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学堂.第12辑：王宠惠与好人政府的探索

“好人政府”的理念是当时一些自认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们提出的政治观点，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严重凋敝的社会经济、腐败丛生的政治制度、民不聊生的悲惨现实，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造成的。因此，他们提出“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来组成“好人政府”。

他们为“好人政府”设定的标准，一是“要有正当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二是“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取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另外，他们还提出了今后政治改革的三项基本要求，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还提出了几项具体主张，主要有南北议和、召开旧国会、制定宪法、裁兵、裁官、财政公开、改良选举制度等。

1922年5月13日，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把他们的上述“好人政治”观点以“提议”的形式发表在由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第二期上，题目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由胡适起草，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在这个“提议”后面署名的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如，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哲学系主任陶孟和、教务长胡适，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行知、政法经济科主任王伯秋等，另外还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3人。

1922年9月19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组成了新一届内阁，其成员为：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财政总长罗文干、陆军总长张绍曾、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石志泉（代）、教育总长汤尔和、农商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高恩洪。由于这届内阁中有几位“好人”，因此，被誉为“好人内阁”或“好人政府”。(www.xing528.com)

以上10位阁员身上似乎都具有一些“好人”的共性。比如，他们都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经历。王宠惠、顾维钧曾留学美国；罗文干、李鼎新、高恩洪曾留学英国；张绍曾、石志泉、汤尔和曾留学日本；汤尔和还曾留学德国；孙丹林、高凌霨虽未留学国外，但前者曾考入山东大学，后者则是前清举人。

“好人”们在政治上也有着基本一致的倾向，比如都反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或表示不满，并都曾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其中王宠惠、孙丹林、石志泉、汤尔和还是同盟会会员。另外，“好人”们此前还都有着不俗的从政经历。王宠惠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教育总长等职；顾维钧曾任北洋政府驻美、日等国公使以及驻美大使，1918年作为使团实际负责人在巴黎和会上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孙丹林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罗文干曾任北洋政府检察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等职；张绍曾曾任清朝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师长），北洋政府绥远将军、陆军训练总监等职；李鼎新曾任清朝海军部军法司司长，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海军总长等职；石志泉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民事司司长；汤尔和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次长；高凌霨曾任北洋政府直隶民政司长；高恩洪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如此的人员结构，也使得王宠惠内阁堪称“精英内阁”。

“好人政府”、“好人政治”理念的提出，虽然表面上看是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是他们不甘沉沦、积极救世精神的体现，而且由于他们的主张中具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签名表示赞同，但实际上这些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已，因为它严重脱离了当时的中国现实。在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前提下，企图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国家富强，只能是空想。王宠惠组阁的“好人政府”，仅仅执政了72天便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