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禄、杜威来华：改变中国教育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挟雷霆之势席卷而来，中西文化冲突异常激烈，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一方面，由于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近80年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尽显，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反对迷信、提倡民主与科学、宣扬个性解放、重估一切价值等思想，都迫切需要新理论的指导。在这种局面下，受到冲击最大的自然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他们从西方先进文明的国度归来，在那里浸淫先进文化，怀揣满腔报国热情回到中国，却惊讶于故国的落后，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作为新型学人群体，留学生们积极投身于教育变革、社会改造的时代洪流，势必要将西方先进文化传入中国，完成对中华民族的启蒙与现代化。

在近代中美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留美学生在推进中美教育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点无疑是对美国教育的学习与传播。留美学生在学术界所传播的西方人文学科中，实力最强、特色最明、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这几个学科。[20]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广求新知于世界，极其隆重而诚挚地邀请了一批欧美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大力引入世界教育革新的新知新学，并运用所掌握的先进的西方教育理论武器，指陈传统教育的弊端，促使教育体制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仿效美国模式的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教育摆脱传统羁缚、迈向现代的艰难历程中，以孟禄、杜威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教育家来华，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切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作为实用主义教育的首席大师，杜威完成了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宏观建构，落实到中国的教育上，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宏观层面，为后续来华的美国教育家的教育科学研究、调查访问提供了理论基础。

继孟禄与杜威以后，1922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麦柯尔（W.A.McCall）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推士（G.R.Twiss）来华，指导编制心理与教育测验；1925年，著名女教育家帕克赫斯特（H.H.Parkhurst）来华宣讲“道尔顿制（The Dalton Laboratory Plan）”教学法；1928年，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与同事克伯屈（W.H.Kilpatrick）带着“设计教学法”（Project Method）来华。他们对中国都抱着一种友好、同情的态度，积极支持中国的社会改造与教育革新。而中国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教育领域内掀起的反复古主义教育思潮对旧教育的彻底批判，也为这些美国教育家来华调查和讲学获得巨大成功提供了社会土壤，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史上一个最为活跃的时期由此勃兴。

1.孟禄来华

孟禄来华调查中国教育是中美教育交流史上仅次于杜威来华的一件盛事。孟禄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他不仅在教育史、教育行政、比较教育学等领域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而且还极力倡导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曾任美国国务院教育研究会研究员、美国国际教育学会远东部主任、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al Associations，WFEA）会长等职。杜威来华长于通过演讲给中国教育界输入新理论，孟禄来华则更多地通过调查、讨论、谈话等方式给中国教育以实际的诊断与指导；杜威富于理想，孟禄长于实行。正如留美学生汪懋祖（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所言：“近年杜威、罗素（B.A.W.Rus⁃sell）来华，给我们学理上的学问，而孟禄博士此次来华，给我们实际上的学问。中国以四千年的老国，一旦要走到新的路上去，自然要经过一番破坏。孟禄博士是指示我们方法，使从效率看来，可以把破坏的时间缩小。杜威、罗素的学说很高深，现在很有一般人误会他们的学说，开口就是杜威闭口就是罗素，如从前迷信孔孟一般。其实杜威、罗素的学理，哪里是如此呢？孟禄博士来华后，劝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解决一切事件，则我们中国文化的光明，或者是自孟禄博士来开始。”[21]陶行知也认为：“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22]

在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就与中国教育界交往之广泛、历时之长久而言，无人能出孟禄之右。孟禄曾于1913—1941年间14次来中国调查教育、讲学和从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以其丰富的教育经验，积极参与中国的教育活动。他以教育历史著名，渊博无比，曾任卡内基基金会副总裁、罗氏基金顾问，与郭秉文过从甚密，积极推动中美两国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合作。1913年6月，孟禄受美国政府委托率基督教代表团到菲律宾考察教育后，顺道来华考察。他考察了上海、江苏、福建等地的教育状况，并应邀在福州与江苏省教育会等处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国教育较之欧美相去甚远，所以中国无以为富国之本，但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民风简朴，如能从教育上努力，则国富民强大有希望。在和时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等座谈中小学教育问题时，孟禄谆劝他们注重发展实业教育与学校卫生教育。

1921年9月5日，应北京的实际教育调查社同仁之邀，孟禄再次来华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这是他在华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一次。实际教育调查社是1921年8月由范源濂、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金邦正、凌冰、邓萃英等留美学生专为配合孟禄此次访华进行教育调查而发起组织的一个办事机构，名称“取意为从事实上调查，作实地的研究，以为实行改良的基础”，旨在“察近时教育之情状，示以改良进步之方法”[23]。该组织的发起人几乎囊括了国内热心教育变革的各机构领袖人物，对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实际教育调查社在北京高师设立筹备处，由邓萃英主持，王文培和汪懋祖二人协助，以便于孟禄开展工作。孟禄表明此次来华的目的时说：“外国人到中国旅行的多注意中国的古物与万里长城；外国商人到中国来的则注意中国社会的情形，想在中国发财；我到中国，专注意于中国的将来，所以注重中国的教育。”[24]孟禄希望通过实际调查，发现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端与问题，并以调查结果与欧美教育发展的事实为依据，对中国教育进行建设性批评，提出改进建议，以使中国教育日臻进步。鉴于此，他将调查重点聚焦在四个方面：一是根据教师与学生之关系视察一切，而对中小学特别注意；二是科学教育及应用；三是师资；四是学校经费来源。[25]

