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是国际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和提高个人教育、民族教育水平的必然结果。留学生，是晚清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谋求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最先带给中国学界“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而这些学子赴美后也同样迫切需要协助。在开展社务活动的过程中，华美协进社招募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志愿者，并通过他们与中美两国的著名教育机构、企业社团、政府组织等保持广泛联系和密切合作，如中基会、清华大学、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社、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教育学会、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等。华美协进社自成立以来，一方面利用《华美协进社公报》介绍中国出版的学术著作，并用英文加以评论；另一方面“将逐年我国留美学生毕业论文（Theses and Dissertations），分类登记，发表目录，为颇有价值之参考资料”[57]。华美协进社还经常邀请中国留美学生举办演讲活动或担任中国文化培训教师。
当时在大危机中挣扎的美国，没有也不可能在中日战争中有什么作为。美国对于日本的动作，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动准则的。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F.D.Roosevelt）宣布实行新政，旨在恢复国内衰落之经济，到1936年已成效卓著。美国此时虽已走出大危机的阴影，但对东亚局势仍持不冷不热的姿态。1936年，日本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人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日本政府急于转移国内视线，摆脱经济危机，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全面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再度与国民党携手合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海外学子纷纷辍学回国，共赴国难。国民政府为了战时统制外汇，配合国防军事需要，1938年7月，“教部共订限制留学办法，国外留学者研习科目一律暂以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58]。此外，加之战争冲击而造成的海外交通困难等因素，在抗战期间，中国的留美教育跌入低谷，出国留学人数大大减少，留美学生数也随之减少。据统计，1939年5月，留美学生减至1163人，与战前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59]由于抗日战争系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引发，七七事变后的几个星期内，6000多名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回国。留学美国的学生则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只有极少数顺利归国，大多数滞留在美国。这样一来，美国反而成为战时中国留学生分布最多的国家。
抗战期间，中基会决定把一部分款项转移到美国，委托华美协进社负责监管，将其作为奖学金资助陷入困顿的中国留美学生。当时，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先生兼任中基会助理秘书一职，社团仍然得到中基会之拨款补助，“华美协进社以补助费仍照原定工作范围继续推行，对中美文化关系多所致力。该社继续管理清华留美学务，间时尽量协助其他留美学生”[60]。同时，华美协进社也对留学生的艰难处境深表同情，并积极寻求新的筹款渠道，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61]、强基金会（Strong Foundation）以及一些教会机构获得紧急救援资金，设立“华美协进社奖学金和研究金”（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Scholarships and Fellowships）[62]，用于传播中美消息、代管留美学生等各项工作。1942年初，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滞留现象引起了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的重视，他决定向中美两国政府寻求援助，遂数次前往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驻美使馆陈情、交涉相关事宜。孟治向美国国务院官员描述了学生的境况，恳请美国尽快启动“总统应急基金”，以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美国国务院于1938年7月成立文化交流司（U.S.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旨在加强美国与西半球各国的友好交流。孟治向美国国务院负责官员陈明了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艰难处境，恳请文化交流司提供紧急援助。然而根据规定，文化交流司系根据《布宜诺斯艾利斯公约》创立，其服务、资助对象只能限于拉美国家。通过华美协进社同人的不懈努力，以及中美两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共同利益，美国国务院最终同意向中国留学生提供紧急援助，中国因而成为文化交流司资助项目中的第一个非西半球国家。随后，由美国助理国务卿、远东事务办公室负责人与华美协进社成员孟治、顾临、斯坦芬·杜根组建委员会。1942—1946年期间，该委员会共召开91次会议，审批了中国留美学生提交的3000多份救助申请，最后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1666名留学生和474名培训人员颁发了500000美元的奖助学金（Scholarshipin-Aid）。
