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协进社史：揭秘清末留美运动及庚子赔款

19世纪中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许多仁人志士逐渐意识到“救亡”还需要“启蒙”，亦即通过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拯救中国。中国历史上首位留美学士——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前夕，就立志要“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5]，此乃派遣留美幼童的思想起点。随即出现留美幼童、欧洲船政生以及19世纪末期的留日热潮。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注入，中国在文化交流传播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由于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虽然中国文化此时处于弱势，但它依然在有意无意地输入西方。留学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他们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民主制度，同时也把母国文化传统、思想介绍到异国他乡，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清末民初的留美运动持续20余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高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庚款留美”学生的出现。

公元1900年，正值中国庚子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杀入北京，围攻各国使馆，当街扑杀德国公使克林德。不久，德、英、法、美、俄、日、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他们镇压了义和团运动，攻占了北京，联军总司令把指挥部直接设在了故宫之中，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弃都而去，仓皇西逃。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被迫与11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议定：清政府同意向派兵攻入北京的八国——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再加上6个“受害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共14国，规定依当时中国人口估算值4.5亿人，平均每人被摊派一两白银的数目计，赔偿军费、损失费等款项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期限为1902年1月1日起至1940年底止，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年息4厘，本息合计98223.815万两白银，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做抵押，分39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Boxer Indemnity）”。这对当时中国的财政、经济是一次空前的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9000万两白银。其中，美国作为“八国联军”参战国之一，分得7.32%，共计3293.9055万两白银，按当时1∶0.742折算，折合2444.077881万美元，39年本息合计5355.155115万美元。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页，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承担着这一沉重债务，无论是军阀混战还是抵御日寇的入侵，直到1942年，才将这笔“庚子赔款”的债务还清。

然而，与“庚子赔款”有关的不仅仅是这些，在中国近代史的书页上，还写着这样浓重的一笔：两个国家、三批留学生以及一所大学。1901年，当各国代表在天津商议庚子赔款时，美国虽表示同情中国，但亦不忘怀自身利益。八国代表谈判庚子赔款的结果，美国所得接近原先要求。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白银偿还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交涉，要求美同意付银，以减轻中国负荷。谈话间，海约翰无意中透露一句“庚子赔款本属过多”[6]，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国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策略，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开始争取各种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到白宫进谒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建议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用于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他认为，“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大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结在一起”[7]。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Edmund J.James）在1906年向罗斯福总统呈交了著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也声称：“哪一个国家能作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作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末，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8]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递交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出现关于资助中国教育的内容：“授权减免和取消对中国超出此数的赔偿要求。”咨文中写道：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使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能逐渐融合于近代世界，援助的办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宜招寻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材，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9]

“庚子赔款退还”决议案经国会联合会议于1908年5月25日通过，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2月28日签字生效，即美方同意索赔之款限定为1365.5万余美元（其中200万美元备作偿付“一年内在华美侨向美国债务法庭提出之私人申请之赔偿”之用），年息4厘在外，剩余“退还”中国者为1078.5万余元，本息合计为2840余万元。[10]美国决定将所超索的大部分庚款余额自1909年起到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并要求作为派遣中国留学生及举办学务之用。“庚款留美”是20世纪初美国整个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意在施加其在中国的影响，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人认为庚款教育项目对中国有利，但是他们并不隐瞒希望通过教育中国未来的领导人而带来的好处，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学习美国的制度，结交美国的朋友，回国后会在中国的外交中亲近美国……他们将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亲美力量，任何一个政府或欧洲贸易集团都不能与之匹敌。[11]也就是说，美国“退还”庚款援助中国发展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和日本等国竞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及文化上的权益，并从精神上控制中国，并非具有帮助中国发展教育的诚意”[12]。这一计划的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全方位的影响以及未来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

美国向中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被称为“庚款留学”，它标志着中美官方文化交往的开端，客观上也为大批中国有志青年提供了接受西方先进科学与文化教育的机会。美国“退还”庚款，虽别有用意，是一种变质的“友谊”，但在推动学生官费留美的方针指导下，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理解与友谊，加强了中美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

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即1909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应至少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如果到第四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为落实美国提出的庚款兴学计划，确保这一工作能够有序进行，中美双方商定，在北京由清朝政府外务部与学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专职负责庚款留学事宜。1909年6月，按照《派遣游美学生办法大纲》的规定，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8月，清廷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划拨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其具体职责主要包括：（1）专司考选留美学生，负责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2）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3）选任游美学生监督，负责中国在美学生的安置，稽查功课、收支学费及日常管理。当时大厦将倾的清政府试图实施“新政”以挽救局面，急需专门的技术人员，同时也担心出国学生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于是要求“庚款留美”学生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师范等。[13](www.xing528.com)

