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国民政府关键角色和民主倡导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王宠惠受命担任司法部长。其就职后所发表之改进司法意见，包括注重民权、统一司法、编订法典、重订法院制度、设置最高法院、裁撤检察厅、废除县知事兼理司法等计划，舆论称“司法前途，甚为乐观”，“将来五权宪法果能实现，则中国自能长治久安矣。”

1930年，王宠惠为国民政府起草《约法草案》，明确了训政时期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为此后人民争取民主提供了法理支持。1931年，蒋介石要求召开国民党四大，通过《约法草案》。此时，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认为孙中山总理遗教中并无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的内容，公开反对制定约法，从而使其与蒋介石长期以来的矛盾公开化。在与胡汉民和汪精卫的合纵连横中，蒋介石最终占据主动，掌握了实权，并将胡汉民软禁。而此时，王宠惠则置身事外，第二次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是唯一一个没有站在胡汉民、汪精卫等元老那边的元老。

1934年6月，王宠惠请假回国述职，其目的主要是参与调和各方矛盾。他回国后，先赴香港看望胡汉民，然后与陈济棠、白崇禧、李宗仁等西南桂系人士会面，来回穿梭于蒋介石与汪精卫、孙科等人之间。由于王宠惠与众人关系皆善，发挥了为各方相互传话的作用，为蒋介石协调各方矛盾起到了很大作用。1936年，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在广州去世，王宠惠代表国民政府南下广州主持了胡汉民的国葬。他对未能及时劝说胡汉民与蒋介石的联合，深感遗憾。胡汉民去世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加巩固。在大抵稳定的党内格局中，王宠惠逐渐成为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学者型官僚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调和英国、印度关系，确保中国西南外援通畅，蒋介石于1942年2月4日率领具有外交、法律思维和英文功底的王宠惠等10多人出访印度。王宠惠陪同蒋介石此次访印，是中国元首第一次出国访问，是蒋介石在世界政坛上第一次发出声音，在抗战艰难时期，保障了印度、缅甸、越南与中国西南物资通道的畅通，也通过公开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议题牵制了英国外交，在外交上树立起了中国的大国形象，是抗战期间富有成果的一次出访。

1943年11月21日，王宠惠陪同蒋介石抵达开罗，出席开罗会议。在中国团员之中，王宠惠名列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之后，操持中方代表团的日常事务，负责政治方面的议题会商，并担任与美英联络之责，与美国代表霍布金斯商讨起草开罗会议的公报草案。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他利用自己出色的国际法与英文能力以及丰富的外交经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例如，英国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将原条文中关于战后中国收复日本所占领土的表述“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应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将“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之国家”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王宠惠断然反对，坚决主张维持原草案字句。在王宠惠据理力争、美国大力支持下，开罗会议公报的内容基本上按照中美双方事前拟订的方案定稿。关于日本掠取中国领土的规定，为战后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回归祖国怀抱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而关于朝鲜在战后独立的规定，则体现了中国对亚洲弱小民族的关心和支持。而这些重要成果的取得，王宠惠功不可没。(www.xing528.com)

1945年4月25日，旧金山会议召开，中国派出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胡适等近百人参加。中国对联合国宪章的意见主要出自王宠惠的国际集体安全的十五点建议，并有多项为联合国宪章所接受，从而确立了中国为联合国创立国之地位。最后，联合国宪章中文文本由王宠惠加以最后修正与润色后定稿。1945年6月26日，王宠惠等人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以中文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一跃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6年4月，参照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经王宠惠、吴经熊、孙科等分次审核、修正，立法院通过。王宠惠对宪法通过后施行宪政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呼吁各方遵守宪法，落实宪政，“宪法的顺利运行，不尽在其条文之完善，而更有赖于政府与人民遵行宪法的民主精神。”

1949年，在蒋介石的多次催促下，王宠惠最终选择去了台湾。王宠惠在台一直担任司法机构的最高首长。他所领导下的“留法学派”一直置身于国民党诸派系之外。在国民党内，王宠惠所代表的这一批人“以专打硬战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