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有关匈人的史料与中国有关匈奴的史料无法有效衔接,那么西方古典史料中是否记载了其他可能与匈奴有关的民族呢?马塞里努斯史著中所记载的众多民族中确实有一个民族可能与匈奴有关,这就是希奥尼泰人(Chionitae)。对于这个神秘民族的记载仅限于马塞里努斯的《历史》,而且这个民族在欧洲历史中的影响远不及匈人,因而长期以来一直被众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忽略。事实上,马塞里努斯对希奥尼泰人的记录远比对匈人的记录更翔实生动,因为马塞里努斯本人与这个民族有过众多近距离接触。《历史》对希奥尼泰人的记载有以下几处:
第16卷第9章记载:350年,正在进攻罗马帝国的波斯沙普尔大王(Shapur the Great)[822]突然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留下大臣与罗马和谈。他前往远离罗马边境之地作战,因为这里正遭到几支游牧民族进攻,其中最强大者为希奥尼泰人。战争旷日持久,持续了八年。
第17卷第5章记载:357年,沙普尔大王在北方的战争非常成功,他最终与这些“最凶猛的战士”(omnium acerrimi bellatores)达成和平协议并结成同盟。希奥尼泰人与其他游牧民族加入波斯军队,前往西部参与对罗马战争。
第18卷第6章记载:359年,马塞里努斯奉上司乌尔西奇努斯之命执行侦察通信任务,最重要的任务是深入波斯科尔杜埃尼省侦察敌军入侵动向。该省总督暗通罗马,安排马塞里努斯潜伏在高处岩石上观察。马塞里努斯目睹了沙普尔大王率波斯与亚洲蛮族大军渡过安扎巴河的壮观场面。在队伍之首,希奥尼泰国王格伦巴泰斯身居沙普尔大王之左侧[823],地位最为显赫。
第19卷的记载是全书最精彩生动的篇章。上述侦查结果及之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波斯人的战略意图是绕过防守严密的南线战场,通过北线快速迂回穿插,攻击叙利亚等富庶省份。[824]乌尔西奇努斯率马塞里努斯等人赶往幼发拉底河上游萨摩萨塔与宙格马,打算在波斯军队到达前毁掉那里的两座桥梁。[825]但因中途遇袭,队伍被冲散,马塞里努斯几经周折逃回底格里斯河上游重镇阿米达。之后马塞里努斯亲历了这场战争中最惨烈亦是最具决定性的战役——阿米达围攻战。《历史》对希奥尼泰军队参与攻城有详细描述。格伦巴泰斯之子被罗马守军用弩炮射死于城下,《历史》描述了这些强悍的亚洲战士为王子举行葬礼及哀悼仪式的全过程。随后波斯军及其蛮族盟军猛烈攻城,阿米达坚守七十三天终告陷落,城中守军大多战死或被俘,只有少数趁夜逃脱。马塞里努斯有幸在逃脱者之列,他历经艰险逃往亚美尼亚,在那里与乌尔西奇努斯汇合。
对波斯人而言,攻克阿米达貌似辉煌胜利,实际上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是役皆为重大失败。首先,罗马人通过侦查获悉敌人战略意图,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以焦土战术迟滞波斯人进犯;其次,阿米达城下两个半月的停顿使波斯的北线奇袭计划化为泡影。波斯人在攻城战中蒙受惨重伤亡[826],无力继续进攻,加之冬季来临,阿米达战役后沙普尔只得退兵。[827]