与此同时，1942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在纽约成立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Committee on Wartime Planning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拨款30万美元设立中国留美学生奖学金，由宋子文任主席，孟治任干事长，办事处设在华美协进社。设立的奖学金除了替学生交学费外，每月按需要情形发给学生生活费10～75美元不等。1942年，中国留美生领取此项奖学金者，共计134人。[63]例如，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黄炳坤在1942年留美期间，曾向华美协进社主办的刊物投过一篇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不久，社长孟治就给他回信，表示如果是在读博士生协进社可以提供一个月75美元的资助；未读博士则可以提供奖学金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42年至1943年，在华美协进社奖学金的资助之下，黄炳坤在著名的哈佛大学研修了一年的哲学。……在哈佛期间，除哲学外，黄炳坤对宪法、国际法等法学学科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64]到1943年，华美协进社管理并授予的奖学金总数达2500000美元。全面抗战期间，约有4700名中国留学生依靠奖学金完成了学业或培训。
为了积极配合实习培训工作在美国的顺利开展，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也负责向中国留美学生和实习人员发放补助金，组织他们举行学习研讨会，开展项目研究，并为其提供就业指导，这些留学生与实习人员在抗日救亡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在中美两国专家学者的引领下，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正式举办的研讨项目与会议主要包括：
1.在美国公路管理局局长托马斯·H.麦克唐纳（Thomas H.Mac⁃Donald）指导下，从事公路建设、交通管理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2.在美国水土保持专家沃尔特·克莱·罗德米尔克（Walter Clay Lowdermilk，1888—1974）带动下，研究农业及其经济领域内的技术、管理和教育问题。
3.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R.W.金（R.W.King）牵头，进行电子通信方面的学习研讨，包括无线电广播、电话、飞机和潜艇的检电器以及其他现代电信设备。
4.在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世界制碱业的权威侯德榜博士带领下，开展化工项目研究，包括炸药、酸性物质、酒精、石油等化学产品的研制。
5.由中国经济学家、中华民国纺织业发展史研究的先驱方显廷负责，从事经济改革项目研究，包括工业化、财政改革、贸易和进出口政策、外国在华投资等有关问题。
6.在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赵元任指导下，开展应用语言学研究，包括电码、密码、中国方言和边境少数民族语言的收录。
7.在S.R.周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T.肖特韦尔（James T.Sho⁃twell）领导下，研究战后问题与世界和平组织的建设。[65]
纵观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史，从政治救国到学术救国再到科学救国，每个时期出国者所选择学习的东西都是有侧重点的，这与每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所需要的人才是密切相关的。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前，急需政治型人才，来变革中国的社会制度；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局面依旧一盘散沙，仁人志士意识到一味地学政治、学思想并不能救国，于是转而求学术。然而局面仍未好转，以西方科技文明为典范的现代化进程，给现代人类塑造了科技专家意义上的观念，因此，他们大多转而选择科学救国这一条道路，科技型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强调发展实科类留学教育，在选拔出国留学者时，则以理、工、农、医为重点。
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简称“博士论文”）作为学校教育最高阶段的书面结果，最能代表学生科研成果以及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最高水平。美国大学对博士论文质量及学位管理相对较严，因此，博士论文在美国享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公众效应。据华美协进社调查，1929—1954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含留学加拿大者）有9334人获得学位，其中有2789人次获得博士学位，7221人次获得硕士学位。造成累计人次大于综合人数的原因是诸多留美学生不止获得一个学位，其中多有获得两三个学位者。这正说明他们所接受美国教育的程度及其较高素质。据袁同礼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统计，1905—1960年间，共有2789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116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加拿大大学4所，共28人）。其中，理工科类共1914人，占68.6%（物理科学696人，地球科学40人，生物学439人，生理科学149人，工程590人），是文科类（人文科学327人，社会科学548人，共875人，占31.4%）的两倍多。[66]理工科院校的美国学生通常要在企业先实习一段时间，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然后才有资格成为一名工程师。
