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政系国家振兴命脉所关，数百年来鸦片始终被视为戟身耗财的毒品，不但清廷痛恨此物，即令民间亦视之为“亡国之疾病”[1]，其害甚于“博”和“妓”，[2]禁之有时。清末禁政时期，社会上有两个不同的群体，一方是主禁力量，另一方则是反禁人士，两个“世界”对待清廷禁政的态度判若霄壤。1906年9月禁政实行后，为捍卫种植和商业利益，各类人等或施以哀求，或隐相抵制，更多的是揭竿而起，酿成大大小小的禁烟风潮。禁政激变大致包括因禁种罂粟所导致的农民反抗以及因增加烟土、烟膏的各种税捐而引发的商人罢市风潮两个层面。
一、禁政中的两个世界
对待鸦片禁令有两类不同的群体，一是支持禁政改革，为禁绝鸦片鼓与呼的群体，范围较广，既有清廷当局，又有民间士绅和知识界人士，这部分群体掌握着言说的权利，此类言说赋予鸦片禁政以各种积极的作用，认定它对道义、经济、吏治、民生等均有挽救或促进功效；二是部分罂粟种植者以及部分鸦片烟土、烟膏等运销经营者，甚至包括外人在华经营鸦片的商人。国外鸦片商人尤其恶劣，他们不但以毒牟利，而且暗中鼓动国内贩售鸦片者对抗禁令，推波助澜，如新老沙逊集团之类。这一部分人群处于道义的对立面，或迫于生计，或追求暴利，铤而走险，置禁令于不顾，兴风作浪。该群体在大众媒体世界并未掌握言说的权利，其意见、看法大多出现在官员的奏章或报刊的报道中。本书将这两个群体姑称为“禁政中的两个世界”。“两个世界”的研究，在不同时代，意义与价值大相径庭。80年代之前的有关研究中，更多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评价，对两者的褒贬截然不同，学术误导的成分甚大。目前的禁政与新政研究中，两个群体的对立趋向在相关讨论时“意外地”陷入失语状态，淡出学人的研究视野。这是本书特意列出以备讨论的主要背景。
1906年开始的禁政改革被朝野人士赋予了较多的意义，总括来说，主要是堵塞漏卮、强健国民体质、进取有为、刷新民族形象、转弱为强等，社会期望值较高。持此观点者多见于清廷官员的各类言论、行省官员的各类奏章和咨文，以及民间人士在各类媒介上发表的言论等。这个群体尽管均认定鸦片禁绝的必要性，但在就事论事时又有区别，甚至互为矛盾。《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在评价张之洞时，认为“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3]。目前研究中国禁烟问题的外国学者中仍有人关注这一互相排斥的现象，认为张之洞是官方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他曾经反对鸦片，但当他触及中国的近代化问题时，就改变了语气。他在《劝学篇》中说鸦片之害足以毁人才能，削弱志气，浪费金钱。至少在1898年，他把中国吸食鸦片者归结于愚昧无知，认为发展教育是禁烟的妙方。然而3年之后，张之洞却在给皇帝的建议中说，鸦片税收可以增加国家收入，以便兴办洋务”，“像张之洞这种对待鸦片的矛盾心态并非独一无二。许多上层官僚和有影响的人士长时间以来一方面痛恨鸦片，一方面又承认鸦片贸易带来的税收利益”，论者尚列举出类似“张之洞矛盾现象”的其他著名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王韬等等。[4]晚清具有禁烟思想的郑观应甚至主张利用鸦片税，认为鸦片利厚，若将其利润用于水利、轮船、铁路、肥料投资，或兴办其他产业，如棉花等，对经济也将有所助益。[5]外人关注这一矛盾现象，其实蕴含着“非此即彼”的逻辑认知，对事物的复杂性作简单化处理。鸦片问题不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而是与英国政府有密切关系，在英人不予合作的情况下，国内禁烟目标很难达到，加之鸦片经济已经成型，难以在短时间内铲除，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言论大多是就事论事，难免有互为矛盾的言论。其实，矛盾本来就是一种集合体，这恐怕是历史本来具有的一种本相。有关媒介对这种复杂本相描述说：
