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人起源问题的由来与现状：罗马帝国梦魇中的东方战争与蛮族挑战

4世纪后期，顿河以东草原上出现了一支野蛮凶悍的民族——“匈人”（Huns，拉丁语为Huni或Hunni，希腊语为或）。这之后匈人活跃于欧洲历史舞台约八十年，他们凭借强大武力称雄于南俄草原与多瑙河平原，推动亚欧草原西部与温带欧洲森林地区诸蛮族的民族大迁移（Die Völkerwanderung），间接促成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之后欧洲的民族格局。[613]

匈人属于何种民族？他们来自何方？古代欧洲史料中对此基本没有记载，因此一千多年间匈人的确切来历无人知晓。近代以来，一些欧洲学者接触到中国史料，他们开始把匈人和中国历史上的匈奴（Hsiung-nu或Xiongnu）联系起来，认为前者可能源于后者。第一个系统阐述此观点的人是18世纪法国东方学家老德奎尼（Joseph de Guignes）。在《匈人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一书中，德奎尼称匈奴人战败后西迁至康居，之后继续西行越过顿河，成为欧洲历史上的匈人。[614]德奎尼之说臆测成分很多，但新颖独到，颇有吸引力，因而产生了广泛影响。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谈及匈人起源就采用此说。[615]当时正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民族主义思想繁盛的时期，这类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起源理论正逢其时，特别受欢迎。以今天标准看，这些理论并非建立在严谨的史料分析与考证基础之上，多是基于想象。[616]

德奎尼假说出现之后，赞成者与反对者皆有。赞成者意识到德奎尼的说法缺乏证据，于是试图在古代史料中寻找支持。其中最成功者为德国汉学家夏特（Friedrich Hirth），在发表于1900年的论著《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Wolga-Hunnen und Hiung-nu）中，夏特运用中西史料，补充完善了德奎尼假说，构建了匈奴人西迁的大致路线与过程。[617]夏特根据中国史籍中的线索推测：匈奴人于4世纪中期西行至伏尔加河流域[618]，随后于4世纪末向西攻入欧洲。荷兰汉学家德格鲁特（J.J.M.de Groot）在1921年出版的《纪元前的匈人》（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一书中发掘了更多史料，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该理论，使得匈奴起源说更趋完善。[619]

20世纪初是德奎尼假说最兴盛的时期，当时的很多重要学者都接受了匈奴起源说。著名古典学者伯里（J.B.Bury）开始对匈奴起源说持怀疑态度，后来勉强接受了该说法，并在《晚期罗马帝国史》（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中采用此说。但伯里同时也强调目前填补匈奴与匈人之间历史空隙的工作是“基于想象的翅膀而非确凿的事实”。[620]另一位亚欧游牧民族史学者帕克（E.H.Parker）在其著作《鞑靼千年史》（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中也认可德奎尼假说。[621]美国学者麦高文（W.M.McGovern）的《中亚古国史》（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完全把匈奴与匈人当作一个民族来叙述。[622]

不过，对于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反对意见一直存在。20世纪开始，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科学方法逐步被引入匈人史研究，反对者的观点开始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基础之上。至20世纪下半叶，反对派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占了上风，欧美几位最重要的匈人史研究者，如英国学者E.A.汤普森（E.A.Thompson）、德国学者阿尔泰姆（Franz Altheim）等皆否认匈人与匈奴之间存在联系，认为根据已知史料尚无法确定匈人来源。最重要的匈人史学者为美籍奥地利人门琴黑尔芬（Otto J.Maenchen-Helfen）。他融合众多门类学科知识，包括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古人类学等，通过大量分析研究，在1945年发表的论文《匈人与匈奴》（Huns and Hsiung-Nu）中证明匈人与匈奴之间存在众多差异，匈奴起源说缺乏必要依据。[623]门琴黑尔芬有关匈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1973年出版的《匈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Huns）[624]一书中，该书的材料详尽完备，分析精确严谨，从经济、社会、宗教、民俗、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对匈人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625]由于门琴黑尔芬去世过早，《匈人的世界》实际上并未完成[626]，书中有大量分析研究但无总体结论。[627]大体上门琴黑尔芬认为匈人为第一支抵达欧洲的突厥民族，其文化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与东亚相关，但是匈人与匈奴是两个不同民族。[628]