这里出现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为何沙普尔大王一定要攻克阿米达?据众多古典史料记载,在进攻希奥尼泰人之前,沙普尔曾连续十四年(337—350年)倾举国之力进攻罗马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结果无功而返,原因在于无法突破罗马人完善的纵深堡垒防御体系。此次时隔九年再度发动攻势,沙普尔做了精心准备。他吸取以往失败教训,听从投靠波斯的罗马人安托尼努斯的建议:避免以往逐城消耗模式,依靠部队机动性沿底格里斯河北上迂回,绕过罗马防御系统主体部分,迅速渡过幼发拉底河攻入叙利亚省等罗马帝国东方腹地。[828]正是为了实施该战略,沙普尔才大量征召亚洲游牧民族骑兵。[829]为出敌不意,沙普尔一直假意与罗马和谈,最后一批罗马使者刚启程返国他就率大军随后出发。从战役初期乌尔西奇努斯与马塞里努斯等罗马高级将领的慌乱反应看,波斯人在出敌不意方面非常成功,罗马人从皇帝到士兵皆缺乏准备[830],沙普尔满心希望再现另一位沙普尔大王的辉煌业绩。为何在阿米达城下,沙普尔这位杰出战略家却突然背离战略初衷,决意要以大量伤亡与宝贵时间为代价攻克此城,结果造成奇袭计划失败呢?另据马塞里努斯记载,在攻城初始阶段,进攻的主力部队全是亚洲游牧骑兵。[831]游牧骑兵擅长的是机动野战,在攻城战方面能力是比较弱的。[832]波斯此举不仅在战略上短视,在战术上也极不明智。沙普尔大王这一连串异常举动该如何解释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保持麾下游牧将士的忠诚,沙普尔大王不得不这样做。这些亚洲民族对罗马与波斯两大帝国间的战争方式完全陌生,他们未见识过罗马人的纵深堡垒防御体系及其机械武器的威力,也不明了沙普尔大王的复杂战略。他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带有古老的英雄主义色彩,难怪马塞里努斯将他们比作《荷马史诗》中痛失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的希腊英雄。[833]对沙普尔而言,为了安抚希奥尼泰人失去王子的悲痛,维系亚洲游牧骑兵不太可靠的忠诚[834],必须不计代价摧毁阿米达。据《历史》记载,希奥尼泰人经商议决定,为平息被害王子亡灵的愤怒,必须将阿米达夷为平地。格伦巴泰斯发誓绝不允许杀子之仇未报就让麾下将士远走。[835]
如此一来,马塞里努斯笔下波斯人的一系列怪异举动就得到解释了。初到阿米达时,沙普尔大王完全无意攻城,他“只想通过谈判劝降守城官兵”,如果不成功他也不会停留。因为时间乃此次奇袭的关键,“他(沙普尔)遵照安托尼努斯的建议,急着要去别处”[836],其他波斯将领反对攻城的态度甚至比波斯王还坚决。[837]之后的攻城行动主要是亚洲同盟者的自主决定,沙普尔无力阻拦,只得勉强应允。作战初始阶段波斯人为保存实力,并未积极参战,听任那些渴望复仇的游牧民族充当攻城主力。但后来城中罗马守军发动一次成功夜袭,致使众多波斯显贵丧生[838],在游牧首领与波斯贵族的双重压力之下,沙普尔只得投入波斯大军(包括工兵部队)全力攻城,在战斗最激烈时还亲自参战。[839]无论如何,此时沙普尔大王心中必定充满了失望与挫折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阿米达地理位置优越且建筑设施完备[840],陷落之后沙普尔大概想保留下来由波斯军据守。但迫于亚洲同盟者的压力,沙普尔只得将阿米达彻底摧毁,然后于次年攻占了另一座重要性低得多的要塞贝扎布德,留下军队驻守。[841]
因此可以说,那位希奥尼泰王子的意外死亡是这场战争的最重要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整个4世纪东方战争的转折点。此事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使事态发展完全脱离了沙普尔大王的掌控,彻底挫败了他进犯罗马的最后努力。[842]是役还使得整个东方战局发生逆转,波斯人耗尽了进攻实力,此后由进攻转入防御,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从这些分析我们能推知希奥尼泰军队一定具有强大实力,在波斯大军中地位举足轻重,否则沙普尔大王不可能牺牲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去迎合他们。据《历史》记载,希奥尼泰人在波斯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独立,作战时都与波斯军队分开行动。比如在上述阿米达围攻战中,希奥尼泰人负责东面城墙,因为王子殒命于此,他们要从这里攻陷城池作为报复。[843]由此观之,此前沙普尔在北方“成功”战争的实情究竟如何也值得怀疑[844],他是否真如史籍所言降伏了这些亚洲游牧民族亦很难确知。无论如何,当时希奥尼泰人无疑是一支非常强大的亚洲游牧民族。