由于战争需要，美国武装部门抽出大批工业领域中的技术工人，服役于军队，导致国内缺乏大量熟练工人。在迄至1940年的不景气中，各工业部门对于训练青年人员也降到了最低的数额，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迫切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员填补岗位上的空缺，保证生产的持续进行。在美国急需熟练工人的当口，也为滞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实习机会，既可以让他们继续保持科研状态，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也可赚取一定的生活费用。美国工业联合会对实习学生之选择原则为：应用型人才。也就是说，不论实习还是科研工作，注重选用工程机械等专业的学生，因而面向应用专业的岗位相对多些。为了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中基会委托华美协进社积极动员留学生参加实践培训，并为他们联系实习培训机构。
经过精心筹划和严密组织，首次培训计划于1939年6月付诸实施，共分3个小组，分别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美国公路管理局、宾夕法尼亚州灰狗运输公司参加实践培训。1942—1943年间，共有300多名中国留学生被安置在美国的工业及商业部门，绝大部分在军事工业部门实习，主要机构包括：田纳西工程总署、农业部航空探测署、火石轮胎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橡子绝缘电线公司、纽约市联合飞机公司、纽约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电子自动化公司、密歇根州第波恩的福特工业学校等，重点培训战地救护人员、汽车驾驶员、汽车维修工人、飞机驾驶员、机械师和其他空勤人员。
一些美国友好人士也为中国留美学生实习培训积极努力，如约瑟夫·贝利。1890年，年满30周岁的约瑟夫·贝利（Joseph Bailie）先生，作为美国大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的一员来到中国传教。1899年，贝利担任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英文教习，并开始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哲学。1910年，贝利先生应金陵大学之聘担任算学教习。1911年，淮海流域发生水灾，贝利前往赈济，创办“义农会”，以工代赈，救济灾民。1916年，金陵大学农科与林科合并，贝利担任首任科长。就这样，全国农业本科教育办学历史最悠久的金陵大学农林科，在贝利先生的努力下，一手创办了起来，实谓中国农业本科教育之先河。1917年，华北地区黄河泛滥成灾，贝利离开金陵大学去华北，加入“华洋义赈会”，专职以工代赈，组织垦边。1920年，贝利先生回到美国养病。养病之余，他看到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英美工党排斥中国华工的现象非常严重，留美的中国工科学生几乎没有进入工厂实习的机会。于是，他亲赴各地工厂游说，一再重申与中国学生友好，对美国工业出路有好处。在他的努力下，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老板亨利·福特首先允诺，其他大工厂亦相继表示同意为中国留学生建立一所半工半读的培训学院，由贝利先生每年从美国各大学挑选100名主修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来此接受实习培训，这种培训也得到了华美协进社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结果证明，贝利先生的这一做法取得了巨大成效。这些留学生经过严格的实习培训，学成归国之后大都成为中国工程界著名的工程师，当时被人们称作“贝利的弟子”。同时，贝利先生还在上海创办了工人职业补习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方式，不仅为留美归国学生提供实习培训与就业指导，而且也为工厂的工人与学徒提供在职补习教育，从而通过这种中外合作的形式开创了中国的职业教育。如著名汽车工程专家、中国汽车工业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孟少农在1943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以后，经华美协进社的介绍，来到位于底特律西郊的福特汽车制造厂实习、见学。后来，他又去往位于佛尔蒙州的J＆L机床厂实习。这是一家生产多种机床的老厂，有充分的动手实践机会，既能组装机床，又能实际操作设备。在孟少农看来，只要是对祖国有用的东西，他就努力地学习，大胆地实践。学成归国之后，孟少农最终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
1938年8月31日，从昆明至畹町全长959.4千米的滇缅国际通道（Burma Road）国内段全线建成通车，它从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等地，由畹町出国界，外接缅甸腊戌，再与缅甸中央铁路连接，沿线高山大川起伏跌宕，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滇缅国际通道是当时中国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诸国之间唯一一条国际通道，承担着为整个大后方补给的“抗战输血管”的作用。抗战期间，由于洪水冲溃路面以及美国运输汽车故障频发，滇缅国际通道的作用极大地受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华美协进社在中国留美学生中招募了474名志愿者，为其提供培训经费，参加由美国两大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与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组织的技术培训。同时，美国公路管理部门也向华美协进社提供了实验室设施，用于检测滇缅国际通道路面材料的性能，以确保道路畅通。经过培训，这些志愿者以技术人员的身份组成归国服务团，与同胞并肩作战，铺筑足以抵抗洪水的路面，同时加强改善对运输汽车的维修与保养。滇缅国际通道无形中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使得日本放弃了原来要在正面打败中国军队，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计划，而改为从越南和缅甸来封锁中国的最后外联通道。这样一来，也给了疲惫的中国军民喘息的机会。
华美协进社组织的实习培训活动也得到了大批美国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指导，他们经常给孟治社长去信，就培训计划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1943年，全面抗战期间第一位抵华的专家、时任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护署（The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首席助理、农林学家、优秀的水土保持专家沃尔特·罗德米尔克在信中提到了中国赴美学习农林专业的留学生在水土保持方面加强实践锻炼的重要性：
