制，使限额军队建制向无限额军队建制发展。诸侯国无论爵位高低，均可称其所能，依其所用建立自己的军队。其次是突破国野限制，扩大兵员范围，完成了世袭兵制向征兵制的转变。再次是南方诸国普遍建立了“舟师”，至战国时骑兵已成为一个重要兵种。

这一时期，战争，特别是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战场范围扩大，军队机动频繁，强调军队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因而，车战便由兴盛而衰弱，代之而起的是步战、骑战与城战。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用兵数量越来越多，战争的连续性、持久性增强，战略、战役、战术的思想和行动逐渐产生，阵法、战法也呈现出多样化。为了守疆卫土，筑城建塞的军事工程迅速兴起，一些诸侯国开始在边境修筑长城。

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迫切地呼唤着军事理论的指导。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思想方法；多种多样的战争实践，又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取得的军事思想成果尤为丰富。

1.对战争本质的理性思考

对战争本质进行理性思考，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于战争起因的研究。认为战争并非是上天的安排，也并非是自有人类就有战争，而认为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战争产生的原因是物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吴起对战争的基本原因进行了这样系统的理论概括：“凡兵之所启者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其一，认为战争、军队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举措。孙子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管子说：“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其二，认为战争是由政治派生的，战争是现象，政治是本质。《尉缭子·兵令上》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其三，认为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孙子论兵就着重提出了“道”的概念，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主有道，上下方能一心，上下一心，就能胜利。《管子·重令》则指出：“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其四，认为军事政治必须密切结合，互存互用，方能保证达成意图。孔子就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事。”(www.xing528.com)

关于战争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认为战争是一种对社会财富消耗极大的活动，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战争便无法进行。如孙子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管子则明确指出：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孙子还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因此，富国才能强兵，发展国家经济，是强兵的基础；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关于战争性质的研究。认为就战争本身而言，有义战，有非义战。其正义性应从从事战争一方的动机与效果来判断的。《左传》中讲，武有七德，即“禁暴、戟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文子》则认为战争有五种情况：“用兵者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诛暴救弱，谓之义。”认为：义兵，则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能顺应人民的愿望。因而，应拥护正义战争，实行正义战争，这样，就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就能“王天下”。因此又说：“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晏子也说：“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够服天下。”

2.完整系统的治军之道

春秋时期，天下纷争，战乱频仍，欲保全国家利益，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在建军治军方面，首先，强调必须“立法定制”，必须坚持依法建军，依法治军。其次，要发展精兵利器。兵器，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军队所以能履行使命的手段。墨子说：“库无备兵，虽有义而不能征无义。”管子也说：“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器械功，则伐而不废”“不能致器者，不能制政”。其次，要教戒为先，以治为胜。《司马法》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孔子也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军队只有经常性地进行严格系统训练，才能出战斗力。所以，强调把军队训练成明礼义、知荣辱、明法令、知进退、技艺精、善于战的威武之师。最后，按名督实，选将任将。将者，国之辅也。孙子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因此，必须按照“智、信、仁、勇、严”的标准选将任将。

3.谋深计远的全胜之策

全胜思想是孙子战略指导思想的核心。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自己。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胜利。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全胜的最好方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要方法途径就是“伐谋、伐交、伐兵”。伐谋，就是要掌握敌人的战略动向，洞察敌人的战略意图，通过釆取综合行动，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抑制敌人的意志和行动。伐谋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修明政治，内圣外王，增强综合国力，既求德胜政胜，又要威慑敌人，即所谓战争于朝廷。伐交就是通过外交斗争，瓦解敌人同盟，使其“交不得合”，迫于势单力孤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同时还要扩大巩固己方联盟，争取最广泛的支持。伐兵就是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对敌造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使敌不敢轻易挑起战端。伐兵是伐谋伐交的重要依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伐谋伐交就是一句空话。

为谋全胜，必须进行精心策划。即庙算，充分发挥一切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抑制敌人的战斗力要素，进行最优化决策，以达“兵未接而夺敌”之效。

实现全胜最基本的要求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此，必须重战、慎战、备战。必须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必须安不忘危，保持经常戒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4.丰富多彩的作战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大发展时期，因而也是作战理论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这些作战理论，揭示出了战争指导的基本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知行统一的战争指导观。知行统一，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古代军事理论家中，孙子第一个提出了“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的战争指导中的真理性认识。这一认识，彻底摈弃了战争认识上的天命论和不可知论，反映了普遍性的军事规律。战争实践告诉人们，“知”是指导“行”、至于“胜”的必要前提。对于敌情、我情、天情、地情，知之愈细、知之愈确、知之愈准，则愈有助于科学决策和行动，取胜的可能性愈大。因而孙子又进一步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识众寡之用的以劣胜优观。兵力数量的对比是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常理，众者胜，寡者败。故孙子说：“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但孙子并不是机械僵化地进行兵力对比计算，而是把如何巧妙地运筹战场上兵力对比的关系作为发挥指挥艺术的平台。识众寡之用，其核心就是巧妙地釆用谋略艺术，改变战场力量对比，使战场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造成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敌的态势，变寡为众，出奇制胜，消灭敌人。正确地掌握众寡之用的方法，就是在全局兵力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而自己则相机集中兵力于一处，创造局部优势，各个消灭敌人。即孙子所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而为一，敌分而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也。”而在战场态势的营造上，要懂得奇正之变，巧妙运用示形、虚实、造势等战法，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灵活应变，出奇制胜。