禁烟之条本为自强第一要政，前此数十年之贻害，已悔之无及矣，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使但曰积重难返，猝议禁绝之，故不易为力，若果旦夕偷安，不惟民气衰颓，无所恃以振奋，种族其能永保乎？自去年人心猛然醒悟，当道者统筹计划，日以禁烟之说闻。或谓宜速绝之，或谓宜缓图之，或谓财政之所关者大，或谓生命之所系者重，或谓商之外洋，或谓自我议决，或谓习俗难移，或谓士籍混淆，尤阻挠之甚，而不易查禁，迄今盈廷聚讼，纷然莫衷一是。[6]
对政府禁烟上谕，无人不表赞成，如何禁绝，看法却甚不一致，这类分歧导致各省州县政令不一，缓禁与速禁并存的格局持续了近三年之久。不管对禁政如何议论，各省鸦片种植面积在不断缩小，洋土药贸易总量也在减少，这是一种大的趋势。部分省份进展较缓，并非其不愿禁烟，多数是斤斤计较于鸦片税厘的收益。[7]
对待禁政的态度，民间与政府的看法也不一致。禁政上谕发布的前一年，民间已经成立了少数禁烟组织，在本邑开展鸦片禁绝活动，振武宗社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完全超然于清廷之外，纯系自发的社会改良组织。该社确立的章程称：“强种性、节漏卮居今其急务哉……立于兵力争存之天下，固非通国民为军国民不可，而为军国民非先强种不可，欲强种不首禁鸦片更不可。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8]看来，振武宗社是以强健种性、养成军国民资格、堵塞漏卮为宗旨，符合当时趋新潮流。《万国公报》的社说也认定鸦片之害与军国民资格、尚武精神不相符合。[9]1906年初有人明确将禁烟与新政相联系，提出反对官场嗜好，反对吸食鸦片，以响应新政开展。[10]多年以来，官界、文苑中，流行吸食鸦片的时尚，文人藉鸦片烟来构腹稿甚至被视为一种文明空气，与新政改革的气氛甚不协调。[11]禁政高潮时期，山西省官界蔑视禁令，吸食如故的情形仍较严重。[12]所以，民间在谈论实行新政以振刷民族精神时，首先将官场的鸦片吸食问题提出来。时论对鸦片禁政的巨大效益甚为看重，它可以“变易全国之脑筋，而为实行新政之大机栝”，关乎中国的国际声誉、国民公利以及军备建设，关于禁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人认为，“以十年计之，为国民保留赀财当不下五六百兆，以五六百兆为各省铁路商办公司，则不特外人所办之铁路不难依次赎回，而路旁矿产亦得免外人觊觎，待至民力稍裕，余利日充，一切国债皆得清债，又何事患贫为哉！而商业之进步不必论矣”[13]。书生论道，虽未必切近实际，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心态，对禁政与新政的复杂影响缺少洞见，实难苛求。的确，从理论上看鸦片嗜好与民族荣衰关系极大，与民族进取精神息息相关，晚清巨患的形成与鸦片问题密不可分，这是不容置疑的。[14]但是，禁政能否真正立竿见影地给中国带来巨大效益则难以断言。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前后，知识界对鸦片问题的态度与清廷官员的主张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均对鸦片禁政抱有积极的评价。武汉地区是我国洋土药贸易较为集中的地区，汉口重要媒介对鸦片禁政的重要性评价说：“宣统元年第一发现之要政何事乎？