中国幅员辽阔，为了提高国土资源利用率，促进水土保持工作，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前提乃是绘制各种各样详细而精确的地图，因为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图的精准与否。鉴于此，我建议，您可以充分利用我们水土保持服务中心提供的设施，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实践培训，使他们掌握通过航空拍摄绘制地图的本领。为了获得更多的感性经验，我热诚地邀请您参观我们设在华盛顿贝尔茨维尔（Beltsville）的工厂。该厂拥有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员工队伍，以及通过航空拍摄绘制地图的全套设备。在那里，您将亲眼目睹西德（Synder）先生如何指导员工学习掌握绘制地图的详细步骤。该厂员工的年龄从25岁到50岁不等。这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因为高校在这方面所从事的教学和研究远远不够，只有我们水土保持服务中心始终致力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成功只能代表过去，我们期待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提出的此项建议极具现实意义，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有大量飞机、飞行员和摄影器材投入战斗，因此也提供了航空拍摄的机会。但是，为了避免坐失良机，必须事先培训大批技术人才，通过航空拍摄绘制地图以及建立地面控制据点。目前，中国留学生由于战乱无法回国，中国政府就应该要求他们（尤其是主修工程学的留学生）把握机会，积极参加实习活动，以便做好随时报效祖国的充分准备。
水土保持服务中心将为中国培训大批能够绘制土地性能分析图的人才。这种地图并非一般的地形图，它不仅涉及适于耕作的具体自然条件，而且包括为了实施水土保持计划而进行的地表区划。
中国一直需要防洪抗旱、筑坝蓄水方面的水利人才。但是，现有高校缺乏设置水利工程方面的课程。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水土保持服务中心设置了相关的专业培训课程和活动。我们规定，农业院校毕业的美国大学生必须在此参加实习之后方可走上工作岗位。
中国将来也会需要草场管理人才。因为中国西北地区丰富的草场资源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必须培训大批管理人才，开发那里的草原和山地，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中国也需要农业技术人才，以便把我们的土地利用规划和水土保持计划付诸实施。
中国还需要水文学研究人才，实现对水资源的利用和控制。如今，我们在华开展的水土保持计划受到严重制约，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中国农业地区的水力资源迳流率一无所知，包括各个灌溉区。我们水土保持服务中心和美国林业部一直在水文学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合作研究，并建有水文实验站。我建议，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可在此参加实践锻炼，并从事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我热烈欢迎您到我在南加州建立的圣迪马斯（San Dimas）水文实验林参观，这是目前国内外功能最为齐备的实验林地之一。它会使您了解一些控制水患的有效方法，在计划充分利用和控制水资源之前须具备的常识以及如何科学而合理地利用降水。[67]
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与教育家W.麦肯西·史蒂文斯（W.Mackenzie Stevens）曾担任中华民国的技术顾问，他在写给孟治的信中从工业发展的角度谈到了培训问题，认为实习培训对中国意义重大、刻不容缓：
为了发展中国的基础开采业，工程学和化学专业的实习绝对不容忽视，因为它们关系国计民生。对于那些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应予以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
中国留美学生应加强在工厂和企业的实践锻炼，尤其要重视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新型设备的利用程度。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这些留学生归国之后，不顾本国国情，机械移植美国的生产方式，无法做到因地制宜，学以致用。[68]
1944年2月5日，俄勒冈州立大学电机工程系前系主任F.O.麦克米伦（F.O.McMillan）在写给孟治的信中也提到实习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从广义上讲，我认为主修工程学专业的学生应积极参加工程设计、建设和维护方面的实习活动，而不能只是一味“纸上谈兵”。我之所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中国现状，中国目前亟须解决一系列工程问题，需要聘用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才。我认为，设计不仅应包括机器设备的设计，而且还要有电厂和通信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无线电传送线路和分配系统的设计，对此类设备的操作和维护尤为关键。参加实习活动必须亲临企业生产第一线，学校很少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旅行考察既生动有趣，又使人获益匪浅，但毕竟不可能替代实习锻炼。如果对中国目前的通信、电力、工业等领域内存在的发展缓慢、严重滞后等现象，以及对机械的操作和维护不善等问题进行一番寻根问底式的调查，就会发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程师这一职业一直未能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所致。如今，中国电力企业面临某些资源的严重短缺现象。这些资源包括：电磁铁、绝缘纸张、纤维和纺织品、各种类型的塑料、合金电阻、硼矽酸盐玻璃与绝缘玻璃、高质量的电磁产品、用作灯丝的钨丝。短缺的资源绝不限于以上几种，它们只是几种有代表性的急需资源，中国留学生应有的放矢地参加理论学习和实践培训。[69]
