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政府与社会投资比例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个人投资增长迅速。2001～2009年的10年间，虽然政府依然是普通高等教育投资的绝对主体，但其投资的比例下降。依据高等教育投资的获益原则和能力原则，结合各国的高等教育实践，政府作为高等教育最大受益者，支付能力最强，高等教育投资所占比例不能低于一半；社会作为最直接受益者，支付潜力巨大，高等教育投资所占比例应为三分之一左右；个人收益下降，支付能力有限，高等教育投资所占比例不应超过五分之一。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提升了中央财权，大部分事权却给地方政府，这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减少公共服务，比如公共教育的供给。地方政府官员间的晋升锦标赛使地区间竞争日趋激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投资基础设施来发展经济，从而忽略了高等教育投资。
政府高等教育投资机制中，政治过程[21]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政府财政支出总量中，高等教育经费占有多大比例、为谁提供，一般由一个政治过程来决定，是利益相关者在政府投资决策中博弈的结果。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各相关部门、高校、社会团体乃至家庭。教育部门代表着高等教育机构的利益，就高等教育经费预算与财政部门进行谈判；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经费的直接受益者，又会将期望的经费水平和分配方式表达给政府部门，为自己争取资金。在西方议会制国家，高等教育的预算一般是通过在国会中不断的争论而确定：如在英格兰，各政治团体就高等教育投资资金总额不断地讨价还价，最后由国会审批确定。美国德克萨斯州自2000年10月开始至2015年，实行缩小高等教育差距的计划（Closing the Gaps Higher Education Plan）。该方案起源于州内公民对日益扩大的高校差距的不满而促使政府采取的行动。实行该计划，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将总共增加52亿美元的拨款。[2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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