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协进社：在美传播中国教育与文化的历程

自晚清以来，中国教育发生的深刻变革是中国回应国际教育运动的现实基础。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所奠定的教育实力，为中国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并借此传播自身教育提供了内在动力。陶行知认为，中国参与国际教育运动的根本在于把中国自身的教育办好，而要把中国教育办好，则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13]也就是说，国际教育合作的基础乃自力更生，中国必须拥有强劲的教育实力作为后盾。考察中国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并借以对外传播自身教育的历史动因及条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通过自身发展所具有的外在力量；二是中国教育发展产生的内在动力；三是留学生充当了中国通往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的桥梁与枢纽。在华美协进社社长郭秉文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开拓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成功主办了1926年费城博览会中国教育展览（Chinese Education at Sesqui⁃Centennial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in Philadelphia）。

为了纪念建国150周年，美国于1926年6—11月在费城举办了世界教育博览会，中国方面收到与会邀请。华美协进社社长郭秉文受中基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及江南赴赛出品筹备会之委托，负责代办筹备、征集中国教育展览会事宜，以下各端为费城中国教育展览筹备以来，华美协进社所有经过情形之概况。

一、与博览会当局交涉之经过

秉文自接到贵社[14]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委托筹备费城博览会中国教育展览事宜后，即前赴费城与该博览会当局接洽，当据面告谓：中国教育陈列所面积已划定为五百方尺云云。秉文答以中国教育出品之来会陈列者，虽为数多寡尚无一定把握，但至少当能与日本相垺。日本所址既占地一千一百方尺，中国方面自亦不宜较此为少，致仅能与捷克斯拉维亚等小国所占地址相等云云。当经该会主任完全认可，将中国所址面积增至一千一百方尺。此交涉经过之大略情形也。

二、筹备委员会之组织

陈列所址问题解决后，秉文即遄返纽约，邀请张祥麟总领事暨商学两界李国钦、罗隆基诸君协商一切进行事宜。当经议决组织筹备委员会，并推定熊芷、黄倩仪两女士，美国纽特博物院陈列技术家罗雅慈夫人暨邱昌渭、于焌吉、罗隆基、刘聪强、蔡承新、寿景伟等担任筹备委员会之职。

三、陈列品管理事务处之设立

陈列品之寄至费城者，宜有专员经理其事，庶免贻误；故委员会议决在该处设立中国教育展览陈列品管理处，由刘委员聪强担任其事，以便接洽。

四、五省教育出品陈列事宜之兼摄

秉文旋又接江南筹备美国费城展览会出品会公电，并函嘱为兼摄江南五省教育出品陈列事宜，以期对外一致，当即电复允为照办。

五、陈列品之数件

此次教育展览陈列品由邹主任委员鼎新交到江南五省教育出品计三百十九件；此外由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径寄费城中国教育展览陈列品管理处及北京清华学校专员递交该处者，该八百十八件；两共计一千一百三十七件。

六、陈列品之整理

本社[15]自接到各项教育陈列品后，即邀请各筹备委员，详加审查，分别储存。以备择尤（优）陈列。至出品之因邮递时略有损伤，或全部虽不甚佳而其中却有一节可取者，则由委员酌量修缮或改正之。其为国内出品中所未备，而为陈列之一般计划上所必要者，则临时设法补充之。

七、陈列品选择之标准

选择之时，以能表示中国新旧教育之精神及其特彩之主旨。故委员会全体所议决之标准，即在选取各省区各学校出品之较为优美者，按其性质综合而陈列之。盖为发扬国光起，与其为某省区或某学校之分别陈列，固不如编成为“中国大学教育之一斑”及“中国省区教育之一斑”等综合陈列之较为适当也。

八、陈列品编列之计划

展览主旨固在表示中国教育上一般的或整体的进步；编列之时，自仍宜有一定之计划与缜密之研究，始能使陈列各部，宛然成一系统。故委员会于图表之编制，及教育出品之分组陈列，均至为注意。兹先将陈列所中重要各图表之内容，略述如下：

（甲）中国教育史之发展观

内列三表：左为东西文化史比较表，右为中国教育制度之进化表，中为最近我国之新学制一览表，而颜其额曰“五千年之中国教育”。费城博览会当局，当称此为全部展览会特彩之一，并载入该会所出版之展览日刊中，以唤起参观者之注意。

