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古代的国防
1.我国古代的兵制建设
我国古代国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兵制建设。兵制，就是军事制度，现在称为军制，它包括武装力量体制、军事领导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早在夏初，王已控制了军事大权，已有对参战人员编组和奖惩的规定。商和西周时期，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士卒主要由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一般只随军服杂役；车兵为主要兵种，师为最高建制单位。这一时期，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已产生并有初步发展。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各诸侯国开始实行兵制变革，废除奴隶不能充当甲士的限制，施行武官任免制度；车兵地位逐渐下降，步兵地位逐渐上升；依户籍定军队的编制，军为最高建制单位。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开始确立，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兵制也有很大的发展。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兵役制度上，打破了世袭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剥夺私属武装，集中军权，统一军队，文武分职；凭玺印、虎符任将发兵；建立按军功晋爵升赏制度；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这一时期，学术上百家争鸣，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逐渐成熟和军事制度体系的形成。
自秦统一中国到清末，历代封建王朝根据各自的需要和条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帝王的军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便于帝王控制的统帅指挥系统；常备军按任务或武器编组，并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建立武库、粮储和运输制度，主要武器装备和军需物品由国家监制和供给；因势采用征兵制、募兵制、世兵制等，多数以农民为军队的主要成分。兵制的许多内容通过法律形式颁行，如唐朝的《卫禁律》《捕亡律》《擅兴律》《军防令》等，对军队的组织编制、番上宿卫、屯田戍边、兵役军赋、军队调发、军需补给、驿站通道、武器制造和配发、厩库管理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一时期的帝王、政治家、军事家对兵制的研究和改革，也推动了兵制建设的不断发展。
2.我国古代的边防、海防建设
万里长城
边防、海防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古代的边防建设主要是修筑防御工程和实行实边、固边政策。著名的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构筑的以长城城墙为主体、与其他工程设施相结合的连续线式防御工程体系，是城池筑城体系的发展和运用。长城据险筑墙、关堡相连、烽堠相望、敌台林立、层层布防，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秦统一之后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中，都发挥过重要的防御作用。
西汉文帝、景帝时期，为防御匈奴的一再侵犯，积极推行实边固边的政策。一是在边关要地配置边防军，包括边境上的郡国兵和屯田兵，依靠边郡太守和都尉率兵防堵匈奴的进攻。二是输粟实边。文帝时，晁错提出奖励百姓输粟实边的政策，依百姓输粟多少，赐给一定的爵位或赦免其罪过，并令人粟者将粟运至长城沿线，待边境一带粮食充足后，再运至内地郡、县收藏。这一政策的实行有效地巩固了边防。三是徙民治边。组织徙民在边境要害之处建立城邑。由有才能、习风俗、知民心者充任首领。首领平时组织徙民训练，战时则率徙民抗击敌人。
每个城邑都成为坚固的军事要塞，有效地加强了边境地区的防御。汉武帝驱逐匈奴之后，在西北边境地区大量增设新郡，并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屯田，使数十万边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戍卒无饥饿之忧，国家无转运之劳。屯戍军队与大量移民共同守边，且耕且守，较之“徙民实边”更为扎实有效。
我国古代的海防建设是从明代开始的。为防止倭寇的偷袭和骚扰，明王朝下令禁海，并在沿海的主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堡、寨、墩、烽堠和障碍物相结合的防御工程体系，有效地抗击了倭寇的侵扰。
（二）我国近代的国防
19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辟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对外侵略扩张。他们抓住了中国“国防不固、军队不精”这一致命弱点，开始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腐败衰落，国力日趋空虚，国防每况愈下，在外国列强弱肉强食的政策下，中华民族屡遭外敌侵略和欺辱。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71年间，先后有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普鲁士、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日本、墨西哥和瑞士等国家的侵略者践踏过我国的国土，抢掠过我国的财物，屠杀过我们的同胞，参与过损害我国主权的罪恶活动。在此期间，外国侵略者还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500多个不平等条约。每个不平等条约都是对中国最野蛮的掠夺。香港被迫割让给英国，澳门被葡萄牙霸占，俄国侵吞了我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日本占领了台湾及澎湖列岛，旅顺、胶州湾、广州湾等地成为帝国列强的租借地。据记载，在这500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几乎都要求中方支付赔款，少则数十万两、多则上亿两白银。列强的军事侵略，一个个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一次次的割地赔款，使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蒙受了巨大屈辱和损失。当时中国1.8万多千米的海岸线上，竟找不到一个中国自己拥有主权的港口；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在中国内河、领海任意航行，自由停泊于各个通商口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犯罪，中国政府无权审理；外国人在租界地实行殖民统治，形成了“国中之国”，外国人甚至还控制了中国的警察权，指挥中国的外交。整个中华民族美丽富饶的国土被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得支离破碎。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为振兴中国国防，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开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政府却奉行“不战而败”“攘外必先安内”的国防斗争策略，一味妥协退让，出卖民族利益，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陷。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肩负着民族的希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抗击外敌侵略的完全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建设环境，但蒋介石政府背信弃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解放战争，打倒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此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有国无防的屈辱历史。
（三）我国当代的国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建设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恢复阶段（1949—1953年）