1944年2月7日，帝王谷水利工程（The Imperial Valley Irrigation Works）监理工程师威利斯·C.巴雷特（Willis C.Barrett）先生在写给孟治的信中，主要从水利工程的角度建言献策：
记得您曾经向我提出过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实从某一方面来看，该问题迅速便可得到解决，即鼓励目前正在美国的1400名中国留学生从事相关领域的职业。这些工作待遇优厚，然而从事人员却极其有限，致使中国留学生无法立即投入祖国战后重建工作。因为每个学生都要面临实习选择问题，而这种选择与其将来能否直接服务于社会密切相关。从客观上讲，中国留学生有权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实习内容，但从现实来看，他们的选择往往忽略了祖国和社会的需要。
在中国，工人专事体力劳动，受过专门教育和系统培训的技术人员则专事脑力劳动，两者分工明确，不存在密切配合和共同合作。中国民众经常被那些社会观察家的言论所误导，认识不到美国富强的原因主要在于分工合作、协同生产。美国科学技术发达，拥有大批科技人才，致力于军工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如果失去这些技术人才，不及半年，城乡垃圾便会堆积如山，人们的生活也会陷入一片混乱。为了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青年学生必须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学以致用。作为一名中国工程师，不仅要胜任设计工作，而且必须具备一个技术人才的综合能力。[70]
综上所述，他得出以下结论：
简言之，首先，中国留学生必须参加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习培训，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驾驭各种精密仪表、实验器材和机械设备；其次，应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开发使用电力之外的其他能源。
对于中国目前的人才需求状况，我认为首推道路设计工程师。抗战结束之后，这种人才更为急需，以承担设计修筑任务，而且按照中国现状，只能采用沙粒、黏土和碎石铺筑路面。依我之见，中国在筑路方面应向美国乡村地区学习，因为其造价较低，但是养护费用不菲。
国家用于水利工程方面的投资必须达到几百万美元，水利工程师应设法研究解决河道淤塞问题。那些主修水利工程学的学生应该到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机构进行锻炼，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此需要重申的是，必须熟练掌握水利工程结构。以灌溉为例，他们应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排水方法。土木工程师也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必须先在熟练技师的带领下实习一段时间，以亲身感受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然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大学生毕业之后直接步入社会，担当服务社会的重任。根据这种现状，中国留学生归国之前必须参加实践培训，掌握操作技能。……相比美国同行，中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应致力于研制开发新型机械设备，避免主观臆测，应因地制宜地开展研制工作，掌握操作、维修、安装精密设备的本领。关于参加此类技能培训的中国留学生，通过本人的游历考察，我认为悉数参加水文工程和水利工程的实习培训也未尝不可，以期将来报效祖国。其他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肯定对此持有异议。我认为，最好由中国政府决定留学生的实习项目。[71]
1943—1944年间，12名中国留学生在田纳西工程总署实习。该工程为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资助的最大的灌溉与发电工程，中国受训人员从计划部和设计部开始工作，然后到工地实习，参与水库大坝和电厂的施工。这些实习生均为自己能够参与这一世界一流和现代化建设项目而感到自豪。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他们能够在短期内参与和观摩田纳西工程的不同施工阶段。一位参与实习的留学生在给孟治的信中写道：
田纳西工程所有施工的进行都如同在科学实验室里进行试验一样。虽然中国不可能模仿这一项工程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据我在过去15个月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我坚信自己在学习一种对中国未来重建工作非常有用的组织工程的经验。[72]
陈金妙（音译）（193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在纽约大学学习企业管理，毕业之后到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一家研制枪炮的军工厂实习。他说：
我的实习工作是生产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即进行统筹规划，主要包括生产评估、材料预算以及人、财、物的合理配置。
因为生产管理直接关系企业的兴衰成败，所以我决定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实习工作，并对这家实习单位充满了感激之情。[73]
杨叔秋（音译）（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哲学博士学位，后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实习。他写道：
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第二联邦储备区，我的实习工作是分析该银行每周储备金盈亏的原因，然后制成表格。目前，我正忙于核算、制作该银行在1942年的实际利率表。[74]
黄玉红（音译）先生（1942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屋电气厂（Westinghouse Plant）实习，归国之后，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资源委员会供职，负责监管发电厂的配备和运作。他指出：
因为我对电厂的运营很感兴趣，所以在实习过程中，我认真参观走访了实习工厂的每一个部门，熟悉各种机械设备，与工人们的合作也非常默契、愉快。[75]
