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留学生研究论文-华美协进社史

自清末开埠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以图抵抗外侮、富国求强的努力，便如海浪一样，前赴后继，从未断绝。自“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开始，留学生开始继传教士之后，逐渐接过西学东渐的旗帜，最终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力军。自此，西学东渐发生了质变，中国人开始主动地吸收西方文化，并将之纳入中国文化发展的轨道，推动着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深入发展。在清末民初，除了“庚款留美”学生以外，中央政府部门、各省也出资派遣官费生留学美国，再加上各种自费生，形成留美运动的合力，且人数呈持续增长的势头。由于留美官费生选拔要求严，起点高，待遇较丰厚，因此，这些学生抵美后大多专心求学，获高学位者源源不断。据华美协进社调查，1902—1911年间，中国留美学生获博士学位者6人，获硕士学位者16人。1911年，仅哥伦比亚大学一校，就有3名中国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6名获得硕士学位，3名获得学士学位。留美教育中高学位及高级专业人才的增多和及时回国，促进了中国留学教育与国内高等教育以及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作为“过渡之津梁”，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的那一段时间，历经异质文化的震撼到逐步适应，而后能够做文化的比较和选择。当学成归来时，他们就可以导引国人逐渐与世界沟通。

为了编辑、报告中国留美学生的学术努力和兴趣，为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提供参考，尤其是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提供借鉴，1927年，华美协进社编录了一份英文版《中国留美学生硕博士论文目录》（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刊登在《华美协进社公报》（China Institute Bulletin）1927年第四辑上，收录了1902—1927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撰写的568篇硕博士论文题目；1928年，又编辑刊发了增补版，补充收录1915—1928年间160篇硕博士论文题目；1934年，再次补充刊发了1927—1931年间的硕博士论文题目434篇。1902—1931年间，总计收录的硕博士论文题目有1162篇，其中博士论文题目357篇。[3]该目录提供了中国留美学生硕博士论文的各项信息：姓名、毕业学校、所获学位、论文题目等，并按照论文撰写年份、来源学校、数量、所属学科等分别进行了统计。其缺陷是，由于当时没有统一规范的拼音系统，故姓名拼写五花八门，难以确认作者的中文姓名，使用起来有颇多不便。[4]这些硕博士论文选题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既有以往汉学界关注的中国历史、哲学、宗教、语言等中国传统学术问题，也有新兴现代中国学界所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表达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既有人文学科的文、史、哲，又有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还有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学科，研究领域、方向极为广泛。留美学生在美国著名高校不仅学习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同时也接受了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充分利用中文资料（译为英文）和西方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体现了留学生的学术功底，为西方汉学（中国学）界详尽展示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他们也能站在跨文化研究的高度，借鉴西方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来审视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当多的学位论文在答辩后就在国外发表或出版，成为美国汉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目录对探讨20世纪前30年中国留美学生的学术努力与兴趣有参考价值。[5]统计数据表明，收录的硕博士论文共计1162篇，其中有93篇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论文，占博士论文总数的26.05%。这些选题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外比较研究；洋为中用，科学救国；以西学之道研究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审视与研究。这些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用英文书写的学位论文，题材丰富，内容与材料翔实，研究理念与方法科学新颖，是民国时期域外中国研究的重要文本，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奠基之作。总之，无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留美生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硕博士论文，都以求知求真、经世致用为根本的学术目标追求，学术报国、为祖国服务成为其论文选题的最大缘起，国家的需要与自己的学术兴趣相结合，成为他们选择研究课题的决定因素。

客观来说，在西方用西语写中国题目，本身就是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既对西学东渐有好处，又对中学西传有裨益，其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推动了西学东渐。把在西方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带回国内，对促进中国学科的现代转型、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有奠基与开创之功，也为中国现实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经济问题、法制问题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与改进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二，促进了东学西渐。这些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留学生的学术功底，向西方学术界和其他读者详尽展示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堪称展示中国文化形象的生动教材。第三，有助于个人的学术发展与职业前途。留美学生的硕博士论文保持了个人的学术趣味，延续了原有的学术基础，同研究国外问题相比，对奠定个人未来的学术地位更有助益。为了尽早建立中文阅览室，华美协进社多方搜集中国留美学生的毕业论文以及各类专题论文，并将其中的55篇加以收藏，同时也得到许多书籍出版商的赞助与捐赠。