贵胜不贵久的制胜理论。在战争指导上，古今中外无不要求速胜。欲达速胜，就必须准确料敌，发现敌人弱处，制造敌人失误，打击敌人要害。“批亢捣虚”，则易速胜。

践墨随敌的用战原则。践墨随敌，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践墨，是说用兵作战要遵守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原则、原理、方法，即顺应战争的一般规律。随敌，是说要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灵活采用作战原则，而不是生搬硬套作战原则，机械地执行作战计划和命令，只能招致失败。所以孙子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后续发展——秦至前清时期的军事思想

秦至前清（公元前221―184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及全面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军事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秦以后，就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到了汉代，已完全淘汰了青铜兵器。炼铁技术的进步使军队武器装备的攻击性能和防护力不断提高。唐代中期发明了火药，宋代初年火药应用于军事，由此，拉开了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过渡的序幕。北宋初年，已开始用火药制造燃烧性兵器；南宋时期，爆炸性火器已普遍用于作战；元朝初年，金属火铳已创制。之后，至明清两代，其他形制的火枪火炮也相继用于战争。

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中央集权军事领导体制不断得到强化和完善。皇帝对军队拥有最高的统治权，皇帝以下，设置中央军事行政和军事指挥机构，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实施有效控制。其次在兵种结构上，步兵、骑兵为主要兵种，舟师仍在发展，火器部队——神机营、炮手营也先后出现。

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异常丰富。战争的类型，有王朝更迭的战争、封建军阀割据战争、实现统一和维护统一的战争、巩固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等。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发展的特点：一是兵家思想与儒道思想合流，儒道文化对兵学思想产生了重要而有系统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结合，举事明理。先秦论兵言简意赅，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兵书，既有对古代兵法的诠释，又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还有对解决当代现实军事问题的理论研究，论据充足，论证充分。三是形成了完善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对前人军事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许多创新性发展；在对先秦兵书进行整理编纂的同时，又有大量新的兵学著作问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已蔚为大观，形成体系。

1.臻于完善的战略思想

战略思想在先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运用更加灵活，理论更臻完善。主要表现为：军政并举的战略观。秦及其以前，战争频繁，几乎国无宁日。所以当时战略思想的建构，主要是立足于指导战争的思考，治国方略偏重于武功。汉以后，天下统一，人心思定，战略思想必须实现由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的转变。战略思维，不能仅囿于军事方面的考量，必须克服秦时主张的“克难平乱，非兵不济”的偏颇认识。必须站在国家全局的立场上，着眼于长治久安，以大战略的眼光去思考。所以产生了“文武并用”“文武并兴”的战略思想。制定战略，必须首先确立政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战略目标，必须以修政、政胜为本，必须实行德治义化，实行仁政王道，同时也必须富国强兵。

攻守相谐的战争指导理论。攻与守，是辩证的统一。先秦的兵书兵论中，论攻多，论守少。秦的战争实践，也是攻多守少。秦以后，天下大定，无论就战争指导的基本规律看，还是从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看，在战略制定上，都要辩证地处理好攻与守的关系，要审时度势，知攻守之宜。

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适应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需要，还对根据地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以及本土战略防御思想有所论述。

2.长治久安、因情设策的国防理论

与春秋战国时相比，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是：大部分朝代，都是国家统一、政权稳定、边界线固定，而与周边民族间的矛盾突显。因此，国防便成为这一时期巩固国家政权、维护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第一是确立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国防指导思想。第二是采取了徙民实边的守边策略。秦以后，由于边界线长，地处偏远，边境地区人口少，自然环境较差，守边的最大问题是给养需依靠战略后方供给和兵力向前线调动。秦时靠征发士卒，轮番守边。此举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造成国内矛盾重重。引发反抗秦朝统治战争的导火线，就是征发戍卒问题。所以，汉文帝时，晁错就建议说：“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从汉至清，这一策略一直坚持不辍。第三就是怀柔德化、民族和睦的边疆政策。实践证明，无论是汉唐，还是明清，只有当国势强大时，这一策略方可奏效。第四是筑长城，建要塞，守边关，控险要。著名的长城防御体系，从先秦到晚明，将近2000年时间，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明清时代，为了抵御倭寇的侵袭，就在沿海要点建塞筑城，设兵布防，建立了多层次的海防体系。

3.不断创新的作战思想

由于战争实践丰富，作战手段发展，作战方法多样，所以这一时期的作战思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是十分重视用谋。曹操就说：“欲攻敌，必先谋。”而在谋略运用中，又提出了“心战为上”的作战指导思想。其次是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思想，战略上如此，战役战斗上也如此。再次是“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的作战指导思想。每一场战争，每一次战斗，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釆取相宜的策略和方法。诚如岳飞所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