希奥尼泰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对此说法不一,较流行的观点称他们就是后来的鷏哒人(Ephthalites,或称白匈人)。[845]此说法存在很多明显缺陷,主要是鷏哒人兴起时间比希奥尼泰人晚了半个世纪,希奥尼泰人强盛时鷏哒尚很弱小,臣属于柔然。[846]而且鷏哒人的文化习俗也跟希奥尼泰人有所不同。马塞里努斯详细记载了阿米达城下希奥尼泰王子的葬礼:
这位王族的死亡使希奥尼泰人沉浸于悲痛之中。所有希奥尼泰贵族,包括格伦巴泰斯在内,都被这一飞来横祸惊呆了。双方宣布休战,以便希奥尼泰人可以按照本族丧葬仪式哀悼这位出身高贵且深受众人爱戴的青年。在葬礼仪式上,王子的尸体被抬出来置于一座巨大高台之上,他的穿戴披挂一如生前。他身旁环绕摆放着十口卧具,每口卧具上都躺着一具死者模型。模型制作得惟妙惟肖,与真人极为相像。整整七天时间里,所有希奥尼泰贵族以及王子生前的同伴们大肆宴饮,以舞蹈及特有的哀歌来哀悼这位逝去的王族青年。
希奥尼泰妇女们也依照本族传统哀悼习俗大声恸哭,她们满怀悲伤捶打自己胸脯,哀叹本族的希望之星刚步入青春即不幸陨落。她们的哭泣哀悼方式类似于阿多尼斯(Adonis)
奉献典礼上的维纳斯女祭司。[847]阿多尼斯奉献典礼是我们常见的宗教典礼,在典礼上女祭司们还会展示一些与丰产有关的密仪偶像。
遗体被火化后,骨灰被装入一只银瓮里,格伦巴泰斯计划将骨灰带回故国入土为安。[848](www.xing528.com)
这种丧葬仪式与鷏哒人及多数印欧游牧民族有很大差别[849],与后来的突厥人很相似。[850]鷏哒人的丧葬习俗为土葬,与希奥尼泰人的火葬完全不同。[851]
有关希奥尼泰人的记载,很多内容都可能与匈人或者匈奴有关,这引起一些西方学者关注。“希奥尼泰”显然来自希腊语民族造部落名称,[852]“希奥尼泰”意即“希奥恩部落”。[853]因此该民族的近。20世纪初,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希奥尼泰人可能为匈人的一支。[854]其中最著名者为德国学者马夸特(J.Marquart)和英国学者塞科斯(P.M.Sykes),塞科斯在1915年出版的《波斯史》中直接称希奥尼泰人为匈人。[855]《波斯史》出版后影响广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其中内容。著名学者岺仲勉先生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一文中提及希奥尼泰人,认为塞科斯称这个民族“显是乌孙人”说法有误。[856]事实上,塞科斯的叙述并无问题,是岺仲勉误解了书中叙述。塞科斯的意思是入侵波斯的民族除希奥尼泰人之外,还有乌孙人。这段记述的史料来源自上述马塞里努斯《历史》第16卷第9章,原文称沙普尔大王与入侵者作战,进入“希奥尼泰人与欧塞尼人(Chionitae et Euseni)之领土”。“欧塞尼”为拉丁语民族称谓,原型为“欧森”(Eusen),基本与“乌孙”同音,故而塞科斯认为这个民族无疑就是中国史籍中的乌孙。不过“欧塞尼”是否真的就是乌孙,还大有商榷必要。因为现存的马塞里努斯《历史》来自好几份中世纪抄本,有的抄本中这个民族并非“欧塞尼”,而是“库称”。[857]“伊泰”后缀在希腊语中很常见,用于构原本称呼应该是“希奥恩”,读音上与“匈”和“匈奴”都很接塞尼(Cuseni)。如果后一种写法正确,则这个民族无疑就是贵霜(Kushan,即月氏)。