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华美协进社改组计划

自美国“退还”庚款之始，即有用于教育或用于实业两种用途之争。中国政府虽盼能以此款大兴实业，但是第一次“退还”庚款之结果，仍然用在教育方面。1924年，美国通过第二次“退还”庚款案后，国内各界纷纷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或美国驻华使馆请款补助。虽然美方已明确要求用于教育文化事业，但是仍有不少机关冀望能补助地方建设事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于中基会大部分成员是北京旧政府官员及北方的政治家和教育家这一事实提出批评，他们认为，既然中基会掌握着公共基金，它就应该受教育部的领导和监督，甚至企图将中基会改组成一个纯粹的政府机构，后来由于美国政府威胁要停止庚款“返还”，国民政府才放弃这个计划。

美国政府之所以不把这笔庚款余数直截了当地“退还”给北洋政府，而是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来管理，就是表明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虽然中基会在法律上是财团法人性质，在名义上不受政治之干预，美国政府与中国教育团体也都想朝这个目标努力，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之下，基金会与政治的变动始终脱不了关系。中基会的成立与董事之任命，乃中美人士与北洋政府交涉之结果，虽然在董事人选方面还相当尊重教育团体的意愿，但是北洋政府官员参与董事会以及董事中缺乏与南方国民政府有关系之成员，都成为日后董事会改组之根源。”[9]192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会议通过《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国民政府大学院强调：“此次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为政府整理庚款事业之始，故进行一切，极端审慎。美国退还庚款，完全为无条件的。此次改组亦仅更动中国董事，若尚不能顺利进行，则其他各国庚款事业，不将永远付诸曹段军阀所任命诸委员之手乎？中美邦交，素称友善，此种惑于先入易起误会之言论，应由政府训令驻美公使加以纠正或解释，庶中美间之文化互助事业得日趋于光大之途。”[10]“中基会的改组终究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只不过在改组过程中，董事们所秉持的教育学术独立之理想得以坚持。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即在于经费的独立。”[11]

美国明确要求第二次“退还”庚款必须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对中国教育之发展无异于一剂强心针。因为当时中国混乱的政局使政府无暇顾及教育的发展，从而为教育家办理教育创造了机遇。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教育变革铺就了深厚的思想土壤。国家强，则教育兴，中国政、学界人士普遍意识到了教育对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强烈呼吁将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全部用于强化中国已有基础的大学和教育文化机构，改进中国的教育体系，从而要求中基会停止拨款给华美协进社。中基会运作的不确定，加之当时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1929年1月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基会第三次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与会董事讨论了中基会的用款方针，最终议决：华美协进社社长郭秉文应同中基会董事及干事长任鸿隽，商拟一可使该社渐成独立机关（Membership Corporation）之办法，再行交本会核办。也就是说，中基会决定对华美协进社采取暂时补助，将来令其成为独立机关。[12](www.xing528.com)

于是，郭秉文专门成立了华美协进社调查委员会，由孟禄、郭秉文、斯坦芬·杜根（Stephen P.Duggan，世界教育会联合会会长、中基会董事）组成，着手筹划改组事宜，希望能够物色熟稔中美两国教育文化及学术事业，并有相当学术成绩之学者或社会活动家，进而着手培养孟治（Chih Meng）、程其保等为社团的未来领袖。孟治在1924年的巴尔的摩会议上为郭秉文所推毂，192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受聘为华美协进社调查委员会秘书。程其保192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博士毕业后，应邀到东南大学任教，后由郭秉文推荐到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工作。两位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继郭秉文之后先后成为华美协进社社长，为有组织地持续开展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储备了领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