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的成果及影响

民国时期，中国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的活动，表现更多的是向世界推介中国教育，甚至不乏向世界传播中国教育思想及模式之举，并且国际组织也因而成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外部动力之一。华美协进社成立前后，正是国际教育、文化交流的活跃时期，华美协进社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做了力所能及且一如既往的努力。

1926—1927年期间，华美协进社一直负责组织中国人参加由美国公民联盟举办的世界征文大赛（The World Essay Contest）与丹比尼奖竞赛（Dabney Prize Competition）。其中，世界征文大赛针对师范生设定的主题是“教师是发展国际友好关系的使者”，针对高中生设定的主题是“世界青年如何促进国际友好关系的发展”；丹比尼奖竞赛针对大学生设定的主题是“国际联盟的使命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与推进人道主义福利事业”。在参赛人员选拔与主题研讨方面，华美协进社得到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大力支持。

1925年，为增进太平洋沿岸各民族的相互了解，推动民族关系的改善，由檀香山的基督教青年会及一些学者、实业家发起，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菲律宾等国的代表在当地集会，讨论移民、外交、经济、宗教、种族、文化等问题。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IPR）自此成立，总部最初设在檀香山。作为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强调该组织完全系个人的自由活动，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会员主要来自学术界、教育界、商界、新闻出版界、法律界等，工作重心定在调查研究、会议讨论以及出版发行。该组织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会议。1927年7月15日至2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届年会在檀香山举行，受邀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包括：郭秉文、孟治、余日章（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张伯苓、陈达（清华大学教授）、陈衡哲（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凌冰（中华教育改进社研究科科长）、伍朝枢（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均为全国一流的名儒时俊。会议以“发现事实”为目标，主要着眼于教育层面，寄望其研究成果能够对民意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会员可能通过个人途径对官方政策施加影响。

1927年8月7日至12日，两年一度的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届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也派了8名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由美国全国教育联合会于1923年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间组织，由世界各国有代表性的教育团体联合组成。该组织的活动主要以会议的形式举行，旨在“谋国际间教育事业之互助，鼓励国际间、种族间教育消息之传播，培植国际间之好感，增进世界和平之兴趣”[2]。华美协进社社长郭秉文博士当选为中国赴会代表，并担任本次大会国际和平教育组委员长，主要探讨如何通过教育促进世界和平。会上，郭秉文博士再次当选为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副会长。(www.xing528.com)

同年，华美协进社应邀参加的国际会议还有：6月13日至22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土壤科学大会；8月4日至6日在东兰辛的密歇根州立学院召开的国际乡村生活会议；8月17日至23日在印第安纳州的薇诺娜湖召开的世界反酒精中毒联盟大会。

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的职能十分丰富，具体包括：（1）促进信息交流。国际教育组织通过定期举办会议和出版、发行出版物的形式，实现各国教育信息与经验的交流、分享。同时，国际教育会议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教育信息资源，能够号召公众将注意力聚焦于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教育议题。（2）加强教育合作。国际教育组织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给予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如派遣专家、合作开发项目、提供资金、提出改进教育政策的措施、捐赠图书等。（3）开展研讨培训。国际教育组织通过举办研讨会、讲习班和短期进修班，开阔各国受训人员的眼界，提供增进理解的手段。（4）推动教育科学研究。国际教育组织通过召开代表大会与主题讨论会，在学者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网络。遍及世界各地的教育科学会刊，对形成国际教育研究型社会不无益处。实际上，中国在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中与其他国家发生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既有双边关系，也有多边关系；既有单向的吸纳和推介，也有双向乃至多向的对等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