胡汉泉先生（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后来成为真空电子技术和微波真空电子器件专家、中国微波真空电子器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于1940—194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电机系学习电子通信，毕业之后参加无线电工程方面的实习培训。他写道：
1942年10月—1943年12月，我进入美国斯巴登无线厂（Sparks-Withington Company）实习，主要负责设备的测试，设备包括米波车载无线发射机、接收机、定向机和其他有关设备。通过实习，我的操作技能大大提高，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将来有志于成为一名管理无线电工厂的工程师来说，这些技能和经验是必不可少的。[76]
汉森·黄先生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Army War College）语音实验室工作，主要从事电影剧本创作。他把美国陆军部用作培训实习教材的几部电影剧本译成中文，还参加过美国国务院举办的约150部纪录片的首映式，并发起编纂中文电影辞典活动。主修音乐的中国留学生曾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录制了一些中华民乐。
这些实习活动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各大报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此做了大量报道，颂扬此次活动所秉持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中国的战后重建和中美两国的合作前景充满了信心。同时，这些毕业实习活动，不仅提高了留美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且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合格人才。归国之后，这些专业技术人才活跃在祖国抗战的前线和后方，出没于敌人的炮火与硝烟之中，成为祖国在抗日战争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1939年2月22日，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宣告成立，“目的在促进中美文化关系，增进两国睦谊”[77]。大会推选宋美龄与史汀生（H.L.Stimson）为名誉会长，华美协进社顾问委员会委员孔祥熙为会长，该协会有力地推动了华美协进社在华事业的开展。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但中美之间仍旧存在许多隔阂，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大多源于同情、怜悯，缺乏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观照。宋子文主持的“战后问题中国研究小组”（郭秉文、晏阳初都是成员）接受了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提出的建议：“应立即进行一项极具智慧且有详细计划的教育工作，让美国人知晓中国和中国人的真相。”[78]1943年9月24日，中美文化协会在华盛顿举行成立大会，下设计划组、讲演训练组、宣传组，由郭秉文担任首任会长，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以及赛珍珠等担任顾问。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标志着美国逐渐从踌躇中立的立场阔步走出，这是美国永久参与国际事务的起点，昭示着世界格局将重新洗牌，美日开始争夺太平洋上的霸主地位。1942年1月1日，美、中、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美正式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同抗日的同盟。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政策也有了新的调整，开始积极援助中国这个在东方战场上与日本斗争了多年的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并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太平洋战争时期，在美国对华经济、军事援助的夹缝中，蜿蜒着文化援助纽带，当然包含了美国战时国家利益。军事上，美国希望中国在东方战场上牵制、打击日本，缓解其在欧洲战场上的巨大压力；经济上，美国正在酝酿对华倾销货物；文化上，美国希望在战局发生转机时对中国进行民主输出。1942年1月29日，为提高中国军民抗日士气，打造一个“亲美的中国”，美国实施了对华文化援助计划，这也是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开端。计划内容包括中美专家互访、图书交流、拨款两万美元援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邀请中国技术人员留美、电影广播宣传等项目。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慰梅（W.C.Fairbank）认为，“对华文化援助是军援之外的必要措施”[79]。因为文化援助给予战时中国一种特殊的精神鼓舞，也体现了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同盟关系。
1942年11月26日到1943年6月27日，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美。从东部国会到西部好莱坞，宋美龄发表了系列演讲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她的努力促使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Law）的废止。1943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废止《排华法案》，同时通过《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允许已经在美居住的华人成为已归化公民，并且不会受到驱逐出境的威胁，允许每年有105名华人的入境移民限额。《排华法案》由美国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于1882年5月6日签署成法案，允许美国暂停入境移民。该法案是针对大量华人因中国的内部动荡和有机会得到铁路建设工作而迁入美国西部所做出的反应，它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种族的移民法。从废止《排华法案》开始，中美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一切皆以美国之马首是瞻”，“无论何时均与美国始终保持一致”，大致可以说是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美政策的基调。客观地说，向美国靠拢、与美国结盟，是有利于中国抗战大局的，不过如此彻头彻尾地“一边倒”，把中国与美国硬拴在一起，就势必产生依附性，从最终的结果看，又势必有副作用。如果把视角推移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副作用就更加明显了。[80]