[858]由于这段话是古典史料中对这个神秘民族的唯一记录,目前尚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拼法正确。贵霜说亦获得众多学者支持,他们将《历史》的这段记载视为这个中亚帝国出现于古典史料的极少数证据之一[859],并将这段记录与之后寄多罗人的历史联系起来。[860]如果抛开文献勘误不谈,乌孙与贵霜实为非常相近的民族,它们同属印欧游牧民族东方分支[861],皆为吐火罗族或东伊朗族,而且都与匈奴有很深历史渊源,一直与匈奴关系密切。
马塞里努斯笔下还有一个与希奥尼泰人关系密切的民族格兰尼人(Gelani),他们首次出现于第17卷第5章,与希奥尼泰人一道成为波斯大王盟友。之后第19卷阿米达围攻战中,格兰尼人也作为波斯独立盟军参与攻城,负责南面城墙。因为格兰尼人仅出现于《历史》中,对这个民族我们基本一无所知。他们可能是希罗多德等人所说的格洛尼人(Geloni)[862],但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后来章节中马塞里努斯同样描述了格洛尼人,并未提到他们与波斯和罗马有何瓜葛。[863]而且之后的古典史料还多次提到格洛尼人,他们伴随匈人与阿兰人迁入欧洲。[864]因此,如果格洛尼这个民族真的存在,他们的移动方向也跟格兰尼人不同。据笔者推测,格兰尼人应该与希奥尼泰人一样来自东方,极有可能就是中国史籍中原居锡尔河东北的康居人,这同样是与匈奴关系密切的民族。
如果深入分析古典史料,就会发现“希奥尼泰人即匈人或匈人分支”之说站不住脚。从上述马塞里努斯的战争经历看,他对希奥尼泰人无疑相当熟悉;至于匈人,马塞里努斯的熟悉程度稍逊,但他对该民族的总体认知及把握是毫无疑问的。对比《历史》中对这两族的记载,希奥尼泰人与匈人完全是不同的民族,两者几乎毫无共同点。马塞里努斯笔下的匈人皆矮小丑陋;对于希奥尼泰人的相貌《历史》没有特意介绍,但他们肯定与匈人不同,一些希奥尼泰人十分高大漂亮。[865]纵观古典史料中所有对匈人外貌的记载,没有哪位匈人“高大”,也没有哪位匈人“漂亮”,对他们外貌的描述用语完全是相反的。因此可以肯定,匈人与希奥尼泰人在种族上有极大差别。而且希奥尼泰人远比匈人开化,显然是与文明世界有过长期交往的民族,这从他们与波斯人之间的外交与军事活动就可以看出。希奥尼泰君主格伦巴泰斯并不孔武有力,实际上非常瘦弱[866],但他极具智谋,有无数胜绩[867],这一王者形象与阿提拉那种粗犷勇武的蛮族统治者截然不同。相比于希奥尼泰人,同时期的匈人无疑相对野蛮落后。马塞里努斯从未提到,或者暗示过这两族之间存在任何关联。
如果假定匈人与匈奴间没有太大关系的话,就会发现希奥尼泰人虽然与匈人毫无关系,却很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甚至可能就是匈奴人。这里不妨再分析一下《魏书》中有关匈奴的记载。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的粟特位置在河中地区,可能稍稍偏北。希奥尼泰人的位置在哪里,《历史》并未明言,只两次提到他们严重威胁波斯帝国的“最遥远边境”(extremi limites或者ultimi termini)。[868]而且沙普尔率大军征伐他们时,为保证国土另一端西部边境(occidentale latus)安全,指示当地官员尽力与罗马和谈。[869]以此推知,希奥尼泰人的进攻地点应该是波斯东北边境。波斯东北边疆传统上以阿姆河为国界,那么希奥尼泰人所控制地区正是粟特地区。再看《魏书》之言:
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北魏高宗元年为452年,那么匈奴人征服粟特的时间大体上应该在4世纪中后期。
