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治与华美协进社：团结中国留美学生，改组工作开始

1899年，孟治出生于河北廊坊的一个诗礼之家，作为孟子的直系后裔，他从小便饱读诗书，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辛亥革命后，他先后进入私立南开中学堂和清华学校就读，开始广泛接触外面的世界，与来华传教的一些美国大学生志愿者和学者友情甚笃。1918年，在美国传教士亨利·温特斯·路思（Henry Winters Luce，中文名路思义）的引荐下，孟治加入基督教，取教名为保罗（Paul），并获得了日后向旅美华裔传教的机会。1919年，孟治从清华学校毕业，并获得5年的留美奖学金。[13]

抵美之后，孟治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戴维森学院就读两年，逐渐接受美国的观念和理想，开始融入美国社会。后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立志学成归国之后为基督教青年会或教会服务，杜威成为他的导师。留学期间，孟治便已初露锋芒，他踊跃参加各种学生运动与中美交流活动，曾先后担任由清华留美学生组成的清华校友会主席、由南开留美学生组成的南开校友会主席、留美中国学生青年会旅行部书记。1924年6月，又当选为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留学生友好关系委员会中国留学生干事以及留美学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领导着97个会员中心的2471名会员，负责出版发行新的年鉴，为会员提供建议，实现协会财政平衡，结余4700美元。[14]他在组织和指导留美学生方面展示了爱国热忱和杰出的社会活动才干，赢得了一致认可，在全美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1924年，孟治作为留美学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参与了192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檀香山成立大会的预备会议——巴尔的摩会议，结识了中美两国的众多社会名流。当时，东南大学校长、未来的华美协进社首任社长郭秉文就是在这里与孟治相识的。郭秉文对孟治的才华赞赏有加，建议他针对会议内容撰写一篇文章，在《亚洲》杂志上发表。郭秉文对孟治之后事业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旅美期间，孟治一直心系故园母校。1925年9月，在与清华留美学生座谈时，孟治剀切指出当时中国留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已回国之留美学生未能联合一气，对政府军阀一致奋斗，以作国民领袖；留美中国学生习于美国安乐生活，回国后只顾追求个人享受，图谋私利；留学生归国后，身价甚大，小事不肯去做，若谋不到重要职位，宁愿赋闲；许多留美学生失去了中国的传统美德，如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知书达理等。针对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日渐增多的状况，孟治认为，虽然“人数日众，然大都貌合神离，组织虽冠冕堂皇，然愿相互深知、结交朋友者，则如凤毛麟角，较之十余年前留美学生之精神，则有江河日下之势”[15]。这也是孟治日后立志献身于华美协进社，致力于团结广大中国留美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7年，孟治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之际，孟治面临三种不同的职业选择：第一，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主席，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约翰·瑞利·马特（John Raleigh Mott）将孟治引荐到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时任会长的余日章先生先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与哈佛大学，他力邀孟治先生共事。同时，基督教青年会还为孟治提供资金访问中国和欧洲诸国的重要的中国学生中心，时间是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为期半年。第二，张伯苓与梅贻琦建议孟治创建一个国际事务联合学会，围绕国际事务举办研讨会与暑期会议，借此满足广大师生所需。第三，华美协进社调查委员会也向他抛出橄榄枝，让他担任委员会秘书一职，走访全美各界人士，并希望他成为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完成社团改组任务，使其成为“联系留美学生的渠道，并帮助社团征募志愿者”[16]。这三种选择为孟治提供了未来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通过多方咨询，孟治决定先接受基督教青年会资助的到中国和欧洲的游历走访活动，然后再慎重考虑并确定自己将来的工作意向。通过调查访问，孟治深切感受到中国正在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及组建华美协进社的重要意义。在孟治看来，自己已“深深卷入中美关系之中”，“华美协进社在美国的发展不仅有热情的赞同，也有道义的支持”[17]，但在中国国内却充满党派之争与外来压力等政治性因素，因而他最终放弃了回祖国发展的想法而选择了在美国改组、建设华美协进社。由此，他与华美协进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将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和人民相互理解作为自己笃实坚定并矢志不渝之事业。

1928年9月11日，孟治作为华美协进社荣誉秘书（Honorary Secretary）着手负责改组工作。他针对当时政局变动，华美协进社依靠中基会拨款资金即将用罄的情况，认为“改组后的社团成员和社团活动范围将不囿于纽约，而应招纳来自中美各地的社员，不分性别，不论职业，在与两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的前提下，社团将摆脱政治干预，重建独立与自由的基本原则”[18]。孟治虽然没有郭秉文那样的声望和大手笔，但也有自己的办社优势。当时美国的时局较为有利，虽有大危机的残余影响，但是美国对华的美好愿望要多于期待。孟治与中国政界没有任何恩怨纠葛，并与胡适、张彭春等人私交甚笃。而且孟治本人也是一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的人，更是一个募捐名家。