这一阶段我国处在外御帝国主义侵略、内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时期。这一时期的国防建设主要完成了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解放了全国大陆和除台、澎、金、马之外的全部沿海岛屿，肃清了大陆上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平息了匪患，建立了边防和守备部队，加强了海上边防的守卫。二是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三是建立、健全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和军事制度。建立了全军的领导机关和各级军事领导机构，加强了对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建立了一支粗具规模的海军、空军和各兵种部队，逐步开始从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全面建设过渡；开办了100余所军事院校，为国防建设培养了大批现代化军事人才；统一了军队编制体制；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www.xing528.com)
2.全面建设阶段（1954—1965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的重大时期。195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是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国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措施，包括精简军队，压缩国防开支，加速发展工业，为国防现代化打基础；加强国防工程建设，在沿海、边防和纵深要地建设防御工程体系；实行义务兵、军官薪金、军衔三大制度；大办军事院校，重新划分战区，完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加强动员准备，建立各级动员机构和动员制度。这些重大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体系。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国防体系基本完成配套，一些领域已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并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3.曲折发展阶段（1966—1976年）
这一时期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保持了军队的稳定，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同时对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始终没有放松，因而保证了我国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的成功。
4.现代化建设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国防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确定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从临战状态转向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国防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把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作为军队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实施科技强军战略，逐步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主动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适应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要求，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推进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实现火力、机动力、防护力、保障力和信息力整体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适应国家安全环境新变化，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贯彻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不断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四）国防历史的启示
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国防史，不难发现，国防的兴衰与各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当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政治修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时候，国防就强盛；反之，当统治阶级走下坡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事孱弱、民族分裂、国内混乱的时候，国防就削弱甚至崩溃。重温这一漫长的国防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1.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
国防的强大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仲就提出过“富国强兵”的思想。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发展经济作为巩固国防、争夺霸权的重要措施。与此相反，各朝代的衰败、灭亡，几乎毫无例外是由于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动摇了国防的根基，使得政权易手。由此可见，只有保证了经济的强盛，才会有强大的国防，才能有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安全。
2.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
政治与国防紧密相关，国家政策的正确与否、国家的政治是否开明、制度是否进步，直接关系到国防能否巩固。我国古代凡是兴盛的时期和朝代都十分注意修明政治，实行比较开明的治国之策。秦原为西陲小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修政治、明法度、发展生产，国力日渐强大，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唐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正是由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国家很快从隋末的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形成了国力昌盛、空前统一的大唐帝国。总之，国防的兴衰、王朝的更替、近代中国的百年国耻，都深刻地告诉我们，政治的昌明是国防巩固的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3.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
我国国防历史给予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面临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关头，只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共同抵抗，才能筑起一道坚强的国防长城，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清王朝晚期，统治者在西方列强的进攻面前，不仅不敢发动反侵略战争，不依靠、不支持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火”，对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反侵略斗争，实行镇压的方针，最终造成屡战屡败的恶果，割地赔款，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击侵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证明，只有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御外侮，打败外来侵略者，使中华民族永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保持忧患意识是国防巩固发展的前提
古人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居安思危方能有备无患。唐代诗人杜荀鹤有这样一首诗：“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迟浩田将军深有感触地说：“这首诗十分形象地告诫人们，在似乎平流无险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失去戒备，从而惨遭‘沉沦’之灾”。和平环境的客观存在容易使人忘却忧患，沉湎于和平景象之中，滋生和平麻痹的思想，从而埋下了沦亡的祸根。“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历史的教训告诫我们，时刻保持忧患意识，真正构筑起心中的长城，国防才能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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