《匈人的世界》在匈人史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在此之后欧美学者对于匈人起源基本持不确定态度。汤普森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声称：对于匈人起源，我们现代人的知识“并不比4世纪的罗马人更多”。汤普森还建议谈及匈人历史，最好不要再涉及匈奴。[629]此观点已被多数现代史学家接受。新版《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讲到匈人起源时只简单称匈人大概属于芬兰—乌戈尔族（Finno-Ugrian）或者突厥族（Tur-kic）[630]，来源无法确知，并未提及匈奴[631]；新版《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同样认为匈人起源不能确定，并重复汤普森的论断，声称“对匈人起源，现代学者所知并不超过阿米亚努斯”[632]；再比如新版《罗马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也认为匈人的来源“依然是个谜”。[633]

我国学者对于匈人及其与匈奴关系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元史学者洪钧在出使俄国阅览西方史籍时，首次接触到匈人历史及其源于匈奴之说，后来他把相关内容写进《元史译文证补》中。[634]此后研究该问题的重要学者有章炳麟、梁启超、丁谦、齐思和等。[635]由于我国学者在掌握分析中国史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他们从史料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正补充工作。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我国学者对匈人的匈奴起源说持一边倒的支持态度。至20世纪后期匈奴起源说在国际史学界已少有人认同时，我国学者依然坚持此说，对欧美学者的反对观点持严厉批评态度，斥之为“种族偏见”。[636]同时在我国史学界，匈奴起源说大体已成定论。几乎所有媒体与出版物，包括绝大多数正规史学著作、史学论文、历史教材以及各类词典等，谈及匈人时都直接称之为“匈奴”。[637]另外在翻译国外史著与国外史料时，一般都将“匈人”直接译为“匈奴”。[638]

笔者认为在匈人起源问题上，把欧美学者的反对意见简单归结为“种族偏见”有失公允；在整个古典史学界未有一致意见时就混淆匈人与匈奴两者概念，这样做会引起概念上的混乱，也曲解了众多外国著者的原意。早期匈奴起源说的反对意见可能带有种族主义因素，但20世纪以来的欧美主要反对派学者皆为严谨认真的史学家。比如门琴黑尔芬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俄语和汉语，能够有效利用中国、欧洲以及中亚波斯的史料与考古成果[639]；为全方位体验游牧民族生活，他曾专门去蒙古与当地牧民一同生活。[640]匈奴起源说之难以成立，主要是因为缺乏确凿的考古证据；而且匈人与匈奴人的活动在史料层面难以有效衔接；此外在语言学、民族学等方面存在众多相反证据。

在匈人研究领域，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20世纪初期，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各有千秋，前者在利用中国史料方面有优势，后者在研究古典史料与考古等方面有优势。到了20世纪中期，我国学者在匈奴史方面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而在匈人史等方面的劣势依然如故，甚至有所扩大，该趋势一直持续至今。匈人史既为古典史分支，适合研究匈人史的无疑应该是古典专业学者，但目前涉猎匈人史的国内学者基本没有古典专业背景，这不能不说是反常现象。我国研究匈人史的学者大多不懂古典语言，古典历史知识相对欠缺，因环境所限在接触史料方面也有困难，这些因素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质量，使得他们在论述中经常出现问题和错误。比如在匈人历史方面，国内所有专著中的叙述都是以国外史著中相关内容摘抄整理而成。这些史著本身已非一手史料，部分内容有所变形；加之很多学者由于种种局限，对外文著作的理解也有误差，因而即便是转述内容也难以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述和分析，问题和错误在所难免。下面对这类问题和错误做简要分类说明：

