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协进社：广泛性与中美文化交流

华美协进社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社团成员、社务活动以及与社会各界的关系方面。改组之后，华美协进社明确提出，该社之活动范围将不囿于纽约，而是要放眼中美两个大国，胸怀天下。为了弘扬“天下一家”的精神，华美协进社广纳贤才，凡是爱好中美文化传播事业者皆可加盟。从总体上看，华美协进社与中美社会各界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包括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等，对中美两国社会精英的动员也是相当令人瞩目的，其董事会成员与顾问委员会委员包括政界巨腕、学界泰斗、实业俊彦、教育名流等，各色人物友好协作，随时谏言，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尽管其中不乏虚挂一名者，但即便如此，也颇能壮大社团声势，紧密切合美国主流社会群体的需要，为其社团事务之开展带来诸多便利。

跨文化交流能够加强国际社会的和谐关系，跨文化交流的内容要想触动民众、直抵人心，必须进行策划和精心选择，必须深入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找准民众易于接受的切入点，对于不同阶层的不同群体也要找准适合的文化交流内容。弘扬中国文化就是华美协进社的主题之一，除了语言教学，还有中国的书法、绘画、烹饪、武术、文学等方面的教学，文化交流的内容相当广泛，由笼统介绍中国文化，到设定主题、内容鲜明、地域特色明显的专题文化交流活动等，不一而足。总之，华美协进社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逐渐朝着贴近民众、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注重从艺术上熏陶人，从情感上感染人，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中美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华美协进社招收学员的来源也相当广泛：有孩子，也有老人；有学生，也有专业人士；有想同中国或正同中国做生意的商界人士，也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一般民众和华人子女。书法、绘画班更是精英荟萃，有艺术工作者、教授，还有纽约州参议员等，每当课程活动结束时，华美协进社通常会举办学员的作品汇报展演，“陈列室里到处张贴着学员们的绘画作品，以及关于中国传统乐器的挂图与版画，展台上摆放着许多陶制的盘、碗、瓶等，做工精细，令人爱不释手。室内有一长桌供来宾饮茶之用。我们在手摇留声机中放入玛丽的一张唱片，以便诸位来宾能够欣赏到轻柔、舒缓的中国乐曲”[71]，从而吸引众多友好人士前来参观。华美协进社的中文教学最受欢迎，分设成人班与少年班，暑期还举办密集班，常年吸引着广大青少年与各界人士前来就学。此外，华美协进社还在特殊日子举办一些特殊活动：中国美术馆岁末晚宴、中国春节舞狮盛会、年度盛典和青年交流会，其中的年度盛典是社团最重要的募捐大会。

实事求是地讲，与中国引进吸收西学相比，华美协进社在美传播中国教育、文化的工作，既不系统，规模也小，并没有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但是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段历程，华美协进社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已构成20世纪上半叶中美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说明即使在国势积贫积弱、文化交流有逆差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也没有中断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且在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后生命力更加旺盛了。

华美协进社能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中学西传方面成就卓著，其社团活动能在中美跨文化交流中构成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20世纪上半叶留美教育的大发展为华美协进社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基本前提。

自从19世纪80年代初留美幼童被撤回国内，赴美留学一度中断。此后的20年间虽有少量形式各异的赴美留学，却始终难以形成规模。在留美教育史上，真正大规模的留学热潮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肇端于清末、结束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庚款留美”，共选派留美学生1270多人，居各国庚款留学人数之首，数量相当可观。在“庚款留美”的带动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批中央部费、地方省费等形式的官费生与大量自费生，从而形成了以“庚款留美”为中心的留美热潮。整个20世纪20年代，“每年赴美的人数都在300～400人之间，而在美学生数，20年代后半期每年都在2500人左右，可谓盛况空前”[72]。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留美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在国民政府初期、抗战时期、抗战之后等不同时段的留美人数有所起落，但主导趋势仍为留美人数大幅攀升。据梅贻琦、程其保所著的《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1854～1953年）》统计，从1928—1949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达到8416人，居同期留学各国人数之冠，构成近代留学史上令人瞩目的热潮。

总的看来，20世纪上半叶留美教育发展迅猛，留学体系规范成熟，留美人数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上。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一批留美学生后来成为硕学名流，成为促进华美协进社开展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杰出者如郭秉文、胡适、孟治、张彭春等。因此，没有留美教育的大发展，没有一大批人文社科留美生的派遣，就没有20世纪上半叶华美协进社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

第二，大力宣扬中国文化，破除西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与偏见及中西文化的隔膜，成为20世纪上半叶华美协进社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责任。

西方中心论主要出现在20世纪以后的非殖民化时期，是随着中华文明近代的落伍、西方文艺复兴后产生工业革命殖民全球的产物。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一个隐含的信念，自觉或下意识地感觉到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感。在这种对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中，西方成了人类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骄子”，全球的“西化”之风从此弥漫开来。近代以来，在中国国势衰颓、经济落后、社会观念保守，与西方强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格局下，西方社会中充斥着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误解与偏见。义和团运动之后，更有美国人诋毁中华民族是“不道德的、堕落的和无价值的民族”[73]。对这种种族文化与文化歧视感触最深的，莫过于生活在西方文化环境中，有着强烈民族自尊的留学生，他们深感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扭转这种状况。华美协进社的任务就是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善意和友好，保护和宣传中国的形象，努力消除中国与西方人民之间存在的误解，切实承担起在美传播中国文化、发展中美人民友谊的重大责任。这种立足于消除对中国文化无知、偏见及隔膜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成为华美协进社沟通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最大动力。

第三，华美协进社具备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独特优势条件。

华美协进社的董事会成员与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社团成员均由中国留美学生与爱好中国文化的美国社会各界名流组成，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受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是在中美两种文化的氛围中浸染成长的。因此，他们在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时，能够深刻把握中美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的习惯，准确传达出两国人民的宗教信仰、价值伦理观念、民族情感以及民风民俗等。他们能够跳出“西方中心论”与“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立场，站在中西文化平等的角度，按照西方人熟悉的风格、感兴趣与认同的方式开展社团活动。

总之，华美协进社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其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中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条件，不仅是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而且更是沟通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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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大厦开幕补志［J］.学建通讯，194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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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育与文化：华美协进社概况［J］.教育通讯（汉口）（复刊），1947，3（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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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注：指中华教育改进社。

[15]注：指华美协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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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注：指华美协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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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费城博览会中国教育展览第三次报告：华美协进社郭秉文先生致中华教育改进社陶知行（陶行知）先生函（专件）［J］.新教育评论，1927，3（9）：18.

[21]涂怀京.中华教育改进社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1998：30.

[22]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Bulletin 2）.3-4.

[23]费城博览会中国教育展览第三次报告：华美协进社郭秉文先生致中华教育改进社陶知行（陶行知）先生函（专件）［J］.新教育评论，1927，3（9）：18.

[24]蒋致远.中华民国教育年鉴（四）［M］.台北：宗青图书公司，1991：879.

[25]Chih Meng’s Manuscripts，228.

[26]Chih Meng’s Manuscripts，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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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讲学与留学：在美讲学六教授行踪［N］.申报，1946-0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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