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岭南文士简介-市民学堂

岭南是什么时候跟文化联系得如此紧密，这大概是从唐代开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本土出现了重要的政治家和诗人张九龄，他给岭南人树立了自信。另一个就是几位贬谪岭南的文人，如刘禹锡和韩愈对岭南的贡献比较大。唐代岭南的文化概况大致如下：

（一）唐五代岭南文士构成比例与分布情况。唐五代时期，文化交流的使者是和尚，他们走南闯北传播文化。经统计共有183位岭南文士。其中，籍贯位于岭南境内僧侣6人、非僧侣22人，总计28人，占比15.3%；曾经到过岭南为官的142人，占比77.6%；途经或游赏的僧侣8人、非僧侣5人，总计13人，占比7.1%。由此可以看出：唐五代岭南文士只有15.3%，大部分的文士都是被贬放到岭南而来的官员。由于岭南地区穷山恶水、道偏路狭的自然环境，途经岭南或来岭南游赏的文士数量比例较少，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僧侣，为了参禅求法而南行。在岭南整体文化环境远不如北方的情况下，禅宗文化却在岭南显示出了极为不相称的繁盛局面。但不同的是，被贬谪而来的官员，是被动地来到岭南，而这些僧侣却是主动地来到岭南修禅谒法。

唐代实施道——州府——县三级制的地方行政体制，如果将这183个岭南文士按照其主要活动地点进行分类统计，可以看出唐五代岭南文士活动地点分布极为不均，主要集中在岭南道一的广州府44人、潮州府12人、韶州府13人，岭南道四的桂州府31人，其所占比例分别为24%、6.6%、7.1%、16.9%。唐五代岭南文士地域分布不均反映了唐五代岭南地区内部人文发展的不平衡，也充分显示了广州、桂州在岭南的中心地位。其中，广州府文士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其余州府。韶州府排第三，与张九龄关系很大。潮州府文士数量虽然只排第四，然而韩愈在潮州大力提倡教育，令潮州地区文教渐兴，这些都为岭南文化中广府文化和潮府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二）唐五代岭南文士各时段的发展变化。初唐48人，占26.2%；盛唐24人，占比13.1%；中唐46人，占比25.2%，晚唐45人，占比24.6%，五代15人，占比8.2%；不详5人，占比2.7%。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初唐时期，虽然文士数量较多，但是被贬而来的文士的作品中反映出不称意，像“魑”、“魅”、“鬼”、“怪”、“魍魉”等负面语词在他们的诗作中反复出现。如，宋之问的《下桂江龙目滩》：“巨石潜山怪，深篁隐洞仙。鸟游溪寂寂，猿啸岭娟娟”等等。盛唐时期，虽然贬谪岭南的官员仍然雄踞各道之首，不过由于盛唐时期国力处于上升阶段，政治也较为清明，总体来说，文士南贬数量已经下降不少。这一时期岭南文士的代表人物当属张九龄，他在《自湘南水行》一诗的结尾写道：“中流澹容与，唯爱鸟飞还”，通过书写爱看鸟儿返巢这个习惯，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返回京城的愿望。不过，张九龄并不只局限于希冀回京复职与自怨自艾，他还切实地在岭南地区完成了一番事功，打通了南北通道。张九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对于岭南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促进，也为后来韩愈、柳宗元在岭南地区推行的文化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中唐时期，由于政治改革失败，贬谪之风又起，而在这一道贬谪的潮流中，就包括了柳宗元和韩愈。柳宗元在柳州上任伊始便着手修复孔庙，把推行儒学作为他改良文化、易风移俗的措施，以期通过儒学来改变人们的原始状态。除了改变民风，柳宗元还在当地大力发展文化教育，通过其自身在文坛的影响力，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到了晚唐五代时，虽然晚唐岭南文士数量与中唐差不多，但是主动前赴岭南为官的数量却大为增加，这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岭南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条件的显著改善，文人士子对于岭南地区的印象和看法已经大为好转，而且对于岭南的风物在诗中也予以正面评价。例如，唐朝著名文学家李洞的《送曹郎中南归时南中用军》：“桂水净和天，南归似谪仙。”

（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岭南文化）的相互影响。唐五代文士与岭南地区之间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岭南文化对于中原强势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和多样性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当强势文化介入弱势文化区之后，必不可避免地会使弱势文化区出现提升质量与渐趋一致的改变。首先，从强势文化圈南贬而来的官员文士，会对岭南地区起到改变落后状况、提升文化质量的作用。而强势文化对于岭南文化也有使之渐趋一致的影响，在盛唐时期，张九龄对于岭南地区的改革不过是主持开凿大庾岭通道，仅限于道路交通设施方面。而到了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的改革已经深入到了像扫除贩卖人口的千年恶习这种民情风俗的层面上，并且扩展到了兴办乡学、传道授业等文化教育方面。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经济与文化上的趋同，也表现为观念上的趋同。在张九龄开辟大庾岭通道之后，加之岭南地区特有的地理与自然环境，便于与海外频繁交往，所以商业兴盛发达，岭南地区的经济得到极为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