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协进社与学界的联络

1.郭秉文

郭秉文先生是“学贯中西的教育理论家，真抓实干的教育实践家，勇于创新的教育改革家，具有国际影响的教育活动家”[5]，也是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近代巨擘和全面学习美国教育的先驱。郭秉文，字鸿声，原籍江苏江浦（今南京浦口），出生于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1896年毕业于上海的基督教教会学校——清心书院，是中国最早一批接受新式教育洗礼的学生。适逢中国教育向现代教育发展过渡的起步阶段，目睹“国事败坏”，郭秉文“思有以革之者”，“盖以为非振兴科学，无以救亡图存，而培养人才，则有赖于教育”，于是“担簦负笈，游学于美”。[6]

1908年，郭秉文赴美国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自费留学，就读期间，担任学校主办的《伍斯特之声》的主笔和中国学生协会总秘书，并且是以训练演说和辩论艺术为主旨的雅典娜俱乐部和林肯俱乐部的成员。[7]1911年，郭秉文在伍斯特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1912年获得硕士学位。1914年，郭秉文任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会刊《留美学生年报》主编，该刊一年四册，用汉文发刊，仿杂志体例，旨在“使国人略知留美学界情形及美国之社会风俗”[8]。同年，他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的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第一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9]。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郭秉文的博士论文首开中国留学生以本土教育问题为博士论文选题之先河，充分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精神和为祖国服务的鲜明学术倾向，“实际开启了中国由借鉴和模仿日本教育学转为引入与建立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并结合本国实际开展教育学研究的进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郭秉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教育学），意味着中国教育学人正式进入国际教育学界一试身手，试图对人类有所贡献”[10]。郭秉文对中国教育制度的论述虽然稍显生硬与简单，但在略古详今中却屡有创见，具有极强的现实感与理论意义，闪耀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学到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光芒。

郭秉文与后继者一起，为西方学界提供了一个更深入了解中国教育的机会，也引起并强化了美国知名教授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极大兴趣。1917年6月，清华学校奠基人周诒春校长，在对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高等科毕业生训辞中，曾赞扬郭秉文等欧美留学毕业生的博士论文，强调中国留美学生探究国内国计民生问题的特殊意义：“他日作毕业论文时，能择关于中国之学术、政治、社会、实业等为题，或以中国与他国于此事互有关系之处为题更妙。盖外人对于吾国之情势尚多不甚明了，诸君以此紧要问题立论，不特在我经一番研究，鉴于人而观我更明，即外人读此，亦可渐除其隔膜，而顿起其尊敬之心也。”[11]

据元青教授统计，20世纪上半期留美生有关中国题材的博士论文共计314篇，占同期留美生博士论文总数（1323篇）的23.7%，数量相当惊人。将这些论文进行现代学科细分，结构如下：教育学61篇，经济学54篇，政治学45篇，法学27篇，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33篇，历史学30篇，哲学19篇，文科其他学科（图书馆学、语言学、文学、音乐学等）14篇，自然科学31篇。涉及学科及专业领域极为宽广，特别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囊括所有学科及专业方向。论文涉及的具体研究题目，就更加丰富多彩。这些中国问题博士论文，毫无疑问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留美学生艰苦的学术努力，其蕴含的学术价值理念、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的深刻影响、留美学生个人的学术趣味与前途谋划，都显露无遗。[12]

通过梳理民国时期留美生写作的314篇有关中国问题博士论文可以发现，中国教育问题是留美生最关注的领域，绝大多数研究的是具体的中国教育问题，几乎占到全部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的五分之一。其可观数字，真实反映了民国一代中国海外学子对教育在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高度认知。中国留美学生怀抱“以振兴教育为职志”的信念赴美学习先进教育，其本身就是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结晶，他们的教育学博士论文更是集中代表了这一历史真实。这些论文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探究教育的多元社会功能及其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等鲜明特点，较少纯学理、理论性的研究，更多的是紧密结合中国教育现实，其彰显的最鲜明的学术价值取向就是学以致用、教育救国、教育报国的强烈现实观照，即通过教育研究解决中国现实教育问题，推动中国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对纵深开拓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六年多的留美教育，使郭秉文学贯中西，兼通文理，获得坚实的理科基础和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他以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理论基础，运用西方教育学术范式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力求中西结合、经世致用，建构了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他从比较教育的研究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立场，在系统梳理和解释中国教育制度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对中西教育制度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分析，总结传统教育的精神特征，为其后办学奠定了宽厚的学术和思想基础。郭秉文选择教育作为专业方向，其兴趣点主要在于教育改革的力量，正如他在博士论文中所言：“现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为一枢纽，牵动各种改革事业，皆随之而变化；因为教育为国家造就栋梁之才，置国家磐石之坚。”[13]该观点与国内“教育救国”的舆论遥相呼应。

