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协进社非常重视开展科学调查活动。1943年,在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的大力协助下,该社针对美国华人社区进行了科学调查,旨在了解海外华人的贡献及其对当地的积极影响,并为当地华人提供就业指导,介绍改善其经济状况的途径和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与环境变化。该项调查活动持续了三年。在此期间,适逢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前来美国访问讲学。于是,他欣然接受华人社区调查组之邀,对调查人员进行了悉心指导和帮助。
1944年4月,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向主修社会学的中国留学生颁发了两项研究金,每年资助4700美元。由于芝加哥大学是当时社会学研究的重镇,因此华美协进社决定首先在芝加哥唐人街展开社区调查,并以此作为纽约和旧金山华人社区之典型案例。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委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罗伯特·巴克(Robert Park)教授负责协助此次调查活动。
华美协进社意欲通过调查活动,唤起美国社会创办华人社区的热情,引起社会各界对美籍华人的权利和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充分意识到美籍华人对中美两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由于调查的时间与空间有限,华美协进社决定将调查对象限定为30岁以下的青年。因为对于已过而立之年的人来说,他们的职业和潜能均已定型,所以改善其处境的概率较小。相比之下,青年的成长则面临无数机遇和挑战(要求被调查者回答的标准问卷见附录一)。
此项为期三年的科学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美国社会创办华人社区的热情,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华人权益的关注。此外,孟治和巴克教授逐渐意识到,要想对华人社区开展进一步调查,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最终,他们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利用现有资源从事一些实验开拓性质的工作,从而鼓励、带动更多富有潜力的个人或社团进一步展开深入调查,许多主修社会学的中国留学生因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社会服务和教书育人的道路。罗丝·H.李(Rose H.Lee)是巴克教授的得意门生,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编著出版《中国人在美国》一书,这是一部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著作,采用了许多翔实确凿的统计数据。林陆(音译)曾编辑出版人物传记辞典《旅美华人》。
同时,华美协进社也积极从事科学统计工作。为“调查各地中国同学之生活,及协助解决各种问题,并访问各校对我国同学之负责人”[12],华美协进社每年均遣员前往各地调研。调研报告表明:“各地同学年来努力学业成绩均多优异,于业余之暇,对于团体活动,亦极努力推进,给予各校当局良好之印象,故目前各校倍加注意中国同学,且设专员负责指导与协助,殊为我留美同学之好消息云。”[13]
此外,华美协进社图书室还专门发起关于中国留美同学论文及其他课余作业的征集启事:“自中国同学旅美以来,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在这七十余年中,同学们获得博士、硕士高等学位的数不胜数,更有不少同学名列全校之冠,为海内外人人所钦慕。虽然这些同学的毕业论文及其他的作品,或有发表在报章杂志上,或有刊印单行本的,但多数都是束之高阁,或星散在各学校图书馆里。所以本社计划在今年内收集全体留美同学所撰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诗歌、散文、音乐歌谱、照片影集、建筑图案、水彩、油画……凡有贡献于中美文化交流的任何作品,已发表或未发表的,都异常欢迎。本社将所集合的材料编为图书目录,该目录将成为留美同学对文化贡献的总表现,也是同学们搜寻关于中国材料的中心点。因此恳切地希望同学们不吝金玉,将作品寄下,赐予本社的协助,使这次的征集得以成功。”[14]
在负责为中国留美学生联系实习机构的同时,华美协进社也对他们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统计。在1945年5月召开的华美协进社年会上,孟治社长在报告中公布了统计材料,如表4-1和表4-2所示(1944年8月—1945年1月)。(www.xing528.com)
表4-1 中国留美学生学科统计表[15]
表4-2 中国留美学生实习情况统计表[16]
续表
在对中国留美学生进行长期追踪调查的基础上,华美协进社向中美两国有关机构提供了翔实的统计数据:到1948年5月,中国留美学生总计2710人,他们学历高,分布广,分布于美国45个州的405所大学。其中包括女生731人,约占总人数的27%;研究生1680人,约占总人数的62%。中国留美学生所获得的是一种比较全面、正规的留学教育,所学科目达141种,几乎涵盖所有学科领域,大致可分为6大门类:“[17]自然及应用科学,占26%强;②工程,占23%;③人文艺术,占20%强;④社会科学,占16%强;⑤组织管理,占7%强;⑥教育,占6%。本年度全美共有两万外国学生,加拿大有3500人,其次为中国学生,占所有外国学生之13.5%。中国学生几乎分布全美各省”①,只有内华达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的大学中无中国学生。1949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年增长了约40%,多达3797人,成为近代中国百年留美教育史上的顶峰时期。另据统计,从1850—1949年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留美学生总计18400人,而1946—1949年间赴美留学者即达到5000人左右,占百年留美学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18]这批中国留美学生的成分也比较复杂,他们的身份有研究员、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医生、律师、会计等。总体而言,留美学生的学习情况令人满意,相对投身于政治活动的热情而言,他们更相信教育功能而专心学习,以致所学科目多,毕业学历高,绝大部分均在各自领域成就卓著。