（乙）孔子与中国之教育

中悬孔子绣像题曰：“中国最伟大之教育家”，左旁以图像状述士农工商等平民生涯；右侧则为孔庙，孔林，及试场书院等照片，以示中国社会各界崇拜先圣之诚笃，及儒教对于中国教育上影响之钜云。

（丙）中国大学教育之一斑

内容为国立大学最近各种学术研究之趋势，如科学研究，教育研究，心理测验研究，及体育研究，皆包括在内。各校出品中，以国立东南大学之陈列品为最多，而又最适用，故委员会议决即以之为展览资料云。

（丁）中国省区教育之一斑

各省展览出品，以山西为最多；而中国之实行义务教育，又以山西为最力；故委员会议决以山西为各省区教育之代表。就中如师范教育及国民教育之进步，皆以统计表示之，颇觉异常醒目。

（戊）实业教育与中国之经济改造

内容为稻种改良，棉种改良，蚕业改良，农具改良，畜牧事业之改进，农村生活之改善，及职业教育之进步，等等。

（己）中国之平民教育运动

内容为平民学校用之教材，平民教育之推广方法，及其他关于平民教育运动之各种图表。

此外如女子职业学校之刺绣成绩品，中小学校之图画及手工成绩品，学生生活之概况，图书馆及博物馆之推广运动，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最近之进步，国语教育运动之发展及国语留声机片之应用，中国文字之沿革及书法之种类，与夫最近白话文学运动及国故整理运动等等，亦均择要陈列于玻璃柜内及活页架上，以示具体成绩之一斑。至商务印书馆所送交之各项教科书与杂志等出品，及清华学校之校景模型及其他陈列品，则前者为出版界之代表；后者为中美教育上与文化上合作之一实例，故亦均占有相当之陈列地位云。

九、陈列所建筑上之注意

委员会以中国教育陈列所之建筑，宜富具中国艺术上之特彩。故特邀请在费城本薛文义大学研究建筑及美术之中国学生陈植、杨定保、梁思成三君及林徽因女士担任各种建筑上及装潢上之意匠，并嘱承揽工作者，特别注意，务使见者一望而知为中国式之建筑物，所用色彩及绘画，亦颇庄严秀媚，足以表现中国建筑上之特色。至醒狮两尊，巍峙门首，寓意深远，至可玩味，尤为一般观客所称道。

十、教育展览之经费

博览会中划归中国教育展览之陈列地址，不收租费；惟陈列所之建筑，陈列柜架之购置，陈列品件之装裱，及装置教育活动影片之试演，委员及管理员等一切公费，及其他维持费等，预计约需美金一万元。旋以国内政局不定，筹款维艰，故力求樽节，一再核减至美金五千元，但实际尚须超过此额。现在款项之已收到者，为江南筹备美国费城展览会出品会所汇来之补助费美金一千元，及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所汇寄之教育部对于费城中国教育展览之补助费美金一千五百元，余款尚待筹划。[16]

郭秉文带领的华美协进社不负众望，成功地主持了中国教育展。经过与主办方的交涉，中国教育陈列馆从原定的300 m2扩大到1100 m2，陈列品总计1137件，其中之重要教育图表和教育物品包括：中国教育史之发展观；孔子与中国之教育；中国大学教育之一斑；中国省区教育之一斑；实业教育与中国之经济改造；中国之平民教育运动；商务印书馆所出品之各种教科书与杂志；清华学校之校景模型与其他陈列品等。[17]

费城博览会教育展览第二次审查委员会“以中国教育展览各项陈列，极合科学方法，复以敝社[18]主持一切陈列事宜，故除将中国参加展览各学校，各重要团体，列入大奖章外，议决以特等荣誉奖章（Grand Prize），给予敝社”。[19]而中国各教育机关所得奖凭则由博览会委托华美协进社转递。“按该博览会审查规程：第一等为大奖章，每类仅一；第二等为特等荣誉奖章；第三等为金牌奖；第四等为银牌奖；第五等为铜牌奖；第六等为名誉奖词”[20]。由“东西文化史比较”“最近我国新学制一览”“中国教育制度之进化”三表组成的名为“五千年之中国教育”（Fiv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的英文壁展最受瞩目，向公众展示了中国教育的历史、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在西方影响下的新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概况。而在“孔子与中国教育”展中，华盛顿与孔子的画像并列展出，标志着古老中国的圣人孔子来到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似乎也在暗示着正在进行的中美教育、文化交流。此次展览首开中国在美国举办教育展览之先河，展示了中国新旧教育之显著特点，展现了美国人前所未闻的灿烂的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文明的演变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展览取得空前的巨大成功，并获博览会大奖“特等荣誉奖章”。郭秉文认为，此次成功参展“实为我国教育在国际上之荣誉”[21]。郭秉文也凭成功主办费城博览会中国教育展览而名扬全美乃至整个世界。