1915年，郭秉文的博士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英文本，191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实为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一大创举，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与教育影响。它的面世，及时让美国人民了解到中国历史上的悠久文明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孟禄应邀欣然为郭秉文的博士论文中文版作序，高度评价其价值：“东方之聪睿者，亦深明西学之需要而研究之矣。然东方之学问、理想、精神、功业，西人尚未有竭诚以求之者也。斯书为郭博士所著，专述东方一大民族最近之急于探究西学，而又以中国历来进化之迹，与教育制度之沿革，表显于世。西人获此，庶几于东方情形，略窥一斑乎。”[14]故予以大力肯定与推介。“毫无疑问，该书是对美国中国学的一大贡献，且其双语出版在中美教育界带有开创性的意义。”[15]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求学经历不仅使郭秉文构建了中西合璧的知识体系，而且也成为他“在留学生群体中获得社会声望、积累人脉的关键时期”[16]，为其日后的教育改革活动奠定了知识、能力和人事关系方面的坚实基础。

学成归国之后，郭秉文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教育改革的推动上。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郭秉文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杰出的办学成就享誉海内外。1915年，应正在筹办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之聘，他出任该校教务长，1919年，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1920年，郭秉文提出筹建东南大学的建议，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其实是“双轨制”运行，郭秉文同时兼任两校校长，这是他借鉴哥伦比亚大学教师教育模式，提出新型的高等教育应该“寓师范于大学”办学思想的体现，将师范专业的教育同大学综合知识技能的学习融为一体，充分展现通才与专才平衡的思想。

掌校期间，郭秉文提出在立足国内、服务社会的前提下，学校的发展应该置身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局之中，即从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将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参照的目标，并形成全球性的学术视野，实现办学国际化。郭秉文一方面科学融合中西教育文化理念，竭诚邀请一些享誉世界的国外学者到东南大学讲学，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德国哲学家杜里舒、韦里博士等；另一方面，充分采纳美国大学的董事会、评议会、选课制等先进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以及综合性大学应面向实际、服务社会、培养综合性人才等办学理念，在中国高校中最早添设由社会各领域知名人士组成的学校董事会，将其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从而沟通了东南大学和社会的联系渠道，既保证学校的发展不脱离社会所需要人才的轨道，又使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获得了来自社会的更多政策、舆论、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在办学过程中切实地将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付诸实施，创办暑期学校，培训在职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作为把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引入中国的先行者、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教育理念的成功实践者以及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多元化的杰出贡献者，郭秉文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开拓者。

同时，郭秉文也是20世纪20年代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高度重视国际教育交流在国际关系和促进人民友好往来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英法美诸国注意以教育辅助外交，如交换教员、派员考察教育，此为国民外交上之要点。[17]在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校长期间，郭秉文非常重视教育参观与考察，认为“参观亦为增长智识之一途”[18]。同时，他还在国内两大教育团体——江苏省教育会和中华教育改进社，分别担任交际部主任和国际教育组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成为中国教育界的首席对外代表。1919年3月，郭秉文以主任身份率领“战后欧美教育考察团”考察美、英、法、德、意、瑞士等国高等教育。富有大局观、敏锐性、指导性和进取意识的郭秉文，在考察即将结束之际邀请孟禄来华做教育调查，从而为孟禄、杜威来华讲学，为掀起学习美国教育的新高潮做好了铺垫。