战后赴美人数如此大幅度增长,出现留美高潮,主要受到国际、国内两大因素的影响。从国际因素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日本等战败国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全国一片废墟,且处于盟国的控制之下,难以接受外来的留学生。而英、法等“二战”的胜利国也受到战争的重创,元气大伤,“同时战争期间大批应征入伍的青年、学生,战后复员重又涌入校园,大学里人满为患,自然无法接纳外国留学生”[19]。相比之下,美国本土远离战场,除夏威夷外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是“二战”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其经济在战后又得到了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一变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而也成为中国留学生趋之若鹜的理想国度。此外,战后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在华的长远利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对其实行积极的扶持政策,并向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提供各种奖学金和接济以及实习和工作机会等,同时,美国还积极邀请中国技术人员赴美深造。1947年,蒋介石政权同美国签订《中美文化协定》,成立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利用美国剩余战时财产售与国民党政府所得的2000万美元作为中国各大学推进英文教学,协助美籍教授来华讲学,派遣留学生及其他教育活动之用。1949年8月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以400万美元援助中国留学生的法案。与此相适应,国民政府也以政策为杠杆,增大留学派遣的力度,增多留美选拔考试,鼓励和推动各界人士留学美国。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扩大,中国的大批青年学子感到国内前途暗淡,无所作为,所以他们带着沮丧和无奈,为避开战祸,纷纷自筹经费赴美留学。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以“留学”“讲学”“实习”“考察”“参观”等名义出国的中国学人,数目很大。
西方汉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批著名学府或汉学机构纷纷开设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远东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苏联彼得格勒东方学院、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等等。[20]其中,美国哈佛大学,计划增设以苏联及中国为重心之地方研究课程,列为国际关系之一科,大约将于1946—1947年度实行。据该大学校长布克称,地方研究课程之增设将属试办性质,该项课程包括战时陆军所采用之语文速成科目。学生对于选定区域之一设知识将受特殊训练,并予以研究之机会。国际关系科,以世界问题为基础,专为有志于外交事务者而设,俾给以适合个人需要背景及利益之工作。该大学语言及国际问题小组委员会,对于该项课程之设置,加以赞许,谓将利用哈佛大学之丰富人才,发展一项国际问题及语言之研究课程,因该大学中不乏熟悉苏联及中国情形之教授。1948年,应美国国务院之请,华美协进社调查了全美29个州的大学及独立学院,设有中国文化之课程者计有76个院校,设有语言课程80门,美术课程34门,历史文化课程150门,政治课程26门,其他课程37门,所设课程总数为327门。[21]这些调研结果充分表明,为建立世界战略,美国也开始加强对中国的研究,而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的开设,无疑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中国留学生为美国汉学界提供了诸多帮助,意义深远而重大。他们通过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教学,帮助美国汉学学者提高了汉语言使用能力,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知识的理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教学和研究体系,使关注点由原来的古汉语和古文献逐渐转变为现代汉语和现代作品,为美国汉学开拓了更现实、更广阔的空间。同时,留学生还通过给美国汉学家当助手,进行中文文献资料库建设,助其更加便捷、高效地利用珍贵的中文文献资料,使得汉学研究得以建立在更扎实的资料基础上,不断取得硕果。总之,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汉学界提供的帮助、所做的工作,业已构成美国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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