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文化生态学的引进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民族译丛》上刊登了斯图尔德的文章《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随后又在1985年刊登了内亭的《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这两篇文章为国内学者了解文化生态学提供了渠道和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的成果逐年递增。特别是近年来，文化生态已经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对文化生态的概念和历史、文化生态学学科的定义和原理等方面的探究，也包括对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发展的探讨，成果颇为丰硕。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一文中指出，自然界生态失衡的同时，文化生态也遭到破坏，文化资源在不断减少，我们应借助理性认识和预测功能，去把握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规律，以实现文化生态的平衡。[3]黄云霞在《论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文化生态未来发展的蓝图。她分析了文化生态系统的四个原则及特点，认为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首先必须是发展、和谐与公正。[4]徐建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一文中，对有关文化生态问题的理论积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了分析，强调应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对我国的文化生态进行优化。[5]杨东篱在《发展文化产业与构建良性文化生态》一文中认为，在当代中国，构建良性文化生态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发展文化产业，从而抵御外来文化入侵，完善文化生态的多元化，促进多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平衡。[6]纵观我国文化生态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文化生态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相关研究最初是从引进和借鉴国外的文化生态研究成果开始的。但正因如此，我国的研究起点也较高，国外的文化生态研究源自文化人类学，而我国的文化生态研究则兼具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哲学两种视角，在探讨文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同时，也重点关注不同文化内部之间的关系。
此外，文化生态学理论自身内涵也在研究中获得了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孙兆刚在《文化生态系统演化及其启示》一文中，将遗传性和变异性定义为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认为文化生态系统自身的特点要求文化生态必须进行优化。同时在优化过程中，还要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坚持传统的民族精神。[7]江金波在《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文化生态学”的设想（图2-1），他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把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考察区域文化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的双向关系，包括地理环境对文化特质形成的影响，及文化在发展不同阶段中对地理环境的不同影响；中观层面探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的关系，揭示三者通过地理环境作用所形成的有机联系性与系统整体性；微观层面则面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或制度文化的具体内容，研究其内部各文化景观产生、发展的互相影响，及其特质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着力分析区域人群对景观感知以及景观所影射的区域文化特质。[8]从文化生态学理论的演进特征来看，现代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有两个方面值得借鉴：一是区域文化生态的研究角度。区域性可以延伸出基于对比的特征研究，相较于传统文化研究对文化特征的描述而言，对区域文化生态特质的把握在系统性上更进了一步。二是微观、中观到宏观的逐层递进和深化。微观研究对宏观研究的贡献在于，抽象和提炼出最基本的文化特征，成为认识区域文化特质的基础；中观研究的意义则表现为，对文化景观及其人文背景关系的深入挖掘，夯实了三大层面文化研究的内容。
图2-1 现代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构架(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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