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成本分担理论三个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是西奥多·W.舒尔茨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受到许多国家的推崇，成为扩大高等教育投资、促进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理论依据；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财政危机的出现，仅靠政府不能够满足高等教育的经费需求，约翰斯通于1986年提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公共经济学将产品按其性质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而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从而为政府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找到了理论依据。
1.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35]公共产品理论认为，社会产品分为三类：纯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是指任何一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别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36]“所谓纯公共产品，是指能够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且通过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产品”。区分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基本标准是该物品是否具有竞争性（rivalry）和排他性（exclusion）的特征。[37]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消费者的受益，也不会增加社会的整体成本，许多人可以同时消费同一种产品，即该产品一旦被提供，其他人消费它的额外资源成本为零[38]。非排他性，是指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无差别地由应当享受的每个社会成员共同享用，一些社会成员的享用并不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享用[39]。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对应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政府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由于存在“搭便车”（Free－Riding）[40]的可能性。因此，作为理性生产者的私人不愿提供这种免费商品，政府投资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方式，“政府在解决公共产品所产生的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它们有强制公民为公共产品收费的权力”。[41]
高等教育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不是所有适龄的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在高校拥有教育资源和招生人数既定的条件下，一部分学生享受高等教育，客观上就会排斥其他未进高校的学子对高等教育的享受。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资源是一定的，也是短缺的。一个学生获得多了，另一个获得就必然少了。
2.成本分担理论。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出现了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一方面是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投入和产出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对质量提高而带来生均经费支出水平增长。[42]1984年，布鲁斯·约翰斯通提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这一理论很快得到学术界认可，并成为高等教育收取学费补偿部分成本和实行学生贷款的理论基础。布鲁斯·约翰斯通出版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一书，认为高等教育成本的承担者是：政府或纳税人、家长、学生、个人和机构捐赠者。约翰斯通之所以把家长和学生本人分别作为独立的成本分担者，是因为学生分担和家长分担的理论和实践完全不同。家长分担成本的理论依据是在其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支持经济尚未独立的孩子读书，分担形式是即时的支付学费，学生分担成本的理论依据在于受教育者个人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和非经济的收益，分担形式是延迟的支付学费；而即上学时通过助学贷款支付学费，工作后偿还。[43]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理论核心理念是：①将一部分成本向支付得起学费的家长转移，同时向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提供资助。新自由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考虑以下四种因素，让家长和学生分担部分成本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一是高等教育仍然由少部分人享有；二是那些少部分人主要来自中上阶层家庭；三是政府用于支持所谓“免费”高等教育的税收大部分由中等或中下阶层的纳税人承担；四是根据经济需要或经济状况提供的奖学金和容易获得的助学贷款有限。②成本分担更有效率，使高校更关心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无论是公立或私立的高校都必须为生源而竞争，并为效率低下和不关心社会需求而付出代价。这样，高校才有可能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它的运转才不只是为了政府、高校和教师利益，更是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③让家长和学生个人分担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成本能极大地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按时毕业。成本分担理论从受益的角度确定高等教育投资的原则，并充分考虑投资主体的负担能力，即分别从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分析高等教育的投资原则。[44](www.xing528.com)
3.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在职培训、迁移、健康等形成的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理论有一个产生、发展与完善的过程。17世纪，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们开始了对人力的关注。他们认为，有用的能力是通过成员的教育、训练获得的，政府对教育进行投入是必要的，“只要花很少的钱，国家就能方便、鼓励，甚至强迫全体人民必须获得这些最主要部分的教育”。[45]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资本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46]19世纪40年代，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各国现在的状况是我们以前许多时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积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他主张：“一个国家的最大部分消耗，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育。”[47]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正式将教育作为投资进行了表述：“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有利的。”马歇尔还对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进行了阐述，“如果这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则他们对国家物质财富（且不说更高的目的）的增加，等于补偿发展这些才能所需要费用的许多倍。”[48]马歇尔认为，教育应作为国家的投资培养出人才，可使大多数人的潜在才能得以发挥。
人力资本理论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和明瑟。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理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R.E.Lucas）和罗默（P.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成功地解释了知识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揭示了推动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和各国收入差异的原因[49]。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集中在五个方面：①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概括地说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力的全部开支；②在职培训，包括由商社组织的旧式学徒制；③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④不是由商社组织的成人教育计划，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校外学习计划；⑤个人和家庭进行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50]人力资本理论着眼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投资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无论对于受教育者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有非同寻常意义，“教育远不是一种消费活动，相反，政府和私人有意识地作投资，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它蕴藏在人体内，会在将来作出贡献”。[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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