从1921年9月5日抵华至翌年1月7日离华，在陶行知、郭秉文、王文培、许崇庆、凌冰、汤茂如、王卓然等留美学生的陪同下，孟禄考察的范围涉及9省（直隶、山西、河南、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奉天）18市（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开封、徐州、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南通、福州、厦门、广州、济南、曲阜、天津）及其周边乡镇，所考察的教育设施，从幼儿园至中小学、大学、私塾乃至教育行政机关，多达200余处，演讲60余场，并频频与各地教育界、工商界、政界、文化界人士广泛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其中，孟禄与中国教育界人士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可以说是和他调查中国教育、讲演教育问题同时进行的。在讨论之前，孟禄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向：“我所发表的意见对于教育缺点不免有所批评，但我不为批评而批评；我批评的目的是以怎样改造进步为根基，是想怎样使中国教育可以办得好。我对于中国教育的批评，是建设的，非破坏的。”[26]

此次访华，孟禄深切体会到，中国的教育虽不发达，却充满了革新的活力和高涨的学习精神。他站在西方民主的立场，希望中国教育界能在切合国情的基础上进行学习改造，并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给予了许多实际的指导和建议，其中尤为精辟的是他关于改革学制和改进中学科学教育的主张：（1）以欧美教育新思潮为指导，向平民的自由的路上走，取“平民主义”。“中国既为共和国，则当施共和国之教育，其要素有二：（一）为独创的能力，能以自动之精神，自己研究，自己判断，而自用方法以达一定之目的；（二）效率，以少数之金钱、时间、精神，而得多数之效力。有此两种要素，方合共和之精神。在学校与学生以自动之机会，独创之能力，则卒业后其创造力、判断力自能充足，即此共和教育之目的也。”[27]（2）中国学制应适应世界教育趋势，采用“六三三”学制。这种新学制活动程度较高，伸缩性强，特别是选课制的实行，“既可以应付地方特别情形，又可以顺应学生的个性与兴趣”[28]。（3）改革中学教育。中国中学之弊端有二：第一，科学实验设备不足，实验时间太少；第二，教授法太偏于演讲。[29]关于教学方法，孟禄形象地说：“中国今日的教学法，譬如踢球，是只教学生研究踢球方法，不叫学生自己踢球。”[30]他建议应当注重学生自动，并向国人介绍了美国的设计教学法，这是由克伯屈依据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桑代克（E.L.Thorndike）心理学而形成的一种教学制度，强调使学生有选择的机会，并进一步引导其解决具体问题，最终得到思维的训练。实质上，设计教学法与其说是一种教学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教学观念，倡导以学生为主，强调学生独立性的培养和公共道德观念的形成。关于科学教学，孟禄提出必须加强中学科学课程（生物、物理、化学等）的教学。“中国之困难，不在财政，而在缺乏科学上的人才……假使中国有三数百的科学专家，就比较中国有三数百万军队还要强些！”[31]“教育实为实业发达的基础，而科学又为教育的基础。我观察贵国，实一无科学的国家。所以我对于贵国的希望：一、科学的进步；二、科学的实用；三、科学的普及。”[32]显然，这些建设性的意见是以美国教育为模板，以实用主义、民主主义教育为特征的。

孟禄的中国教育调查不仅再次强化了美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美国化进程，而且大大激发了中国教育界研究教育的活力与精神。在孟禄的赞同及公开提议下，1921年12月23日，中国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与各省教育代表（其中大部分为留美学生，如郭秉文、陶行知、张伯苓、朱经农等）云集北京，将实际教育调查社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合并改组为国内最大的教育研究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成员在成立之初即超过500名，以“教育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改善”为口号，推举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等9名学者为理事，孟禄与杜威为名誉理事，陶行知为总干事，旨在“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33]。从此，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开始了真正运转，中国研究教育之风为之一振，新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得以有效推进。孟禄在华宣扬以民主、自由、共和为特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的同时，颇能顾及中国实际情况，对症下药，提出更适切于中国国情的具体教育措施，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层面指引中国教育走上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的道路。(www.xing528.com)

2.杜威来华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20世纪西方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一般公认他（即杜威）是美国现存的首屈一指的哲学家，他不仅在哲学家中间，而且对研究教育学的人、研究美学的人以及研究政治理论的人，都有深远的影响。[34]对现代教育理论的宣传介绍最为全面、系统者当以杜威为第一人。1919年4月30日，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被近代中国知识界誉为“美国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领袖”的杜威应教育部、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和江苏教育会的联合邀请，赴华从事讲学活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最具时代性的地方在于抓住了传统教育的弊病，即脱离社会和脱离儿童，提出“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等现代教育命题，并对民主政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是“美国精神的最深刻、最完全的体现”[35]，不仅适应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生活变化的具体要求，对美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国际教育发展的走向，对全世界新教育浪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杜威来中国就是世界教育改革运动的扩展和延续。