其一，有的学者缺乏必要的古典史知识，难以有效驾驭手中的外国史著。比如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述及匈人史时“黑海”与“修克星”（Euxine）并用而未加任何说明[641]，显然这部分内容来自不同外文史著，但作者不知道这两词实为同一概念；再比如林幹的《匈奴通史》中叙述匈人史时“巴诺尼亚”（Pannonia）与“盘耨年”（Pannonien）并用[642]，大概也是出于同样原因。

其二，有的学者对古典史著与古典史料了解不多，在引用时出现失误。比如齐思和先生描述卡塔隆尼亚平原战役[643]时称：战斗始于“晚九时”，终于“翌日早晨”。[644]实际上古典文献中记载得很清楚：是役始于早九时，晚上结束。[645]

另一些引用错误的形成更复杂一些。这里试举一例：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提到“阿提拉进攻波斯”之役，原文如下：

传说阿提拉曾征伐波斯。经过沙漠与沼泽即密俄提斯湖，继又深入山地，经十五天而到米太。他们与波斯人剧战，据说飞箭往来遮住了阳光。最后匈奴人撤退，损失很大。此后阿提拉遂将注意力放在西方。[646]

陈这段叙述的主要内容来自某西方史著，最可能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647]，但陈对原文的理解可能有误。为便于说明古典史料变形过程，这里试列举吉本这段叙述的史料来源：

据普利斯库斯记载，匈人约在415—420年之间进攻过波斯，但遭波斯军重创，损失惨重，只得退回。[648]战斗中波斯人射出的箭布满天空。[649]这显然是吉本记述的主要来源，匈人的具体进军路线以及“像云一样的箭”等皆来自这段记载。但这时阿提拉的父辈[650]尚未登上历史舞台，阿提拉自不可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此次进攻的匈人统帅为巴西克（Basich）和库尔西克（Kursich），与阿提拉无任何关系。[651](www.xing528.com)

另有其他三条可能与4世纪匈人进攻波斯有关的史料：

1.据普利斯库斯记载，阿提拉在统治的最后几年曾有意向波斯复仇。[652]

2.同样据普利斯库斯记载，阿提拉死后约十年，一支游牧部落萨拉古里人（Saraguri）[653]征服了黑海以北匈人诸部落，之后于466年左右越过高加索与亚美尼亚，洗劫了波斯境内一些地区。[654]

3.据拜占庭教会史家扎卡里亚（Zachariah of Mitylene）记载，大约在484年，有一批来自里海地区的“匈人”进攻波斯，被波斯王卡瓦德（Kavadh）击退。[655]当年为阿提拉死后第三十一年，此时匈人势力已微不足道。一般认为这些“匈人”并非真正的匈人，而是哈扎尔（Khazar）人。[656]

相信看过上述史料，就不难明白陈序经书中那段内容的由来。吉本在叙述阿提拉时代匈人历史时插入这段回顾，但未写明时间，实际上他也不可能知道确切时间。但从上下文看，吉本显然知道此事发生在阿提拉之前，因此吉本的叙述没有问题。但陈未能明白吉本原意，把此事归到阿提拉身上。陈序经这一错误非常典型，它表明我国一些学者在掌握与理解古典史著与古典史料方面有很多不足，结果不免犯张冠李戴的错误。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对古典史料与古典文献学缺乏必要了解。

其三，有的学者对古典文献与古典历史缺乏深入理解和把握，在分析和发挥中出现错误。比如齐思和先生的论文《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讲述匈人进入欧洲时有如下叙述：

当时著名的罗马历史家阿密阿那斯[657]的《历史》中记载着匈人进攻阿兰人的过程。他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进攻，阿兰人对匈人予以坚强的抵抗，两军大战于顿河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敌不过勇猛突驰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658]