1943年，孟治社长担任中基会在纽约成立的驻美委员会秘书一职，旨在保障中基会在美国的一切权益，“管理在美各基金之投资，并利用本会基金之收入，以维持在美留学之各研究员，并为国内图书馆及学术机关订购书籍杂志”[81]。总之，正值发展阶段的华美协进社以抗日为职志，在以民间领域为主要表征的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中，充分发挥民间社团之优势，既充当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黏合剂”，又扮演了中美两国间“亲善大使”之角色。
[1]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49.
[2]纪第六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N］.申报，1930-07-05（17）.
[3]姚叔莱：英文名为C.F.Yau，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的妻弟，民国最大的古玩商，是华美协进社早期中国艺术品方面的负责人。
[4]国内教育新闻：华美协进社之概况［R］.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报告，1934，16（9）：8.
[5]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记录［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484），案卷号（35）.
[6]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报告［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484），案卷号（66）.
[7]中美协进社中国委员会成立［N］.申报，1931-02-26（16）.
[8]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365-366.
[9]段劲楠.译著《流散诉求：亚裔/华裔美国的音乐、跨国主义与文化政治》及书评［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12：64.
[10]正当梅兰芳1930年在曼哈顿第49街剧院演出京剧时，粤剧戏班“咏霓裳”在新世界剧院演出粤剧。
[11]Nancy Yunhwa Rao（2000）.Racial Essence and Historical Invisibility：Chinese Opera in New York，1930［J］.Cambridge Opera Journal，12（2），135-162.
[12]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02.
[1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苏联著名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家和理论家、舞台艺术改革家。他一生导演和担任艺术指导的话剧和歌剧共有120余部，并扮演过许多重要角色。他创立的演剧体系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和欧洲的艺术成果，著有《我的艺术生活》《演员自我修养》等书。
[14]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著名的戏剧大师，他在戏剧历史发展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间离方法”，又称为“陌生化方法”。这是一种新的戏剧表演理论和方法，基本含义就是把戏剧作品用加工过的表现形式，让平常的事物显得不平常，从而暴露事物的本质矛盾。这种方法的进步性就是积极向观众传导改变现实的可能性。(www.xing528.com)
[15]工尺（chě）谱：中国汉族传统记谱法之一，也是古代记录乐谱的工具。因用工、尺等字记写唱名而得名，每句唱词标明音高符号、调名符号、节奏符号和补充符号。它与许多重要的民族乐器的指法和宫调系统紧密联系，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歌曲、曲艺、戏曲、器乐中应用广泛。
[16]傅谨.东方艺术的身份确认——梅兰芳1930年访美的文化阐释［J］.中国京剧，2007（9）：4-7.
[17]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147.
[18]谢思进，孙利华.梅兰芳艺术年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57.
[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近代天津十大影剧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44.
[20]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50-151.
[21]缀玉轩游美杂录（一）［N］.申报，1930-03-03（16）.
[22]黄殿祺.六十年前的举世盛事——梅兰芳先生赴美访苏以及他与张彭春教授的合作［J］.中国戏剧，1995（9）：16-21.
[23]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140.
[24]缀玉轩游美杂录（一）［N］.申报，1930-03-03（16）.
[25]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续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67.
[26]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M］.齐香，整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02.