世界教育会联合会也称为万国教育会议或国际教育会议，由美国教育联合会发起成立，是一种以定期召开大会的方式团结世界教育界的一种国际教育组织，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前最权威的国际教育团体。在有影响的非政府间国际教育组织中，它所处的地位至今无人超越。为了达成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的共同心声，美国教育联合会外国关系委员会会长汤姆斯（A.O.Thomas）于1923年初发出通告，决定当年在旧金山奥克兰举行年会期间，连带召开世界教育会议，故广泛邀请各国教育组织与机关，尤其欢迎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与地区派代表与会。1923年6月28日至7月6日，郭秉文以中国教育界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世界教育会联合会成立大会，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出席，中国也派出11名代表参加。

在开幕式上，郭秉文作为第一位答辞者，演说《世界教育会议之我见》，剀切指陈：“此次会议系世界教育史上的空前盛举，意义非同寻常，与会代表，凡种族之差别，宗教之不同，肤色之相异，国风之悬殊，无不一一被忘记干净，而胸中独有之最高位置，唯以教育维系共同命运，唯以教育促进世界和平。”[19]“我国对于此种会议，当竭力赞同参与，仅此为国际之事，必须加入，且教育事业，宜共同合作，且一国之固有之国性与特长，亦当保存，不可稍忽。”[20]郭秉文演讲时“不但声语动听，并且意思又甚颇合此次会议，为谋世界和平之性质，与赴会人之心理，故闻者莫不鼓掌不绝”[21]。大会推选郭秉文为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他曾分别于1923年、1925年、1927年和1931年，四次当选为该组织副会长兼董事，负责亚洲部工作。这一方面标志着中国新教育逐步得到国际认同而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曲折地反映了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另一方面，表明了郭秉文的中外文化教育交流成绩已得到国际文教界的广泛肯定与褒扬，成为国际教育界的资深领导人，从而以更好的国际资质、在更广阔的国际活动空间内，进行中美、中外教育和文化交流。

对于中国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的意义，郭秉文明确表示，主要在于“传播中国近年教育状况”，“报告现在中国虽处于政治纷乱、社会不宁状态下，而教育状况，实无时不在发展进步中”，“以免外人仅目中国为匪国、军阀国”。[22]其意在呼吁中国教育界人士借助国际教育论坛，对外传播中国教育，以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同时，他还从外交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将中国参加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之举视为“国民外交应有之举动”[23]。

1923年7月，郭秉文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泛太平洋小组会上，做题为“太平洋国家的大学如何促进国际间了解和友谊”的发言。他提出大学应当成为世界精神的塑造者，所谓世界精神，应包括仁爱、容忍、信义与平等；要发扬世界平等精神，则须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两方面入手。他还提出了各国大学间合作的具体途径：相互交换教师、交换学生、交换访问、交换出版物、建立联合的教育事业、开设有关外国文化与国际问题的课程、组织国际大学联盟等。他特别指出：“据我们所知，某些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文明的真正价值，所以一些重要的大学中心开始认真学习中国文明。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说，他们的努力会得到加倍的回报。必须承认，中国语言难学确实是研究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障碍，但是通过设立中国文学和历史的教授席位，通过图书翻译和其他有效手段，不管这个障碍有多大，也一定会被克服。”[24]这些论述反映了郭秉文极力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精髓，他希望通过中西的文化、学术交流，增进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

