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魅力与文学成果

汪曾祺文才风流、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在现代文学中，他弥合了很多断点，打通了很多的界碑。在此，我先说断点。五四运动一方面把民主、自由、科学、博爱等启蒙运动以来的价值观引进来了，另一方面也把传统文化中很宝贵的道德资源、文化资源、文学资源的传承切断了，所以，我称之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点。这一断点造成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蔑视和对立，也造成了“白话”与“文言”之间的紧张和断裂，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知识构成残缺、创作能力低下、文字修养差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打通其断点。他认为，所谓“新文学”与“旧文学”、“文言文”与“白话文”，完全可以并存不悖、相得益彰。他在一首旧体诗中说：“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与新。”他在写作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克服“新”与“旧”的对立，弥合“雅”与“俗”的分裂，创造了一种成熟而优美的语言风格。他的作品俗中见雅致，淡而有滋味，初见使人为之惊艳，再见使人依然流连。在他的笔下，鲜活的民间语言与古雅的书面语言，兼收并蓄，错杂而用之，所以，他的笔致就显得既朴素自然，清新活泼，又饶有典雅蕴藉的诗性韵味，婉转似流风回雪，妩媚若落花依草，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与同时代的成就很高的作家相比较，他的作品别具一格，更有滋味。

在与台湾现代作家施叔青的访谈中，他谈到了自己在语言上所接受的影响，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所采取的方法。他说自己“更多的是受晚唐诗的影响”，说自己“要求准确、朴素”。他说作家要学习民间文学，要吸纳民间语言和方言，“作家对语言要有特殊的兴趣，对各地语言都有兴趣，能感觉、欣赏方言之美，方言的妙处”；“文学语言总的要把文言和口语揉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不‘水’。”由此可见，他在语言上融会古今、折衷雅俗的自觉。1983年，汪曾祺在《〈晚饭花集〉自序》中说：“意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迹象。我还不太服老。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我的语言一般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点像是外国作家写出来的带洋味儿的句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诸君其能许我乎？”例如，他在小说《陈小手》中介绍陈小手时，突然另起一段，来了一句：“陈小手活人多矣。”这是一句古雅可诵的话，陈小手的古道热肠，赖此得以充分写出；读者见此，也必略感讶异，不得不停下来，多看它一眼，多想它一想。再比如，在散文《萝卜》中，他这样写道：“天天吃是不行的，隔几天吃一次，想亦不恶。”在此文的最后一段，又这样强调萝卜的丰功伟绩：“萝卜所惠于中国人者亦大矣。”“想亦不恶”和“亦大矣”二语，皆极古雅，极严肃，加之于萝卜，显然属于大词小用、雅语俗用的修辞，使人错愕之后，忍俊不禁，拍案叫绝。尤其“亦大矣”一语，用得甚是“大胆”和“唐突”。因为自《庄子·德充符》引仲尼话而道出“死生亦大矣”，再到王羲之《兰亭集序》张大其词，使它广为人知，也使这三个字与“死生”结成了“岂不痛哉”的生死同盟。谁成想，汪曾祺却妙手偶得，将它与“萝卜”凉拌到了一起！

严格意义上，汪曾祺不算1949年以后成长和培养起来的作家，他是现代文学的一颗种子，埋在土里经过了一个冬天后，在当代文学的春天发芽、开花、结果，他是现代文学留给当代文学非常丰厚的馈赠。他20多岁就开始写小说，这些小说我称之为他第一阶段的创作，这个阶段的创作是一种探索期的写作，表现了他极其不俗的才华。1949至1979年期间，是他的第二阶段创作。虽然小说只写了三篇，其中，《羊舍一夕》影响比较大，但是他完全按照当时的主旋律的模式来写作，很耐读。例如：《沙家浜》（最初叫《芦荡火种》）中语言非常有趣，有味道，很接地气。1979年之后，进入他写作的第三个阶段。汪曾祺的才华像漫天遍野的鲜花一样绽放，让所有读者惊艳。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美丽、温馨、有人情味的文学作品。例如，《受戒》描写一个小和尚跟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之间的爱情，《小娘娘》讲述了一个姑侄通奸的故事。按传统文化来说，和尚是不能谈恋爱的，姑侄通奸是受人唾骂的，但在汪曾祺的笔下，虽然对他们的行为不苟同，但他很有人情味，充满对陷入尴尬、痛苦境遇的主人翁的同情，这跟以往一些作家非常严苛的、冷冰冰的写法完全不一样。他意图通过作品培养中国人的爱心和同情心，这就是一个作家非常伟大和了不起的地方。

汪曾祺虽然在伦理精神上更接近儒家，但在审美精神上，则更接近道家。在他那里，“儒家”与“道家”之间，也是“打通”的。就像他自己在一首题为《我为什么写作》的诗里所说的：“……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颇通达。如此而已，实在呒啥。”1983年4月11日，汪曾祺在写给刘锡诚的信中再次重申：“我想说我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很欣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的境界。我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可以说是这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无论是儒家审美化的生活方式，还是社会道德教化上的责任意识，都对他的内心生活和文学写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然，就生活态度来看，他也是一个道家的信徒。因为，在他的叙事中，分明蕴含着众多道家的知足常乐、清净自守的生活态度，蕴含着发乎自然、归于平淡的审美精神。(www.xing528.com)

汪曾祺是“打通”古今文学的典范。他在美学上，是具有古典气质的作家；在伦理上，是具有古典情怀的作家。例如，在《钓鱼的医生》末尾，汪曾祺如此曲终奏雅：“一庭春雨，满架秋风。你好，王淡人先生！”从空间上看，“一庭春雨，满架秋风”不过呈现了两个不同季节的风物景致，但是，仔细体味，则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时间流逝的深沉感喟，对人物的睠睠怀顾的深情，使人隐隐听到了“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的遥远回响，具有中国格调的古典气质。在《老鲁》的结尾，汪曾祺则这样写道：“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对仗工稳的诗句里，既有对似水年华的淡淡感伤，也有对未来相逢的殷殷期待，氤氲着浓浓的古典诗意。在《昆明的雨》中，汪曾祺别出心裁，将陶渊明和杜甫的诗撮合到一起：“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在工稳妥帖的对偶修辞里，在对古诗的不露痕迹的引用中，显示着一种遥接古人的渊雅格调，蕴含着追忆往事的甜蜜感伤。到了晚年，汪曾祺几乎一有机会，就要针对当代文学严重异化的现实，反复强调“回归传统”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只有打通古今之间的阻隔，当代文学才有可能最终克服这种精神上的异化，才有可能融化冰结的人心。对具体作家来说，如果不能潜心研读古典作品，从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里吸纳经验资源，那么，他的写作就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高度。所以，汪曾祺在谈语言问题的时候，就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我要劝青年作家，趁现在还年轻，多背几篇古文，背几首诗词，熟读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

汪曾祺是一个具有开放世界意识的作家，他强调中外文学之间的“打通”。他在《西窗雨》中说：“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作家也许不会成为作家。”他又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说：“我所说的民族传统是不能排除任何外来影响的传统，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比如现代派、意识流，本身并不是坏东西。我后来不是完全排除了这些东西。”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不能不加以选择地简单模仿，而是要根据所表现的具体内容，根据作家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气质，选择那些确实有效的技巧和方法，表现那些与自己的经验相关联的思想和主题。他说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所以，“我写不出卡夫卡《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作品的条件。”

总之，汪曾祺淹通古今，知悉中外，出而能入，往而能返，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里，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用真正的汉语，写出了表现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和气质的作品，形成了具有中国格调的成熟的文学风格和写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