明日沪上开万国禁烟大会是也。禁烟实强国之本，为我国内政最重要之事，而又须各国协助，故尤为外交重要之端，今日之会实我国转弱为强之关键也。”[15]该报对我国吸食鸦片现状深感忧虑，亟亟以禁之为快。各地人士在该报不断刊登时论，对解决鸦片问题建言献策，尤其对吞烟自尽、戕害生命等实际问题予以关注，期望禁政能够将人们从毒害中解救出来，论者认为，“阿芙蓉者，戕身之利斧，速命之灵符也。哥萨克万排马队之白刃无以喻其威，地中海千群铁舰之硝弹无以防其毒也”，“阿芙蓉种绝，是不但可起我已隶黑籍同胞之痼疾，并可以救我无数未隶黑籍同胞之生命”，“数年以后，天下失此剧毒，则匹夫匹妇之轻生以求死者或庶几可以不死乎？即死，吾决其亦未必有如斯之便且速也。呜呼！我中原之世界为此黑烟毒雾所障蔽者久已混混沌沌，在醉死梦生间矣；今而后得复见烟消雾减之日月重光之一日也”。[16]
知识界对鸦片问题相对“舆论一致”，官员阶层的态度则较为复杂，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支持鸦片利益，而是就事论事者居多数，互相矛盾的言论也不可避免。“反鸦片的世界”仅仅是一个相对的称谓，其中，纯粹立志于此项事业，如江苏禁烟名士许珏者甚为少数，即如许珏本人也不得不走弯路，许珏称：“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必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又税重则价昂，贫民无力者或可略减吸食，此不遽言禁之一端也。”[17]
这一言论中的“众必以为迂图”，较能反映出官界对鸦片问题的心态，鸦片税厘自从与财政结缘后，依赖性便日益突出，此处所言“众”当然是指包括朝臣在内的各类官员，在鸦片税与财政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兀然提出禁烟的要求，的确是令多数官员难以接受的。何启与胡礼垣曾对鸦片税与财政紧密结合给禁烟带来的难度感触甚深，“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设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18]。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颇具普遍性，汪康年迟至1910年还认为，禁烟固属善政美举，但真正要实行，国家要失去大宗税收，烟商也失去生活来源，他认为应该一面禁烟，一面别求“救济之法”[19]。从这一角度看，在“反鸦片世界”内部，舆论态度并非单一，铁板一块，前后矛盾的情形并不少见。
反对鸦片禁令的群体是禁政中的另一个世界，内部情形更为复杂。总体上看，一切与个人鸦片利益相关的组织或个体均可归入此一“世界”。从人数上看，烟农所占据的比例较大，各地土商、烟馆营业者以及外国鸦片商人等阶层绝对人数虽多，但比例并不大。在清代经济匮乏现状下，鸦片产业全部依靠这个群体来运作推动，鸦片产品的销售效益成为这一世界藉以分润的主要来源。清廷尽管确定了十年禁绝鸦片的计划，实际上执行的却是缩期禁种、禁运和禁吸，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七年有余，这一改变必然迫令这一群体以各种形式奋起反抗，土商风潮、禁种风潮愈演愈烈。