1929年，郭秉文在以华美协进社社长的名义写给太虚大师的信函中提到，“敝社正在筹备改组，定期出版物亦在计划中”[19]。改组期间，华美协进社的社务如常开展，具体包括：（1）与纽约罗列氏博物院同筹备中国近代美术展览会；（2）答复各方关于中俄交涉之咨询；（3）代美国各界收集研究中国问题之资料；（4）与世界和平基金会合刊“促进国际友谊丛书”；（5）与美国学术评议会编辑关于中国之出版物；（6）评阅各项有关中国之制作；（7）供给各大学教授讲演中国问题之材料；（8）介绍美国教授来华调查及讲演；（9）讲演中国问题；（10）招待往来华美之重要人员。[20]

1930年1月，在社团宗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华美协进社自行改组为一独立自主的美国民间社团，组建了“在地域、职务、公私机构上有着广泛代表性的”董事会与顾问委员会，推动华美协进社成为一个真正的联合组织。社团的董事会与顾问委员会由中美人士联合组成，孟禄博士被推为董事长，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博士为名誉董事长，郭秉文为名誉社长，孟治当选为新任社长，继续履职。在随后的40年里，孟治的名字与华美协进社息息相关。华美协进社数项关键性的发展，都是在他任职期内促成的，如定期发行刊物，回顾评论中国历史与现状，出版以中国为主题的书籍，调查统计留美中国学生的状况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7年，年高德劭的孟治退休，作为第二任社长，他担任华美协进社社长达37年之久，也是任期最长的社长，为华美协进社在美国社会扎下根来，得到可持续发展立下了殊勋。正如路思家族的第三代伊丽莎白·路思·穆尔（Elisabeth Luce Moore）所言，“孟治坚信，中国文化是值得研究的永恒主题，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不可磨灭的”，“多年以后，孟治的中英文名字必将铭刻在家族纪念碑上，以表彰他终生致力于加强中美联系所取得的贡献”[21]。

孟治当选为社长之后，华美协进社逐渐被改组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机构，为具有开阔视野的中国学人提供了一个向美国人系统传播中国文化的组织平台，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颜惠庆曾对华美协进社进行评价：“虽然其组织规模与日常经费都在一般水平，但该会在美国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得到中美两国人民的高度赞赏。”[22]华美协进社在美国迅速站稳了脚跟，逐渐形成了该社就近代表国内参加美国教育事业的模式，在增进国际了解，激发民众对华人文化艺术的浓厚兴趣，研究中国学术，以及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撤销领事裁判权诸问题上，颇有贡献。

郭秉文与孟治作为两代留学生的代表，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两相比较，郭秉文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擅长于从大处着手，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教育进步。从创建华美协进社伊始，郭秉文就致力于将其介绍给美国的主流社会与普罗大众，开创了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新格局。而孟治作为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小师弟，面对郭秉文开创的新形势与高起点，不负众望，迎难而上，完成华美协进社的改组，充实社团资金保障，并达成财政平衡；细化、落实中美教育、文化交流规划项目，创办教师培训机构，推动了介绍中国与传播中国文化工作的具体化、常态化、持续化与大众化。郭秉文与孟治对华美协进社的热情与投入是一样的，他们相互砥砺，旨在使华美协进社逐渐成长为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中国留美学生与学者的服务中心和精神家园。

[1]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及奖励金之规定［N］.申报，1927-11-02（7）.

[2]兰军.试析国际教育组织在近现代的演变及特点——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为限［J］.理论月刊，2009（5）：165-168.

[3]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ew York，1927，1928，1934.

[4]元青.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缘起——以博士论文选题为中心的考察［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96-105.

[5]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Foreword，1927.

[6]林晓雯.1902—1928中国留美学生学位论文选题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3（3）：212-218.

[7]卖猪仔：指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拐卖、掳掠华工赴南洋、美洲等地转卖。主要分为三类：契约工、赊单工、卖客。(www.xing528.com)

[8]［美］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M］.朱永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20.

[9]杨翠华.中基会的成立与改组［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8），1989：270.

[10]胡适.胡适全集日记（1928～1930）（第31卷）［M］.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58.

[11]杨翠华.中基会的成立与改组［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8），1989：278.

[12]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四次报告［Z］.1929.12.转引自：赵慧芝.任鸿隽年谱（续）［J］.中国科技史料，1988，9（4）：37-48.

[13]奖学金：在美国高校系统中，奖学金大体可分为非服务性奖学金、服务性奖学金和学校贷款三种。其中以非服务性奖学金申请比率最大，其金额也最多。它包括学院助学金（Fellowship）、奖学金（Scholar⁃ship）、全免学杂费（Tuition＆Free Waiver）以及其他一些依靠学院本身而定的奖励（Awards）。助学金是一种金额最高、竞争也最激烈的非服务性奖学金，获奖学生不仅可以获得全奖，即免除学杂费、住宿费、保险费、书本费等，还能够获得一笔金额作为个人消费费用（Personal Expenses）。奖学金不像助学金只有一种形式，同一所大学可能设置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形式的奖学金。一个学生有资格同时申请两种以上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概率通常高于助学金，但前者的金额要少于后者。

[14]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14.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第91册）［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211.

[16]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21.

[17]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39.

[18]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143.

[19]郭秉文，沈有乾，明慈，等.法界通讯：美国华美协进社来函［J］.海潮音，1929，10（5）：8-11.

[20]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报告［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484），案卷号（4）.

[21]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M］.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Press，1981.Preface.

[22]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M］.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