汇通中西的学术优势、对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敏锐把握以及身居重要高等学府校长之位，使郭秉文迅速成为民国初期文教界地位显赫的新锐人物。1924年，中国政府任命郭秉文作为监管美国庚款华籍董事之一，组织中基会。1925年初，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一方面导致郭秉文离职，另一方面却也使他得以摆脱繁重校务，适时出现在美国大学讲坛上，应邀担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基金（Harris Fondation）讲座教授，以“中国·远东·外交”为题做连续报告，阐述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中国在远东的地位以及中美关系，体现了一位中国学者对国际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基本认知。他先后应邀在美国各地连续做了诸如《中国·远东·美国》《东方人心目中之远东问题》《中国现状的国际观》等演讲，并为美国《亚洲》杂志撰写了《一个中国人所见的中国问题》一文，对美国现代中国学不乏拓荒作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渴望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士的愿望，增进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友好情感。在此期间，郭秉文不仅开创了以中国大学校长的身份主持美国大学讲座的先例，还较早地确立了现代中国学的区域研究范式，并以“巡回式”加“学院式”的讲座方式给美国教育以重大震撼，同时也为以后国人赴美学术交流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郭秉文与孟禄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期结下了醇深的师生情谊，历经岁月发酵，慢慢延展成了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一座坚实桥梁，具有了历史的意义。1926年5月，郭秉文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保罗·孟禄和中国知名学者胡适等在纽约共同创立华美协进社，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宗旨，并任首任社长，邀请国内名流到美讲学或演出，宣传中国教育与文化，成为“国人访美的中枢”。郭秉文担任社长期间，是华美协进社的初创阶段，他领导社团逐渐成为国际上颇具广泛代表性的权威教育联盟，将其作为中国教育界向世界同行展示新形象的透明窗口，始终活跃在国际教育、文化交流的第一线。华美协进社不仅增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对留美学生与华侨也极具指导意义，在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凝聚力与感召力，为以后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有组织推进提供了可靠依托。

作为中美教育交流的资深组织者与“美国的现代中国学拓荒者”，郭秉文领导华美协进社之愿景有三：第一，“向美国民众宣讲中国与中国文化提供一个组织基础”，因为，“对于郭秉文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教给美国人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中国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工程，它可以为在诡谲多变的国际秩序中步履蹒跚发展的中国提供宝贵的支持”[25]。第二，吸纳留学生，为国内大学打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郭秉文认为，一所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保证。因此，他认为办学的首要任务是聘请优秀教师，并为此不遗余力。在美国考察之余，他经常设法向各校探听中国留学生的情况，通过听课、观察和面谈等方式深入调查，并亲自走访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诚邀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任教。第三，世界眼光与本土思考相结合。郭秉文对于西方教育制度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从创造美好国家前途的角度，对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向往之。但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倡导的“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同，他有着非常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调教育制度建设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在他看来，只要将世界眼光与本土思考结合起来，一方面采用欧美制度所长，一方面保存、发扬中国教育之所宜是，我们就能够迎头赶上，创造教育和国家的美好前途。(www.xing528.com)

郭秉文对于在美国系统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情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退。抗战期间，郭秉文曾出任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主席，孟治为执行秘书[26]，成为郭秉文最重要的合作者与支持者。1945年，抗战胜利后，郭秉文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20世纪40年代末在华盛顿定居。1957年，郭秉文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著名汉学家恒慕义（H.A.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国组建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该会与地处纽约的华美协进社目标类似，主要通过举办学术活动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此外，郭秉文还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虽在暮年，犹致力于中美文化之交流”[27]，致力于用美国的教育资源为华人教育做贡献，开启了另一扇沟通中美关系的大门。这标志着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纵深展开和他多年来推进中外教育、文化交流的事业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同。

郭秉文对于在美传播中华文化的努力，特别是在华美协进社的工作，使他成为“文化国际主义”（Culture Internationalism）的忠实践行者。在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史上，郭秉文是第一个高姿态地与美国教育界建立起立体而长久、友好而密切、公私兼顾的交流关系，并全面推进中美教育交流的教育家。他不仅促进了中美相互理解、共同进步，而且也成为后人学习之楷模。

2.胡适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是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主张中国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10年，胡适考取第二期“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学院哲学系。1915年，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在此期间，胡适立志投身教育，以教育为救国利器，“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28]。1917年6月，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已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他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因此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的双料领袖。

留美归来的胡适，正是以一种西方的分析、实证、归纳体系的方法，让中国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属于未来的变化已经开始潜滋暗长了。作为杜威的高足，胡适对恩师景仰有加，自称业师杜威“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29]，甚至为自己的幼子起名“胡思杜”。五四时期，胡适陪同杜威来华讲学，为其担任翻译两年多时间。此后，胡适提出的纲领性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就是对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纲领化的简洁表达。而“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更是胡适对杜威思想简练的阐述，因富有教育意义而广为传颂。胡适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大力宣传，符合五四精神，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给了人们以怀疑的勇气，使之迅速成为指导进步人士的思想、行为的普遍原则与方法，成为指导教育改革的有力武器。同时，胡适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学术文章，极大地丰富了美国汉学与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文库，并让美国公众更多、更快地了解、同情、支持中国。