在博览会上，中国的教育展览受到了参观者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一致好评。世界教育博览会教育与社会经济展览负责人约瑟夫·R.威尔逊（Joseph R.Wilson）先生，对此次展览的价值做了如下评价：“所有中国人民都应当感激那些组织、策划、布置此次中国教育展览的有识之士，是他们为世人提供了了解现代中国的窗口……在此次展览举办之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教育知之甚少。”世界教育博览会负责人之一奥丹尔·霍塞（Odell Hauser）先生，这样描述中国教育展览：“此次中国教育展览以简洁明快的形式展现了年轻的中华民国蕴含的巨大潜力，这只东方睡狮确已觉醒，并开始奋发图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中国。”《纽约时报》对此次中国教育展览进行了详细、及时的报道，其中指出：“此次在费城举行的世界教育博览会，中国教育展览是华美协进社负责组织的一次空前盛会。”[22]

中国教育展览结束之后，华美协进社及时总结经验，并对将来举办此类国际教育展览提出建议。

一、国内教育出品之征集或编制，宜由统一机关主持其事。此次筹备时期过短，故各项出品，均由各出品人径寄费城，寄到时期，先后不一，各项布置，至为困难。惟此项原属一时万不得已之举，此后凡遇有国际教育展览，则自以及早筹备为第一要义。

二、各项教育展品，国内审查之时，宜精密选择，统以贵精不贵多为主旨。

三、各校出品宜由统一机关，加以整理，使成为一有系统之组织；且到会场后，即可作展览之用，不必再事修改或补充。

四、我国新教育之成绩，固宜表彰；旧文化之精神及其特点，更宜多方设法，力加阐扬。

五、各项教育出品，均宜附有简要之英文说明，俾参观者，一目了然。又宜多备鲜明标识，以唤起其注意。

六、教育统计宜力求详备，正确；模型及图表等类，并宜力求适合科学方法。[23]

中美图书馆学交流开展较早，不仅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有事务上的合作、思想上的交流，更有专业教育及师资方面的交流，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堪为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典范。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于1876年在费城成立，1909年总部改设在芝加哥，在华盛顿特区设有办事处，编辑部设在康涅狄格州，拥有指导大学图书馆文献采选工作的杂志《选择》，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协会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在1925年6月2日成立于北京，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当时设有董事部和执行部，以及分类、编目、索引、出版、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建筑等专门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有《图书馆学季刊》（1926—1937）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948）两种刊物，并出版了“目录学丛书”等图书、关于中国图书馆概况的报告以及图书馆学专题论文集等。中华图书馆协会曾对全国、各省、重要城市和中学图书馆的发展情况以及书店、新书、期刊、善本、雕版印刷文献的版片等进行过调查。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合办了一期暑期学校，培养图书馆专业人员。此外，该协会还组织过国际图书交换工作。

中华图书馆协会与美国图书馆协会是各自国家的全国性权威机构，也是有主动合作意向的两个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与美国存在天然的联系，其主持人多为留学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或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的归国毕业生。因此，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主体的中国图书馆学界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1926年10月4—9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暨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费城大西洋城举行。当时，美国图书馆协会拥有会员8000多人，公立图书馆6600余所，图书馆经费已达3700万美元，规模为世界第一。大会到会人数共计2300余人，除美国各州各重要图书馆及美洲各国代表外，还有中、英、法、德、日、俄等24国代表50人参加。中国代表团阵营强大，派出以郭秉文为首的代表团与会，团员包括华美协进社代表寿景伟、中华图书馆协会代表裘开明、济南图书馆协会代表桂质柏、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韦棣华女士等4人，占外籍代表人数的十分之一。

