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与孙中山：南京会议选举临时总统

自1887年起，王宠惠之父王煜初任香港荷理活道七十五号“道济会堂”牧师，堂址与雅丽氏医院邻近。孙中山在雅丽氏医院内的西医书院读书时，课余与王煜初交往甚深。1895年10月26日是农历重阳节，此日王宠惠的哥哥王宠勋在广州举行婚礼。孙中山等人策划起义事泄，清政府追捕中山先生正切，但他仍赴王家喜宴，可见当时王煜初与孙中山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王宠惠在《追怀总理述略》中写道“一日，家仲兄方行婚礼于广州，总理诣贺，酒次未终，忽有官校入屋索人，方眄愕间，始知总理已先时失所在矣，是为总理与清廷奋斗之始。”此时，王宠惠只有14岁，但他已朦胧地感觉到孙中山等人的活动不为清政府所许，但不知何故。甲午之役后，王宠惠逐渐接触革命思想，“耳目所接，以变法文字为主，惟于两派之间，趋重于革命派”，其革命思想逐渐萌芽。

1901年，王宠惠赴日本留学，致力于法政问题研究。此时，正是留日学生掀起革命高潮期间，在革命宣传影响下，王宠惠在日本积极参加革命，与沈翔云、冯自由、泰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国民报》，积极宣传革命。该报创刊得到孙中山的大力资助，王宠惠“于课余兼理报事于东京，而每星期辄如横滨，诣总理取进止焉”。但由于经费原因，《国民报》只出版了四期，于8月10日停刊。

1902年初冬，王宠惠赴美国留学，先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后转入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1904年，孙中山抵达美国纽约。王宠惠时常到孙中山的寓所进行深谈，倾听孙中山关于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计划。为了争取国际上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以减少革命的阻力，王宠惠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一次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孙中山在致麦克威廉的信中曾云：“我特别请你注意最后的五页，那是完全由我自己所写。其余部分由王先生和我合写”（“王先生”即指王宠惠）。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对王宠惠的看重和赏识。

王宠惠随后赴欧洲留学。孙中山于1905、1910年两次出游欧洲，皆约王宠惠晤谈，叙说国内革命之详情，并请王宠惠在留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并为革命筹款。

辛亥革命前的王宠惠，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热心追随者和衷心拥护者，但此阶段他仍以学业为主，致力于法学研究，虽不曾伴随孙中山左右，但仍得到孙中山的器重，每每时常授以革命机宜，赞助其学业。辛亥革命爆发后，二人关系达到了一种新的顶点，王宠惠投身政务，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1年9月，王宠惠从欧洲回国，抵天津时，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上海光复。王宠惠抵达上海后，沪军都督陈其美聘其为顾问。12月，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谈判，王宠惠受派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12月25日，孙中山自美洲回国，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王宠惠以广东代表身份出席，并被选为各省代表会议的副议长，这次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宠惠与汤尔和赴上海迎接孙中山至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孙中山提出国务委员名单，以王宠惠为外交总长。是年，王宠惠只有30岁，这也说明孙中山对王宠惠十分器重。1911年1月3日至4月1日，孙中山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3个月时间，但在外交方面，王宠惠积极辅助孙中山，致电美国国务卿和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希望美、英两国“及早承认中华民国”，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www.xing528.com)

袁世凯接替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王宠惠以全票当选司法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毅然辞职，前往上海，受聘于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任全国铁路督办，在上海设立铁路公司，聘王宠惠为顾问。王奉命与英国波令有限公司（Pauling and Company．Ltd）代表佛兰殊侯爵（Lord French）洽谈，并草拟《关于广州至重庆与兰州支线的铁路合同》上报北京政府未获批准。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的统治权。正在此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吴佩孚想利用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倡言统一，以谋求国外借款以解决军费紧张局面。孙中山为了集中全力战胜陈炯明，对北方亦采取了缓和态度，他特授意在北方任职的王宠惠同吴佩孚密谈，借以削弱直系军阀对陈炯明的支持。王宠惠曾回忆道：“民国十一年，总理见厄于陈逆炯明，于是慨然哀民生之多艰，思得较有实力，而又可与共事者与谋统一之局。时北方大势在汴、洛间，宠惠始则经南北同志之怂恿，继得总理之同意，遂与汴、洛为秘密之谋，兼借此而阻北方援陈之举也。”1922年9月，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王宠惠担任国务总理。经过王宠惠的周旋，北京政府延缓了对广东陈炯明、福建李厚基的援助，客观上有利于孙中山组织力量对陈炯明叛军的斗争。

王宠惠组阁后，直系军阀明显地分裂为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和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王宠惠接近洛派，又想利用与孙中山、吴佩孚的双边关系，促成孙、吴合作。王的行动引起曹锟的不满，于是，很快出现倒阁风潮。11月18日，倾向保定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与奥国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此事真相是，财政部从奥国借到华币60余万元，而王宠惠内阁在洛阳方的催逼下，将其中5O万元交给他们作军费。曹锟和直系其他军阀纷纷发表通电，主张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佩孚为摆脱困境，声明服从曹锟。王宠惠的内阁失去依托，便提出辞职。12月6日，孙中山致信王宠惠表示慰问，坦陈“舆论公道，究不可欺，中外国情，究有所寄。真为国者，尽拼牺牲即亦无忧之足言也”。劝诫王宠惠不应自废颓唐，应振作精神。

1923年春，王宠惠赴海牙，出任国际法庭候补法官，经过香港时，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召王宠惠到广州，王宠惠与孙中山就时局、兵工政策，以及统一救国计划进行讨论。随后，王宠惠远赴荷兰，这成为王宠惠与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见面。

王宠惠是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引领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但王宠惠又不同于孙中山等职业革命家。其区别在于，王宠惠在接受革命思想，从事革命活动之余仍负笈欧美，潜心学术研究，学习西方文化，做到中西文化兼备，具备了为官从政的各项素质；但他并不缺乏革命热情，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王宠惠十分赏识，有一种看着他成长起来的情感，对其学业也多加鞭策。及辛亥革命成功，王宠惠迅即回国出任外长，成为孙中山处理外交、内政方面的左右手，两人的革命情谊达到了最高点。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之后，王宠惠先是随侍孙中山左右，后入北洋政府任职，从大理院长、司法总长，直做到国务总理。此间，正是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掀起护法、护国运动的时期，两人关系趋于淡化。而王宠惠在北洋政府中仍被视为和孙中山有关系的人，王宠惠则在能力范围之内做了一些有利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工作。如，延缓北京政府对陈炯明、李厚基的援助，以利于孙中山对叛军作战即是一例。孙中山与王宠惠二人关系虽好，但两人又有巨大的差别。孙中山是具有坚定革命信念，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而王宠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位周旋于政界的技术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