胡适同美国学人、美国学界的交往由来已久，并经得起学术与时空的考验，这种交往是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中难得的盛事。由于华美协进社与中基会的特殊关系，该社自然得到了中美两国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等知名人士的关注。作为华美协进社的创始人之一，胡适长期担任该社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基会的董事。胡适是20世纪中国最具声望和影响的文化名人之一，中西汇合是贯穿胡适思想始终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胡适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理想模式，始终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中西融合文化”[30]。这种观念和一种难以割舍的美国情结，使胡适与华美协进社结下不解之缘。

七七事变后，胡适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全权大使，致力于使美国人民了解、信任现代中国而最终促使中美结盟。胡适去往美国各地游历演讲，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国民具有抗战到底之决心，必待敌人经济枯竭，军力崩溃，愿接受永久和平之条件时为止”，着重争取美国理解与同情中国的抗战。胡适的演讲尤其把集中了专家学者和活跃青年的大学作为重要的宣传场所，这些演讲均不失书生本色，并保留着学术水准，对促成美国官方决策援助中国有一定的帮助。美国大学除邀请胡适讲学外，还就其对学术和增进中美友谊的巨大贡献赠予其35个荣誉博士学位，这是美国教育界对胡适的一种公开、直接的认可与推崇。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国民政府决定将华北的几所著名高校南迁，并由中基会负责将部分资金转移到美国。获此讯息，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针对当时中基会颁发的科学研究补助金及奖励金经常被拖延数月之后才能寄给获奖的旅美学者一事指出，此举不仅影响科研工作之进行，而且直接造成获奖者生活无着的局面。因此，孟治在1940年11月27日致信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他在信中提议：“如果中基会对我们予以信任的话，华美协进社定会尽力代管好奖励金发放一事，并随时向中基会汇报奖励金与补助金获得者的具体情况，从而加强两者的密切联系。”[31]经过胡适的多方奔走，中基会任命该会协理干事长顾临为主席、孟治社长为干事，共同管理中国留美奖学金，并委托华美协进社负责直接工作。

抗战胜利之后，胡适在华美协进社举办的一场宴会上曾满怀信心地说，华美协进社不久将成为中国战后复兴运动的中心，他对该社发展前景之乐观溢于言表。在台湾期间，他与华美协进社的联系始终未曾中断，在该社与台湾教育、文化交流的发展方面有颇多贡献。

3.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生于天津，现代著名教育家。1904年天津南开学堂（当时称“敬业中学堂”）的第一期学生；1909年，梅贻琦以第六名的好成绩考取清华首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10年，进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就读电机工程专业。因其学业优异，品行超卓，先后被推选为留美学生会书记、《留美学生日报》经理、伍斯特世界学会会长，1914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15年9月，梅贻琦受清华校长周诒春礼聘，始到清华任教，教授数学、英文、物理。1921年，梅贻琦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26年，以物理系“首席教授”被教授会推选为清华改制后的首任教务长，对新办的大学部予以全面革新整顿，清华由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逐渐演进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为适应庚款留学生管理的需要，1909年6月，中国政府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使留学教育管理逐渐纳入统一有序轨道。游美学生监督处的职能为负责留美学生的日常具体事务，如学生的就学、品行考验、转学、请假、毕业证书、寄宿、学费等内容以及监督处每年的经费预算、各官员的薪金等。1912年4月以后，游美学生监督处被撤销，改归清华学校直接管辖，改称“清华学校驻美学生监督处”，其实质性的功能完全一样。该处设监督一人，受校长领导，其职权更加明确，选任留美学生监督人员，管理清华学校所派留学生学费、月费、核准之自费生津贴，并考核课务，约束风纪，及统计报告庶务一切事宜。此外，中国各机关、学校资送留美的官费生也由清华学校驻美学生监督处管辖。这样一种监督机构的设立，符合美国方面的利益，美国方面对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一目了然，以便随时调整“庚款留美”的策略，更好、更方便、更及时地监督中国对“庚款留美”的实施情况。1917年8月，清华学校基金委员会成立；1928年，国民党在中国建立全国政权以后，清华庚款基金全部移交给中基会管理。当时教育部同中基会签订的《保管清华大学基金办法》明确规定：（1）清华拥有基金的所有权；（2）教育部拥有基金的支配权（审查清华每年的预算、决算）；（3）中基会拥有基金的保管权，是清华庚款基金的永久保管者；（4）规定清华大学的基金，无论何时都不得动用，基金的利息也只有到退款终了的一年以后，才能用作学校经费。1928—1931年期间，梅贻琦被派往华盛顿担任清华学校驻美学生监督处监督一职，管理清华大学分散在全美的留学生，掌管相关经费及学生们的学业、操行。在美期间，他把监督处办成了温馨、活跃的留学生之家，在华盛顿的学生可随时来活动、交流，外州的学生在寒暑假也常来这里休假。