大会主要召开包括大学图书馆、外国出版品种、图书目录、图书馆教育问题等24个分组会议，以及两次全体会议、特别会议；并陈列展览诸多新版图书以及反映图书馆协会事业进步迅速的统计图表。尤其得到与会代表高度赞扬的是精美完备的图书馆展览。郭秉文身为华美协进社社长、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中国教育部及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表，被作为“重要各国代表团领袖”应邀在国际图书馆事业特别会议上讲演了“中国图书馆之历史及其在文化上之地位”，生动形象地评价了自“新图书运动”以来中国教育所取得的进步与地位。其讲稿被载入会议记录，东道主美国图书馆协会特指定前一年代表该会至华演讲之鲍士律博士担任特别招待之责，以示郑重，并以达中国欢迎鲍氏之旧谊，其雅谊实至可感也。[24]旨在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中美图书馆界交流由此日益紧密。(www.xing528.com)

郭秉文成功主持1926年费城博览会中国教育展览，以及率团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创建50周年纪念大会，逐渐形成了华美协进社就近代表中国参加美国教育事业的典型模式。通过教育、文化和艺术交流的方式向美国学者、公众全面宏观地宣传和介绍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布莱克（H.K.Blake）夫人是纽约州斯卡斯代尔的一名政府官员，全面抗战期间，她曾协助华美协进社筹集资金，救助旅美华人，抗战结束之后，她与华美协进社密切配合，多方筹资，为中国留美学生及其组织、华人教育社团提供研究金与活动经费。在她的精心安排下，孟治社长先后在斯卡斯代尔的女子俱乐部、教堂、扶轮社举办了一系列讲座。此外，她还经常筹办晚会、演奏会与中国画展。随着上述各项活动在斯卡斯代尔以及威斯特彻斯特等地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美国的当地民众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于是，布莱克夫人与华美协进社于1946年创建了威斯特彻斯特中国友好协会（Friends of China in Westchester），旨在协助华美协进社在当地开展工作。友协定期在会员家中举办社交聚会或讲座，借此培养大批演讲者，然后将其分派到威斯特彻斯特的各大成人教育学校、女子俱乐部、教堂及其他组织机构，担任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1951年，华美协进社在旧金山开办太平洋海岸总部（Pacific Coast Headquarters），为新移民提供接待与咨询服务。

从1955年起，在阿道夫·E.祖克（Adolf E.Zucker）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华美协进社与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开始合办中美文化交流圆桌会议。祖克博士曾在清华大学教授法语和德语，在他的众多出版著述中，便包括《中国戏曲》。回国之后，他与许多中国友人继续保持联系，并成为华美协进社的首批社员。在马里兰大学执教期间，他在汉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并被任命为该校国际关系学教师委员会主席。华美协进社聘用程其保博士与祖克教授共同策划首届中美文化交流圆桌会议，程博士当时刚刚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离任退休。

中美文化交流圆桌会议每年一次，主要宗旨包括：交流意见与信息；提高汉语教学水平；加强翻译方面的合作；向美国的大、中学生介绍中国文化，为他们将来从事汉学研究奠定基础。第一届中美文化交流圆桌会议于1955年5月27日在马里兰大学举行，由华美协进社与马里兰大学合资主办，共有来自40家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105位代表出席。会议期间，代表们集中探讨了中美文化交流面临的诸多问题，内容主要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建筑、哲学、历史等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美国人对中国历史鲜有兴趣，对中国缺乏了解。

在美国的1000多所高校中，只有约100所开设中国文化课程，其中仅有20所左右设立专门系科，研究远东与中国文化。

在美国传统的世界历史课本中，很少涉及中国历史——所占比重最多不超过1%～3%。

由此可见，即使学生有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会因缺乏信息资料而丧失，因此急需向公立学校教师提供相关材料。[25]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必须克服学习中国文化的畏难与抵触情绪。大会最终通过了以下决议：