烟农遍布全国主要省份，尤以产土较多的云贵川、山西、陕西、甘肃以及东部地区的浙江、江苏、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占大多数。清廷实施禁政时首先从管控烟馆开始，这一举措数月之内即可完成，随后就向禁种罂粟这一最冒险的领域推进。烟农生计抵补是与财政抵补同样重要的事情，各省禁种罂粟政策实行后，清廷言官中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建议提倡“种植生计为先”，否则，“贫民狃于故习，得不偿失，非但良懦者贪顾目前小利，不免有阳奉阴违之患；而强壮者必以禁种之后，势将无利可图，小则流为匪徒，大则陷于盗贼；况西北地方民情素称强悍，若再迫以饥寒，难免不遇事生风，借端滋事”。[20]这项提议不为无见，但短时间内实现种植抵补的目标谈何容易！多年以来，烟农已经与鸦片利益密不可分。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罂粟与其他农作物相比，收益巨大，高投入高产出的格局已经成型。根据重庆关税务司好博逊（H.E.Hobson）的记载，1891年时鸦片与小麦的比较效益如下[21]：
表5-1 鸦片与小麦种植比较效益简表
续表
看来鸦片的比较利益太大，即使劝令改植他物，烟农仍多方抵制，四川省的情形尤为典型，“川省因鄂加烟厘，出示劝种木棉，势颇难行。小农贪种烟之利，鄂厘虽重，商贩不因而裹足，则鸦片行销自若。若加商贩之厘，不过重累食户，无涉种户，因无所惧而改图也”[22]。这类抵触情绪事出有因，除了比较利益较高以外，它还可以用来缴纳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宣统年间川省某些州府的捐税数量高于正粮税率的十几倍，[23]涪陵地区烟农的鸦片收入除了缴纳这些捐税外，尚有剩余，用以购买生活必需品、馈赠亲友等项支出，“其一切捐纳、宾馈、薪盐零杂之需，多取给予售烟之资，故皆贪种罂粟”[24]。贵州的情形与此类同，早在19世纪80年代时贵州巡抚李用清就发现，“黔省跬步皆出，舟车不通，向来农有余粟，无处运售，自种栽鸦片以来，变为轻货，便于交易，地方较为活动”[25]，交通困难促使该省鸦片业兴起，并逐步获得发展。宣统年间，云贵总督发现烟农与烟贩的利益结合已经十分牢密，“上游则通衢大路，以至穷乡僻壤特种烟为恒产者，几于比户皆然。是以每届收获之时，常有东南商贩集合巨资来黔，购运挑载，络绎不绝于途。民间岁获厚利，通省动以数百万计，较之他省情形有不可同日而语者”[26]。这位总督的另一份奏折也谈到罂粟对当地民人生活和财政的重要性，折中说：“向者罂粟未禁，此物于山地颇宜，故居民趋之若鹜，而各省之贩卖为业者，岁挟巨资来相购取，来源之可资灌注者以此兹。”[27]
禁政之前，因种植罂粟而使得当地烟农的生活水平获得提高，这种情形在部分地区较为明显，例如四川涪州，原来种植其他作物时，“民间以玉蜀黍、红薯为食者十六七，亲寿举觞，嫁娶宴宾客，无山海之珍。席费廉，裁七八陌（百）至千钱则已丰矣”，但其后广植罂粟，比较利益剧增，烟农生活由俭入奢，地方官员和绅士等，日与酒食征逐。[28]经济利益之大由此可见。惟其如此，涪州知州给川督赵尔巽的汇报中极力强调禁种禁运的困难，他说，“涪州为产土最盛之区，烟商辐辏之所，每年产数甲于全省，为出口之一大宗。一州之繁富全赖烟土，绅则以种烟为致富之本，民则以种烟为饶生之计，商则以贩烟为输运之品，几至全州皆烟，绅民鲜有一户一田不种，商界无一号一帮不囤，既经纪一项仅州城一处计有两千余人，四乡统计一万有奇。地阔烟多，查禁匪易”[29]。即便如此，赵尔巽仍决定推行缩期禁种政策，理由是：“以禁种既已有效，与其分年递减致启因循观望之心，何如一律全禁，根株得以净尽。即通饬各属，限宣统元年一律禁种。”[30]在缺少可以抵补收入良策的情况下，这一缩期禁种的决策无疑是导致烟农暴动最主要的原因。以川省简阳县为例，官府尽管提倡种棉花、麦黍等，但收入缺额仍相当大，“棉花年产十万余担，价值三百万余元，加上各种杂粮，如麦黍等，亦不逮罂粟之有利矣”，抵补措施缺少足够的效益。[31]有人对烟农的处境颇有感慨，“数十年来，直为衣食所利赖，卒令易烟而谷，其利入不十之一，既不足以赡其身家，且农具牛种早已荡然，虽服先畴，不啻学稼，断非仓促所可资生，恐指顾间，向以种烟做活之家，将骤失生计，而辗转沟壑，流为盗贼者不知凡几。