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实践活动及其教育理论和主张，对中国20世纪30至40年代的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著名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都是和梅贻琦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2月，梅贻琦玉汝于成，临危受命，回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主张“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倡导“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清华历史因而掀开了新的一页。当时正值中美经济普遍萧条，为了减缓派员留学的经济压力，清华大学决定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水平，设立研究院，并委托华美协进社接管清华学校驻美学生监督处。华美协进社改组之后，梅贻琦担任该社顾问委员会委员，不断扩大社团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影响，并使它逐渐成为连接清华与其留美学生的“纽带”。1933年，孟治社长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命为清华学校驻美学生监督处名誉监督（Honor⁃ary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他大量走访清华留美学生，并负责清华基金的保管和奖、助学金的发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次年春，再迁至云南昆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联大常委会”，梅贻琦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数月后，张伯苓与蒋梦麟先后去重庆任职，联大便由梅贻琦行校长之职，一人鼎力支撑。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西南联大克服重重艰危纷扰，苦撑八年，三校团结无间，弦歌不辍，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大批人才，写下了中国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梅贻琦先生主理其政，群推功绩最大，实非过誉。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复校，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梅贻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从1931年起，他成功地执掌清华大学校篆达18年之久，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成功经验。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认为清华校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梅贻琦提出的著名的“大师”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体现，强调专家、学者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句话确为振聋发聩之远见卓识，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坚持民主治校的基本理念，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表现为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在梅贻琦的苦心经营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或“极盛时代”。梅贻琦认为“清华为中美文化合作之重要事业”[32]，并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一语描述自己对清华的热爱。

1948年12月21日，在清华园解放前夕，梅贻琦离开北平南下，飞抵纽约，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经营多年的清华园。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之外，梅贻琦此行“主要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33]，因为关于基金的使用手续，按照当时章程的规定，清华庚款基金[34]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的校长共同签署，且需提出相当计划，董事会方可拨款。梅贻琦不愿意把清华的钱用于盖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而是一直希望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抵美之后，梅贻琦立即与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洽商清华基金之保管及使用办法，因为他十分挂念当时在美之清华留学生和休假教师，希望能够对他们继续拨款资助。洽商之后，1950年，梅贻琦采纳了孟治的建议，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在清华基金之保管与基金利息之运用方面，有颇多切实而积极之贡献。1950年1月底，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结束在美休假，回国之前受梅贻琦之托转交他写给清华的一封亲笔信，言明可以用清华在美基金资助母校各种国外的图书及实验仪器，他可以设法购寄。同年春，梅贻琦在华美协进社楼上租一室，作为“清华大学在美事务所”，聘用临时助理一人，处理清华大学在美事务。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梅先生的这些愿望确无实现之可能，但他与华美协进社心系清华之情却感人至深。从1951年起，梅贻琦在纽约组建了“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用清华在美国的庚款基金利息资助旅美华裔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并购赠相关学术书刊给中国台湾地区各专科以上院校。

1955年11月，梅贻琦由美国去中国台湾，用掌管的清华基金利息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1958年，梅贻琦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历史的轨道勇往直前，却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交汇出令人遐想的片段。由于梅贻琦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所以被誉为“两岸清华校长”和清华的“终身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