此叙述主要内容是基于想象，并无根据，因为阿米亚努斯的《历史》中并未提到顿河大战。事实上，《历史》明确称匈人降服阿兰（Alani）诸部落“或是通过武力，或是通过盟约”（armis aut pactis）[659]，即通过渐进渗透的方式。大体上这一征服过程相当模糊，从随后匈人击败哥特人的战争模式看，匈人与阿兰人之间也不可能有决定性的“顿河大战”。[660]本段文字最严重的问题在于：“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中没有任何阿兰人使用战车的记载，倒是多次强调阿兰人是优秀骑兵，称阿兰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训练骑马。《历史》确实提到过阿兰人的马车，但明确称那是生活用车，不能用于作战。[661]其实如果对古代军事史有所了解，这类错误本可以避免。最迟在公元前9—前8世纪，亚欧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就以骑兵淘汰了战车[662]，一千多年后称雄草原的阿兰人自然不可能以战车为主力。

其四，有的学者对古典历史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缺乏全面深入的把握，结果在分析中出现误差。仍以《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为例，文中有如下叙述：

匈王阿提拉在述说他的先世时，自豪地说，他可以将他的先世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著名匈奴领袖们。他列举的名字和中国史书中记载大致吻合。这显然是根据他们的部落传说，绝非出于臆造；也进一步证明，匈人是匈奴的后代。[663]

引文中一些不严谨之处不予多论，最关键的内容，即“匈奴领袖”的名字“和中国史书中记载大致吻合”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从文中注释看，齐文这段叙述引自伯里的《晚期罗马帝国史》[664]，伯里的记述则来自夏特的论文。[665]夏特之说带有极大的似是而非的成分，故而伯里也未将其写入正文，只在引文中当作一种观点加以介绍。[666]齐文断定这些传说“绝非出于臆造”有失客观。如果深入分析，那些所谓的“部落传说”，现在已能大体确定是“臆造”。

首先需要说明古典史料中并无关于阿提拉祖先的记载，所谓“阿提拉先世”的内容，最早出现于15世纪末匈牙利史著——图罗兹的约翰（Johannes de Thurocz）所著——《匈牙利编年史》（Chroni-ca Hungarorum）。当时匈牙利人以匈人后裔自居，因而书中有少量篇幅谈到匈人。书中涉及匈人的内容采集自民间传说，内容非常含混。由于约翰的时代距离匈人时代已逾千年，匈牙利人与匈人间的传承关系也早已被现代学者否定，因此现在看来这部分记载并无历史价值。书中提到阿提拉称自己父亲名叫本德古斯（Bendegus）或本德古克（Bendeguck）[667]，夏特认为该名称可能就是中国史籍中的匈奴单于冒顿。如果说此读音尚可勉强对应的话，其他读音对应则是牵强附会，近乎荒唐。比如“米克”（Mike）这一明显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名字按照读音被对应为老上（Lau-schang）单于。[668]事实上，中国史籍中的“老上单于”是意译而非音译，这位单于的真正名字为稽粥（Ki-jok）[669]，因为即位时年事已高而号“老上”。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此读音对比臆想成分居多，并无实际意义。现代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匈牙利编年史》已得出结论：这些所谓“阿提拉祖先”的原型实为10—13世纪的匈牙利人领袖，他们的名字在数百年间经改头换面融入民间传说，成为匈牙利人心目中英雄国王的祖先。[670]自然，这些领袖不可能与千年之前的匈奴领袖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夏特此说在欧美学术界早已无人支持。

以上列举的问题和错误都属于影响很大的重要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某些错误内容还反复被其他著作与论文甚至历史教材引用[671]，这不免给国内外匈奴史与匈人史研究带来负面影响。类似的错误还不少，本书不再一一列举。笔者以为出现这类错误，根本的原因在于研究匈人史的国内学者对欧洲古典历史缺乏全面的学习和了解，而且由于语言与环境等方面的局限，不能有效研究国外相关论著与史料。国内学者想要在这方面的国际学术界占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强古典历史与古典文献学习，或者需要中国史学者与古典史学者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