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刘禹锡,我们就要谈到“流寓文人”和“流寓文学”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流寓文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流寓文学”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类型。“流寓文人”主要是指被动或主动地在空间上位移的创作主体作家,包含“贬谪”的文人。“流寓文学”主要是指“流寓文人”在“流寓地”创作的作品。该文学与同时期其他因素催生的文学作品相比,由于作家在运动中的生存体验千差万别,形诸文学必然千姿百态、丰富多样、独具一格。以屈原为例,如果没有流寓的经历,可能不会产生《离骚》,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会那么高;以中唐作家群为例,若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没有流寓的经历,或许无法造就中唐文学的辉煌。因此,可以说,“流寓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浓抹重彩的一笔。
如果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研究“贬谪诗”,又涉及到士人的空间位移和身份变化等因素。例如,从物理空间来讲,如果士人从京城移入边远落后地区,则士人是由强势文化区移入弱势文化区;从士人的身份来讲,士人从强势的京城官僚变为惩罚的对象。刘禹锡因为被贬,从强势区的京城移动到弱势区的广东连州,连州原来没有像刘禹锡这样高素质的人,也从来没有诗歌,刘禹锡到了连州以后,连州的诗歌就由刘禹锡来写,因为他的文化素质比较高。
认识到这种强、弱文化关系的改变,必然会使研究深入一层,更好地去阐释贬谪士人的思想、行为及其创作。刘禹锡流寓连州,他的身份和生存环境都发生了改变。当一个作家的生命体验发生改变时,相应地,他的文学创作也会有所不同。刘禹锡在连州,远离京城的政治风云,可以感受当地的自然山水和民俗风情,因此在他的诗文中较多地就地取材。进入连州这一弱势文化区,其创作在传播上有一定的限制,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唐代毕竟还是属于手抄本的时代,作品的流通传播不如印刷本时代那么便利,再加上戴罪的身份和所处之地的荒远,更是难上加难。每一种困难阻碍,事实上也是一个契机,重新进行审视之后,反倒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生存环境的改变,给刘禹锡的创作以更广的题材来源,拓宽了文学的表现力;作品传播的不易,让刘禹锡主动更新语汇进行创作,获得不一样的审美效果。(www.xing528.com)
贬谪流寓他乡,直接改变了文人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会对其创作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贬谪流寓带来生存环境的改变,一方面拓宽了文人的视野,让他们所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充实;另一方面锻炼了文人的心智,让他们所表现的情感更为细腻自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量诗人文豪贬谪流寓他乡,是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生存环境的改变,既促使唐代文人主动接受前人的优良传统,如《诗经》的风雅精神和《离骚》的骚怨精神,又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诗歌风貌。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很难造就唐代文学如此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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