清末民初的留美学生获得硕博士学位的人数为总人数的15%左右，其中硕士学位人数占10%左右，博士学位人数占5%左右。整个20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与芝加哥大学被公认为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前三强，这三所学校也是中国留学生获博士学位最多的学校。顾维钧、朱友渔、陈兆焜、郭秉文、马寅初、胡适、金岳霖、侯德榜、冯友兰等均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此期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获博士学位学科分布前5名的依次是：政治学、经济学、化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到1928年，已有40余所美国高校接受中国留学生，这些高校遍布美国各地，包括美国东北部地区最早成立的8所常春藤学校以及后来加入的新联盟学校，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中国留美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已经广泛涉猎理、工、农、医、文等学科，尤其将国家建设急需的学科作为自己的专业选择，以期充分借鉴西方的经验。[6]这些信息资料来源颇为翔实，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美国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脉络，为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留美学生的学术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www.xing528.com)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动荡、转型的时期，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留学生出于向外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更多地集中在学习军事、政治等知识的话，那么，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留学生则以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科技知识为主，“科学救国”成为这些仁人志士的共识。这些资料再现了清末民初中国留美学生远渡重洋，探索“救亡”“启蒙”“兴国”的道路，自觉进行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同中国的现实问题相结合的尝试，梳理了他们运用西方研究方法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这些研究既新颖，又有深度，体现了留美学人的学术功底，也为西方学术界和其他读者详尽展示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中国形象在美国的建构与传播之功堪称巨大。

美国人早期接触中国文化的渠道，除来华传教士的描述和著作外，主要是通过华工带去的中国元素。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1849年前后，美国掀起淘金潮，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来美采金，华人便是亚洲移民最早的族群，也是淘金潮的主力军。19世纪中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最低潮，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正处于生活困顿、谋生无门的中国广东沿海的渔民、农民出于摆脱贫穷、求得生存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始冒险向北美移民，主要通过“卖猪仔”[7]的方式渡海到美国加州寻找黄金。到1851年，只三年光景，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就达到25000人之多。[8]这些为淘金而来的大清国民以唐人自居，主要以劳力换取生活费用的方式谋生。他们没有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也没有想要融入美国社会，对于陌生的语言和文化，也没有兴趣深入了解和研究。但是，随着他们在美国的长期工作和生活，客观上却向美国社会展示了中国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由于语言不通，文化隔阂，为了在海外生存，华工聚族而居，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区与文化圈，这个海外华人赖以自卫的堡垒，后来被称为“唐人街”（CHINA TOWN）、“唐人巷”（CHINA ALLEY）或“中国营地”（CHINA CAMP）。不可否认的是，华工在保持传统的敬业精神、勤劳俭朴、温良谦恭、强烈的家庭责任感等诸多美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未必能够被西方人接受的习惯，例如抽大麻、帮派之间的械斗、女人裹小脚、不卫生的饮食习惯、赌博等。这种文化的差异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误会。

而与外国传教士、华工相比，中国留学生是特殊的知识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知识的传播者。大多数留学生具有深厚的国学和国文功底，有文、史、哲领域的深厚素养。赴美留学后又受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熟悉了西方学术规范。中西结合的教育经历使留美学生对中外文明有较为深切的理解与体验，他们既能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又感叹于西方现代科学的进步，同时意识到取长补短、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知识为我所用的重要性，从而担负了传统文化批判者和新文化开拓者的使命。他们无论在中西学素养还是文化自觉意识上，都具备明显的优势，传播中国文化的渠道也要广泛而直接得多。因此，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生力军以及推进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主要动力和媒介，中国留美学生不仅为中国近现代科学体系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成为东西方之间沟通、理解、融合的桥梁以及探索“国际视野、本土行动”的先锋。正如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季羡林所言，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