这次联合邀请是由杜威的几个学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新教育》杂志主编蒋梦麟等牵线促成的。从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8月2日杜威离开中国为止，胡适、陶行知、凌冰等分别陪同杜威至各地讲学并分担口译。杜威的足迹遍及上海、北京、天津3个城市和江苏、浙江、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11个省，他做了大小演讲200余场，场场座无虚席，内容主要是“现代科学、民主、教育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36]，并介绍美国的教育制度。通过演讲、考察以及报刊报道、学术作品刊印等渠道，杜威的实用主义新知跟随其在中国的脚步传播到全国各地，给中国近代教育界以深刻的思想洗礼，成为新旧教育的巨大界碑。杜威强调：“近代民主社会的精义所在，就是使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去做兴奋的发展；又须使人人心理都适合人性的原理原则。”[37]它的传播，契合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大力弘扬的“民主”口号，暗合国人要求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心理。同时，对近代中国改革而言，也无疑是最急需的良方，因此，杜威所到之处均受到教师、学生、学者、政府和社会领袖以及一般民众的热烈欢迎与积极响应，影响中国改革实属必然。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强调科学精神，重视功利，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相对于传统教育文化而言，具有无可争议的进步意义。为贯彻杜威的教育思想，同时也为纪念杜威此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特地将其附属小学命名为“杜威院”。此外，杜威也被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所吸引，总共在中国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又十二天。相较孟禄，杜威访华虽以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直接目的，对中国教育调查等实践关注较少，但也从宏观上提出了基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教育改革方案，集中体现在平民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方面。1921年，杜威结束在华讲学，他在告别演说中提出：“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使两方文化汇合的机会。”[38]

当杜威来到中国，正逢中国社会变革处于追求科学与民主热潮的高涨时期，杜威的学说迎合了这种时代需要，而且也符合中国教育中的某些优良传统，颇易接受。因此，他对中国的访问、考察和讲学，不仅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而且促进了中国的社会改造。他在中国宣传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冲击了旧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胡适认为，近百年来，西方人对中国影响最大者，没有谁能超过杜威。“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3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杜威的女儿在为父亲撰写的传记中，也深情地写道：“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40]

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精神导师，杜威、孟禄与其中国弟子们联袂开展了教育观念变革活动，深入批判封建传统教育观念，系统宣扬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界刮起了实用主义的飓风，提倡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生活化及实用化逐渐成为业界共识。“以杜威开其端，孟禄为中坚，推士和麦柯尔殿其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实用主义教育学派以坚强的阵容和崭新的理论，井然有序地在20年代之初把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新风潮输来中国，从而推进了中国教育汇入国际教育运动的行程”[41]，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进步主义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是其传播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不仅表现在杜威和克伯屈在华逗留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外国都长，而且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中国教育界的重要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杜威等人的思想的影响，还表现在五四以后在中国教育界出现的各种教育思潮都与进步主义教育有着某种联系，表现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的重大的影响，表现在相当数量的中国教育家在推行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计划等实验方面所付出的巨大辛劳。“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2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进步主义的教育思想与其说是一种学说，倒不如说是一种信仰。”[42]

同时，这些曾经留美的中国教育家群体也积极领衔中国的教育变革，扮演了国际教育新潮进入中国的“二传手”角色，使中国汇入国际教育变革的大潮之中。一方面，他们既参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又亲历教育实践的第一线；既当新教育运动的舵手，又当国外教育的学生，在新教育运动中开展教育与自我教育，逐渐成长为新教育家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对教育的信仰也成就了他们教育救国的理想，坚信只有教育才能扭转国贫民弱的现实，造就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总之，近代留美学生针对伴随近代中国教育转型与国际化而来的“洋化”，尤其是“美国化”的困扰，做出了不懈的“中国化”努力。

杜威、孟禄回国之后，以事实为依据，批驳了西方人错误的中国观。在他们看来，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某些精髓，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借鉴价值。杜威、孟禄在中国演讲过程中，中国大学师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的熟悉程度与感兴趣程度，不仅令他们感动与讶异，更引起他们的深刻反思与不安。因为，相比之下，他们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即使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名校，除中文系的一些成员外，几乎所有教职员都缺乏对中国相应的理解，美国各大图书馆有关中国的优质藏书相当缺乏。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在美国的中国朋友的文化背景，远比想象中的复杂。为解决这个文化了解的高反差与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他们呼吁在美国创办一个机构，作为传播中国教育文化，增进中美理解的基地，通过“交流美国大学有关中国的可靠的、基础的、最新的消息”[43]，致力于向美国人民展现一个当代真实的中国，从而在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这种想法逐渐被广泛接受，但是需要资金支持，而当时却经费无着，直到“庚子赔款”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这一梦想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