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本质及其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科技”一词作为“科学技术”的简称，在当今社会的使用频率很高，但究其含义，在学术界却未有定论，所以会引起一系列的混乱和争论。在学术上，对科学与技术进行区分是复杂同时也是必要的。一方面，从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出发，考察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演进历程，对今天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考察这些在生产实践中产生并以经验形态存在于技术之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于推动自然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科学与技术的区别

在生产力的意义上，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与自然科学一样，虽然技术科学要成为直接的、物质的、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力也需要一个转化或物化过程，但与自然科学比较起来，它和上述含义上的生产力的联系更直接、更紧密，从而向直接的、物质的、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力转化的中间环节也就更少。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讲的工艺学、农艺学等，现代的微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和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有机合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都属于技术科学。马克思曾把技术称为“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他说，作为固定资本的社会生产力就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当然，技术同时也是活的生产力，即劳动主体的技巧，确切地说，技术只有首先作为活的生产力的技巧，才能进而成为“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一般说来，技术是属于直接的、现实的、物质的、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力，无论是把技术视为已经物化在劳动者身体上的技能（技艺），还是把技术视为装备、生产工具或操作方式、工艺方式的别名，其规定都属于直接的、现实的、物质的、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力。例如，恩格斯所讲的作为决定产品的交换形式以及分配方式的“全部技术装备”，指的就是技术。恩格斯的这一论述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所扮演的杠杆作用、革命力量的角色，为人们正确地看待科学技术的本质作用拨开了迷雾。

（二）科学的本质

科学意味着人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的道路汇集了我们认识自然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行动方式。科学始终在发展，人类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古印度的梵语中，“科学”一词是指“特殊的智慧”；古希腊人则认为科学是一种知识。而拉丁文的“scientia”（scire，学或知）来自希腊文的“episteme”，泛指“知识”和“学问”，英文“science、德文“wissenscheft”、法语“scientia”皆由此衍生转变而来。16世纪西学东渐时，中国学者将science对应于“格物致知”，简称“格致”。《礼记·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朱熹注云：“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意思是接近；“穷”意思是推究、穷究。意思就是说要通过接触事物而穷究事物的道理。日本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沿用“格致学”。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福泽谕吉把“science”译为“科学”，意为“分科之学”，以区别于中国儒家那种综合性的学问。汉语的科学也是从日文中的汉字而来，到了1885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1894—1897年严复译《天演论》时，也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

在古代科学时期，人类只能直观地认识自然界，并将所获得的知识包罗在统一的古代哲学之中。如古希腊自然哲学包容哲学和早期各门自然科学，那时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没有单独分立的学科，后人为了研究方便把有关世界本原论以及对于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提列出来归到哲学里，形成自然哲学独特的认知领域。中国古代哲学更是带有浓郁思辨性质的自然观。显然，古代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古代自然哲学所关心的是那些诸如世界本原和运动的源泉问题，虽然从直观上对自然界的认识是综合性的，但还仅是对现象描述、经验总结，有时还带有思辨性和猜测性，因而不可能深刻揭示自然界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近代科学时期，人类已能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察、比较精确的实验，并初步建立起严密的逻辑体系。科学开始分化，形成了相当精细的专门学科，这与古代科学综合的整体认识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科学家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要求必须把自然现象从实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实践中抽取出来，在人为控制下加以研究，这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所开创的实验方法。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从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一个最切近的基础。恩格斯在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时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的消逝了的发现相反，他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

但是，近代科学这种分化脱离了自然界综合的抽象，不足以真正认识自然现象的全部内在联系。在现代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把分化与综合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把人为分解的各个环节重新整合起来了。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是以一套思维体系，经过不断的修正，而留传下来的一些深厚的、完整的、稳定的东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活动进入国家规模，人们已把科学称为“大科学”，认为“科学是一种建制”，即科学已成为一项国家事业。进入21世纪，科学则已成为一项国际事业或产业，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把科学事业列入第四产业。(www.xing528.com)

归根到底，科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性质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社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特点所决定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是在人类积极地适应、改造、调控自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的主要构成，同时也是生产这种精神力量的主要部门。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正确地回答了科学的基本属性问题。他说，自然科学和艺术一样，“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在《资本论》中他更进一步地指出，不仅科学本身属于精神生产力，而且科学的应用也属于精神生产力。恩格斯也说，“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科学产生于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技术的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三）技术的本质

技术的发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决定的。人类从脱离其自然状态而上升为理性的人的时候起，就处在与大自然的既和谐又对立的关系之中。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力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在人与社会之间，技术作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人们往往把某一时代的主导技术作为这一时代的标志，如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原子能时代、信息时代等。著名的科技史家辛格（Singer）在其主编的鸿篇巨制《技术史》中指出，“一个简明的观点，植物种子的播种就成为技术进化史的里程碑。”