[27]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M］.齐香，整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02.
[28]实业家，他的父亲Cleveland Hoadley Dodge为资本家和慈善家，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兼金融支持者。
[29]1918—1933年，任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董事长，也是一位银行家，1897年参与创办库恩·罗布公司，任职37年，协助整理太平洋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等六个铁路系统的遗产。
[30]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M］.齐香，整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19-120.
[31]缀玉轩游美杂录［N］.申报，1930-04-20（19）.
[32]李仲明，谭秀英.梅兰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56.
[33]李仲明，谭秀英.梅兰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56.
[34]梁燕.梅兰芳与京剧的世界意义［N］.人民政协报，2014-07-28（11）.
[35]梁燕.梅兰芳与京剧的世界意义［N］.人民政协报，2014-07-28（11）.
[36]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52.
[37]李仲明，谭秀英.梅兰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54.
[38]齐如山.齐如山谈梅兰芳［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110.
[39]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56.
[40]家正.华美协进社的动态（本刊特译）［J］.教育通讯（汉口）（复刊），1946，1（7）：22.
[41]家正.华美协进社的动态［J］.教育通讯（汉口），1946，复刊1（7）：22.
[42]Chih Meng’s Manuscripts，31.
[43]Chih Meng’s Manuscripts，32.
[44]Chih Meng’s Manuscripts，32.
[45]黄少华.摄影丛书：纪实摄影专辑［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79.
[46]王涛.甘博——撩开中国神秘面纱的美国人［J］.国际人才交流，2000（3）：24-26.
[47]王涛.甘博——撩开中国神秘面纱的美国人［J］.国际人才交流，2000（3）：24-26.
[48]华美协进社派孟治回国考察教育文化［N］.申报，1936-12-08（8）.
[49]Chih Meng’s Manuscripts，129.
[50]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57.
[51]帕克赫斯特（1887—1973）：美国教育实验家，道尔顿制创始人，程序学习创始人之一。
[52]Chih Meng’s Manuscripts，144.
[53]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59.
[54]Chih Meng’s Manuscripts，142.
[55]Chih Meng’s Manuscripts，143.
[56]本会会务（二十三年十月）四、社交：招待纽约华美协进社董事幼姆君［J］.国际问题研究会通讯，1934（10）：37-38.
[57]科学新闻：华美协进社消息［J］.科学，1940，24（8）：644.
[58]战时统制外汇留学亦限制，出国研究以军工理医各科［N］.申报，1939-05-17（2）.
[59]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29.
[60]得中美庚款补助之学校教团研究概况［N］.申报.1940-06-26（8）.
[61]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940年由洛克菲勒家族设立，主要是对人口增长、资源保护、就业、伦理、艺术和教育等问题进行研究。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使命是：帮助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世界。20世纪50年代后期，活动中心转向政治方面，并成立特别计划总委员会，成为洛克菲勒家族影响政府政策的重要据点。该会资产两亿余美元，会址在纽约。
[62]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美国中国学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586.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115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50.
[64]王定贤.黄炳坤及其国际法思想研究［J］.武大国际法评论，2008（2）：362-383.
[65]Chih Meng’s Manuscripts，56-57.
[66]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M］.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1144-1145.
[67]Chih Meng’s Manuscripts，58-60.
[68]Chih Meng’s Manuscripts，61.
[69]Chih Meng’s Manuscripts，62.
[70]Chih Meng’s Manuscripts，63-64.
[71]Chih Meng’s Manuscripts，63-64.
[72]Chih Meng’s Manuscripts，69-70.
[73]Chih Meng’s Manuscripts，69-70.
[74]Chih Meng’s Manuscripts，69-70.
[75]Chih Meng’s Manuscripts，69-70.
[76]Chih Meng’s Manuscripts，69-70.
[77]中美文化协会香港分会成立［N］.申报，1939-05-16（2）.
[78]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1：345.
[79]Wilma Fairbank.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1942-1949）［M］.Cultural Relations Pro⁃gram of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Historical Studies：Number 1，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U.S.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D.C.，1976：92.
[80]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59.
[8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二十年事业简述［Z］.1946（12）：8.转引自赵慧芝.中基会和中国近现代科学［J］.中国科技史料，1993，14（3）：68-8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