因此对照中西史料,我们会发现匈奴人对河中地区大征服的时代,大体上也正是希奥尼泰人兴起于河中地区,威胁波斯东北边疆的时代。这不可能是巧合。如果说西方史料中的匈人与中国史料中的匈奴在时间空间上错位,无法有效衔接的话,西方史料中的希奥尼泰人与中国史料中的匈奴在时间空间上则完全吻合,有关这两个民族的记载可以非常好地衔接。因此这些希奥尼泰人很可能就是匈奴人,他们一路西迁来到河中地区,于4世纪中后期摧毁了当地的波斯缓冲藩属国,开始与萨珊帝国直接交往。联系到《历史》中有关希奥尼泰王格伦巴泰斯征战获胜无数的记载,这位强大的游牧王可能正是匈奴粟特政权的开国君主,那位与中国交涉的匈奴君主可能就是他的后裔。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匈奴人的种族,目前支持者最多的看法是匈奴为种族混杂的民族,其主体为高加索种。匈奴人一路西迁至河中地区,必然与中亚诸族以及同盟的印欧游牧民族大量混血,因此到4世纪时匈奴人的相貌可能已经与其他中亚民族无大异。这可以解释马塞里努斯虽然对希奥尼泰人记载很多,包括描述某些个体外貌特征,但并未谈到这个民族的总体相貌。
因此可以说,虽然匈人与匈奴可能并无关系,但匈奴与罗马却可能有过联系,而且两者交往的时间比匈人与罗马交往的时间要早二十年。
关于希奥尼泰人之后的历史,各方史料均无明确记载。但粟特地区既位于众多民族与文明交会之地,这些外来征服居民的历史不可能完全被忽略。中世纪史料称波斯王白赫兰五世(Bahram V)统治后期(约427年)曾大败东北方入侵的“突厥人”。[870]其他史料则称4世纪后期粟特地区的统治民族为寄多罗人(Kidarites),该名称得自该族杰出君主寄多罗(Kidara)。[871]寄多罗人对波斯边境造成的冲击连遥远的拜占庭都能感受到,普里斯库斯在其史著中称这个民族为“寄多罗匈人”()[872],但这只是泛称,他们显然并非真正的匈人。[873]由于受到鷏哒人威胁,寄多罗人的统治重心逐渐南移[874],先后征服了北印度部分地区,在旁遮普一带建立新王朝。[875]关于寄多罗人的民族属性,中国史籍称其为月氏人,此说法获得相当的考古支持,比如寄多罗钱币上的君主称号为“贵霜王”(Kushanshah)[876];但印度人称其为匈奴人(Hunas),而且目前多数学者认同此说。现存印度比泰里石柱铭文记载了笈多王塞健陀笈多(Skandagupta)击败这些“匈奴人”的事迹,时间约为457年。[877]基本能肯定这些“突厥人”或寄多罗人就是希奥尼泰人。[878]前面已说过,据马塞里努斯记载,4世纪中后期入侵河中地区的游牧民族可能是匈奴与其他印欧民族的同盟集团(贵霜或乌孙可能是重要盟友);加之匈奴人相对落后,可能采纳贵霜等先进民族的文字宗教以及统治模式,因此这个民族在文化外貌上具有贵霜特征毫不奇怪。考虑到距离和交往等因素,印度人之说相对更可靠。由于地处鷏哒与印度笈多(Gupta)王朝两大强权之间,寄多罗人的新王朝无法长久维持,只存在了约半个世纪就被鷏哒人消灭。此后还有一些寄多罗小国存在了更长时间,但在6世纪初也全部亡于鷏哒人。[879]
寄多罗人的历史可视为最后一批匈奴人的历史。这些来自北亚的游牧民族最后大概与其他游牧民族及当地人融合,形成北印度的拉吉普特人(Rajput)。[880]这个民族在印度历史上一直英雄辈出,以勇武和良马著称于世。
综上所述,匈奴与匈人的关系数百年来一直引起广泛争议,迄今尚无定论。笔者自不可能对该问题得出什么结论,只能对熟悉的古典文献进行分析研究,以揭示两族间的差异,并提出个人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使大家对学术界相关问题予以关注。笔者以为“匈奴”与“匈人”都是具有复杂内涵的重要历史概念,两者所包含的地域、文化、民族、时间以及历史活动等内容皆有重大差异,因此两者不可混淆。这方面国内学术界应该与国际学术界保持一致,不管匈人与匈奴关系如何,至少在称谓上将两者区别开。即便将来真的能证明匈人主体源自匈奴,两者也不宜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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