技术作为一种人对自然的变革，这样的人类活动则远在近代技术产生之前就早已随着人类各种文明的发展而出现了。从词源学上来说，“技术”“技艺”等概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语“τεχυη”（Techne）。据考证，“τεχυη”与印欧语系词根“tekhn—”（“木器”或“木工”）和梵语中的“táksan”（木匠、建筑工）同根，还与赫梯语中的“takkss—”（建造、制造）和拉丁语中的“texere”（编织、建造）以及“tegere”（覆盖、建房顶）有着某种同源关系，在非哲学语境中一般表示“工艺”“手艺”“技艺”和“技术”等意思。可见，希腊语“τεχυη”（Techne）一词有很多意思，它原用作表示所有与自然相区别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表示一种技能性的劳动，一种有目的的制造行为。对技术的阐释，中国古已有之，主要指技巧、技艺。比如具有同现代汉语“技术”相近含义的“技”“工”“巧”“劳”等单字词汇首见于春秋时期的文献之中。先秦经典中，有许多是记述当时中国科技成就最集中的文献。《易传》就把历史上的重大技术发明作为“制器尚象”纳入易学体系，主张动脑研究道，动手制造器。西汉时期《考工记》这部古代工艺总汇作为“冬官”纳入儒教经典《周礼》。据郭沫若考证，在春秋年间齐国的官书《考工记》，是一部珍贵的文献，其中记述了当时30项手工生产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可以看作工艺规范的总汇。它还提出了制器的四大要素：“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其中，“巧”就是高超的技术，而具有高超技术的工匠称为“国工”。墨学则形成了独具的注重技术的精神。墨子提倡举贤任能，兼相爱交相利的交流等级制社会。他认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庄子》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工匠劳作形象，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而“技术”一词，作为技艺和中国古代医、卜、星、相等方术的统称，最早见诸《汉书·艺文志》：“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腌昧。”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前87年）的《史记·货殖传》记载“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后来中国用技艺、方术、开物取代了“技术”一词。可见，在古代，“技术”的原意，既指人造物品、精巧的器具，又指人的创造天才和能力，即经过实践获得的经验、技能和技艺，反映人类与天然自然界的能动关系，它与人工自然的创造密切相关，主要是指生产技术和工程技术。随着这些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人类也就积累着越来越多的经验形态的自然知识。

近代以来，技术一词有了新的外延。1615年，英国人首先使用“technology”一词，他们把希腊文“techne”（艺术、技巧）和“logos”（言词、说话）进行组合，用于指称各种

应用技艺。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最先提出将技术史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的主张。接着，技术一词在法文中变成“technique”（17世纪），在德文中变成“technik”（18世纪），其所指则均为与各种生产技能相联系的过程和活动领域。1772年，德国经济学家贝希曼（J.Bechmann）首先创用德文的“technologie”（技术、工艺学）词，随后出版了《技术入门》（1777年）、《发明史》（1782—1785年）、《对发明史的贡献》（1780—1805年）、《技术大纲》（1806年）等著作，开了对于技术的整体性研究的先河。中国的技术一词在唐朝时传入日本。日本在18世纪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时，将“technology”用从中国引进的由汉字表述的“技术”对译。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翻译日文书籍时，又将“技术”一词引回中国。1877年，德国学者卡普（E.Kapp）出版《技术哲学原理》一书，首创“技术哲学”这一学科名称，自此，技术成为哲学所真正思考的对象。当代德国技术晢学家拉普（Friedrich Rapp）认为，“按照我们的理解，狭义的‘技术’（technology）就是指‘工艺技术’（technique）即某种工艺方法。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它指的是可以研习的技能，如驾驶汽车的技术、弹钢琴的技术和滑冰的技术。”这种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制作技能的定义很有代表性，也符合从古希腊至18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需要。

当代技术形成的标志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相继出现的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经过初期发展，当代技术于20世纪中期转入所谓“高技术”发展轨道。这些技术的问世被认为构成一场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的产物还包括自动控制技术、激光技术、遥感技术和化学合成技术。1945年之后，随着经济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社会”，西欧再度唤起了对技术问题的思考。现代技术已经与古代，甚至近代技术范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仅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手段、方式、实践性的知识体系，而且本身就包含或体现着人与技术或人与人以及自然与技术的复杂关系，它是现代文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综合体现，是重要而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

虽然技术概念的外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技术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可以说，技术的实践性是古代技术、近代技术和现代技术所共同的。所以说技术既是社会用以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物质手段和方法，又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不能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它们都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随着人类技术实践的发展，自然界在愈来愈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人化的自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