1911年4月29日，在游美肄业馆的基础上，清政府成立的专门负责派遣留美学生事务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开学了，这是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学生在这里接受严格的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留洋。清华对庚款的使用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清华本校的经费，每年约60万元；另一部分为留美学生经费，每年约100多万元。清政府于1909年、1910年和1911年，三次在北京从全国范围内招考“庚款留美”学生。当时的考选学生分两部分：一部分年龄在15～20岁之间，要求“国文通达，英文及科学程度可入美国大学或专门学校”[14]，每年拟取100名；另一部分为15岁以下，要求“国文通达，资秉特异”[15]，每年取200名。另外还规定，两部分学生“均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16]，才属合格。从1909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共派遣3批180名留学生赴美学习，形成留美运动高潮的开端。这些留学生因是经过“品学甄别考试”后送去留美的，故又被称为“甄别生”。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于1909年10月赴美，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北京高等农校校长金邦正，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胡刚复，中国现代化学开山者张子高，著名生物学家秉志，以及曾当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徐佩璜，等等。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由于当时中国的各项现代事业基本都处于萌芽阶段，所以这些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文化的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也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庚款留美”因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庚款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所具有的意义却不小。首先，它保证了清华的资金来源，为该校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教授，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次，为中国当时教育文化事业的独立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和可能。靠选派与预备学堂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在读留美学生有一个较好的留学前提，为他们顺利接受美国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之后庚款留学中断，然而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却未停止选送优秀学生赴美留学的重任，“庚款留美”计划继续进行。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更名为清华学校，以“培植全材，增加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方针，力图效法西方建设完全的大学，继续根据各个省份摊派款项的多少招考庚款预备生，以造就中国领袖人才。招收的学生在校八年，不只是功课上的准备，还要熟悉美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政情等，所以要聘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按照美国学校模式办学。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活动安排几乎直接从美国移植而来。绝大部分课程用英语授课。清华学校分为中等与高等两科，高等科的三、四年级大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插入美国的二、三年级学习。

中国收回庚款留学主权的主要标志是：原先由中美双方外交部会商决定的运作权，划归中国教育部；带有殖民地教育性质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于1928年8月17日改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立清华大学”，直属教育部管辖，立足自身培养高层次人才，力求中国的学术在国际上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为西方近现代办学理念的中国化展开了宝贵的探索。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学到1929年留美预备部撤销，中国共计派送留美学生1279人，资助自费留学生476人，[17]这些学生主要分布于理、工、农、医、商、建筑各实科，文科名额较少。本来由清华大学垄断的“庚款留美”，逐渐面向全国学界，并于1932年8月21日在北平、南京同时举行留美公费生的公开招考（名义仍沿用清华大学）。清华基金[18]则归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庚款留美”活动高潮至此回落。但由“庚款留美”所促成的留美潮流却一直延续至今，吸引和培养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教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美国文明体系得以传播并占据中国的关键因素。经过这次主权转移，庚款留学实际上成为中国的准政府行为，在资金投向及人才培养的科学化、合理化方面，有利于中国留学教育的通盘筹划。由此可见，这次“退款”对兴学和人才的培养，对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发展，以及先进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的引进、传播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等，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这次“退款”的管理和运用，尤其是专款专用的管理方式和成效，为争取第二次“退还”庚款余额，创造了良好条件。

“庚款留美”学生在出国之前都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属于更新了的中国士大夫。学成归国之后，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充当了谋求现代化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成就了个人，也服务了国家，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那时候，“科学救国”的普遍认识，早已在留学青年们的心中暗潮激荡了。这里的“科学”不仅仅限于自然知识的积累，还包括社会的科学，更是在其上所提炼出的那一种方法、那一种形式、那一种操守的集合。中国人在政治与教育的政策导向上发生了变化，尤为敬仰美国的发达教育，从而使得在美留学人数逐年增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留美浪潮。从总体上讲，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人才辈出的时期，这些各领风骚的人才中，许多都是“庚款留美”学生，这批人是站在中美教育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声誉也很高。“就中外教育交流而言，大致仍然是20年代（20世纪）奠定的基础，即在全方位开展与欧美各国交流的多元化格局中，以中美教育交流为主旋律，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19]这些中国精英们凭借自己独到的学识和个性，大胆地吸收和借鉴美国先进的文明成果，探索一条中国复兴之路，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