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方式结合保护文化资源有效增强力度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保存和发展，历来有诸多的干扰因素，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等，使民族文化资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变得极其脆弱，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逐渐遗失、没落。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化、信息化取代了诸多效率低下的手工业操作，一些传统小作坊式的制作加工，无法形成应有的规模，难以发展，民间艺人老龄化、技艺衰退、人才资源的缺失等因素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民间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正如文化资源遭受破坏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其保护也不能简单而论，对于不同民族文化资源的不同特性，及遭受破坏的不同原因，应采取灵活多样的保护措施。

1.博物馆式保护

（1）普通博物馆

这类博物馆主要是指各省、市、县的综合性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博物馆。以西南地区为例，目前，在西南地区以收藏少数民族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就有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凉山彝族奴隶制博物馆等。此外，四川大学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以及西南地区各民族、自治州的博物馆等也收藏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物。大多数文物是民族传统工艺品，从材料到工艺技法、色彩、造型、图案等。有些制作工艺已经失传，但其载体还能在博物馆中得到妥善的保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可以说，博物馆是民族传统工艺品和传统工艺文化的主要保护方式，也是最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

（2）村寨博物馆

这类博物馆首先在贵州省兴起。20世纪80年代，贵州先后在侗、布依、土家等民族村寨，建立了一批露天民族村寨博物馆。民族村寨博物馆传承、保护了当地民族文化资源，也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生态博物馆(www.xing528.com)

这种博物馆更注重保护原生地的文化遗产，以避免文化遗产的完整性遭受损坏。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出现，与西南地区民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1998年正式开馆的中国和挪威合作的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被誉为我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梭嘎社区居住着以“长角”为头饰的苗族4000多人，分布在12个村寨，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梭嘎社区的苗族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延续和保留着古朴的民族文化、丰富的婚丧习俗和祭祀礼仪，独具特色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蜡染。相比一般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更关注对民族文化和原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

2.研究、传习式保护

研究既是保护的基础，又是保护的重要方式。研究性保护，既包括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普查、民族工艺流程的整体记录、器物的采集和相关文化背景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措施和技术的研究。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发现有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并找到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同时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记录式保护。贵州省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云南省民族文化生态村等，都是在专家参与调研的基础上建设的。前者有中国和挪威的博物馆专家直接策划和参与，后者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由云南省社科院和各高校的专家牵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施的。

此外，个人收藏和传习，也不同程度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保护作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工艺品收藏和技艺传习会不断增多，对于这些应该加以重视和支持。例如东巴文化学校、纳西文化讲习馆、纳西东巴文化传习院等机构，对保护和传扬纳西族传统文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今，琳琅满目的东巴文化产品、字画、服饰、歌舞等，遍布丽江大街小巷，摆脱了东巴文化濒临灭亡的局面。

3.开发式保护

开发式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性开发，它在开发之初就有了保护意识和保护措施。如云南省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就是个新的尝试。1997年云南省政府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中提出，要“建设遍布全省的各种民族文化生态村”。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目的是把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民间文化产业开发与其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协调起来。从1998年开始，在腾冲市和顺乡、景洪市基诺乡巴卡小寨、石林县北大乡月湖村等进行试点。到2001年，又组织专家初选了30个村寨(乡)作为民族文化生态村示范点。这些村寨包括文化旅游村、生态旅游村、历史名村镇、民族工艺村、文化保护村等。又比如深圳大芬“油画村”，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外文明的油画生产基地。其油画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借鉴文化生态村模式开发，也可以实施原产地保护制度。

一些濒危的独特传统工艺品，由于产区狭小，市场需求有限，只有极少量的特殊人群购买，不足以维持民间艺人的生产生活。为了延续这些传统工艺，采用加大市场营销力度的方式，扩大销售空间，也是保护民族传统工艺的有效方式。可以“名师”“原产地”等作为营销策划的方式，颁发相应的称号及证书，帮助其扩大产品的生产和技艺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