在美国普遍开设中国语言、历史与哲学课程。

设立大型基金会，出资举办介绍中国与远东文化的演讲活动。

定期安排巡回演讲，推广中国文化。

鼓励中国学者开展交流互访活动。

鼓励学者写作、出版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与专著。

改革《亚洲》与《天下》两种刊物，并积极创办其他刊物。

经常举办中国艺术品展览与戏曲演出。

以纽约大学教育学院为榜样，经常面向公立学校教师举办中国文化研讨会。

积极开展中国哲学与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

敦促教材编写委员会加大介绍中国文化的力度。

为教师提供更多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教学材料，并将汉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研究有机结合。

鼓励美国各大院校、教堂、俱乐部、社团与其他社会机构邀请中国旅美学者进行演讲或举办其他文化活动。[26]

为了积极采纳、践行与会代表提出的各项建议，大会组委会成立了续进委员会，负责解决日常问题与下届年会召开事宜。续进委员会包括以下成员：

恒慕义（A.W.Hummel）博士，美国公理会教士，中国史学家，汉学家，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

梅贻琦博士，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郭秉文博士，东南大学的创始人，华美协进社首任社长。

斯宾塞·米勒（Spencer Miller）博士，教育家、劳动学专家，曾任美国劳动部副秘书长。

雷震远，天主教神父，西顿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东亚系。

弗兰克·T.卡特莱特（Frank T.Cartwright）博士，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

詹姆士·D.克莱恩（James D.Kline）博士，国际教育学会。

威廉·P.芬恩（William P.Fenn）博士，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执行秘书。

伊斯逊·M.盖乐（Esson M.Gale）博士，马里兰大学。

华莱士·C.莫文（Wallace C.Merwin）先生，美国基督教评议会远东联合办公室。

程其保博士，华美协进社中美文化交流顾问委员会。

W.M.金威尔（W.M.Gewehr）博士，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

梅贻宝博士，艾奥瓦州立大学教授，曾经担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27]

会议闭幕之际，主办方举办了盛大的宴会，顾维钧博士与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前负责人史丹利·K.霍恩贝克（Stanley K.Hornbeck）博士在宴会上发表了精彩演讲，同时，会上还宣读了国会议员华尔德·H.朱迪（Walter H.Judd）、路思先生、孔祥熙博士、胡适博士以及其他社会名流为年会发来的贺电。

1956年，第二届中美文化交流圆桌会议如期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如何在美国公立学校教材中增加介绍中国文化的内容，如何在美国学校开设中国文化课程，如何对教师进行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培训，如何编写一份供美国公立学校教师使用的中国文化参考书目。其中，由哲学博士吴杜天湘发表的《关于如何在美国学校教材中增加介绍中国文化内容的初步调查报告》和余姜维特发表的《关于美国高校汉学研究现状的调查总结（1955—1956）》分别见附录三与附录四。

健康、教育与福利部教育办公室的国际教育理事奥立弗·J.卡德威尔（Oli⁃ver J.Caldwell）也向年会提交了报告。他主要强调东方文化在美国课程中的重要性：

1.美国需要重新制定课程体系，以帮助美国民众重新认识世界。

2.当前美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从整体上忽视对外国的了解。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友邦，就很难与它们进行有效合作。

3.全球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亚洲，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真正了解东方各国的美国人却廖廖无几，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日本、印度将来肯定会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

4.我认为，美国教育家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美国民众了解东方世界，对于远东事务专家而言，该问题尤显重要。

5.美国教育家必须善于编写介绍东方文化的普及教材，并通过适当的途径向美国青少年传播这方面的知识，帮助教师参加相关培训，最后，美国教育家必须增加介绍东方文化的课程。上述各问题非同小可，但是可以设法解决。

6.我们应该通过设置的课程让孩子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现在，他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大家庭中，而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一个角落，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课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7.学校必须传播两种知识：第一种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最新成就；第二种为世界历史、文化及其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

8.许多教育家都认为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在改革内容与方式上却存在诸多分歧。

9.我提出如下建议：a.应向孩子们传播有关人类历史的基本知识；b.我们应该吸取东方文化精华，以丰富本国文化传统。我们必须使民众真正了解美国在艺术、哲学以及其他领域汲取的中国与东方文化精华。[28]

中美文化交流圆桌会议从1955年到1966年持续举办了十届，大约每年举办一次，代表们向会议提交了许多学术性论文，同时也在会议上宣读了不少有学术争鸣价值的论文，这些年会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最佳见证。此年会到1966年，成功发展为独立的专业机构——“美国汉学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