数年之中，以此故失去人户，殆将以千百计”[32]。云南某些州县在缩期禁种罂粟时，烟农颇有意见，知府也认为抵补措施乏力，1908年夏天的一份咨文说，“查州属自禁种洋烟后，粮价大平，大害虽去，大利亦失。民情异常困苦，市集顿形荒凉。多有归咎于知州劝禁过严者。众口沸腾，民交谪庸人无远识，可为太息。惟物力艰难，系属实情。欲急筹抵补之法，舍赶办蚕桑，别无善策”[33]，该省率先实行缩期禁种，其善后问题当较他省更为窘绌。川黔滇省如此，他省窘绌程度或有不同，但均面临抵补困难。从实际情况来看，短时期内一蹴而就的抵补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烟农反抗禁种罂粟势所必然。
烟商是另一个反对鸦片禁政的阶层，他们与鸦片利益更为密切。据林满红研究，介入鸦片生意的人，几乎遍及各个阶层，除了一般的商人以外，另有军人、胥吏、官吏、宗室、太监等等[34]，这一研究基本上是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形。至1906年以后，加入这一领域的人群更加庞杂。光绪年间有人称，中国境内鸦片之害开启“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35]，在这一“奇局”形成的过程中，始作俑者为英国等境外鸦片烟贩，继之则是国内形形色色的鸦片烟帮，潮州帮和广州帮与洋药贸易有至深的关系，其他各地烟帮则与土产鸦片的贸易有关。随着鸦片经济形态的形成，介入这一行当的人越来越多。
1911年有人对中国鸦片耗费的资金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这项统计自1860年始，迄于1910年，洋药耗财当在48亿两，土药耗财大约为120亿[36]；还有人认为鸦片耗财远远超过19世纪以来的军兴耗财[37]；今人在研究此类问题时，认为晚清以来民众吸食鸦片的费用远远超过了对外赔款的总额。[38]不管进口和土产鸦片的精确数量有多少，土商、洋商以及烟馆商人等从中赚取利润的数目肯定是极为可观的。单就鸦片贸易商来说，有两条间接史料可以参考。张仲礼和陈曾年认为，仅在1907年至1914年短短的几年中，沙逊集团在中国贩卖鸦片中所得利润，就在2000万两以上。[39]1905年主管川省土药统税的蔡乃煌说，“去年行商贩土，万金之本可获六千金之利。弟督办川省土税，调查最确，贩土巨商粤人、鄂人各居其半”[40]，由此可见，鸦片贩销的暴利特征。随着禁政推行，洋土药越来越少，价格飙升的情形更甚，[41]其贸易利润可能更大。禁政决断后，烟商的心态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主要依据报章杂志上的有关报道作些初步的探讨。
尽管从事鸦片经营的土商在社会上并非名誉行业，国家未明令取消之前，这个阶层仍受清廷的保护。1906年上半年，土商在受到当地官衙欺凌时，曾上书商部要求保护本身的商业利益，其借口就是国家正在振兴工商，推行的是保商政策。杭州土药公所的电禀说：“土药改章土税，刘总办派委苛法扰商。二十二日委员、司巡带同兵役无赖多人，按铺非法搜捣，将全税及补税各货提去，价逾万金，并搜衣物，求还不理，尤吓封闭充公。夫寓禁于征，非仅指商而言，若土浆变本加厉，势必全销洋土，利权外溢，恐非得计。商等重赀开张，何堪凌虐，现奉振兴商务，首在保卫商民，电求严饬提还，改良幸甚。”[42]“保卫商民”的呼吁随后就因土药统税制度的实施而变成现实，度支部与土药统税总局成为鸦片商人的保护伞，柯逢时甚至奏请设立“保商缉私营队”以保护鸦片贩商利益。[43]当然，这里的保护对象主要是贩售鸦片的行商，烟土膏店的经销商仍未被官府所重视。
在禁烟实行以后，清廷采取首先禁闭烟馆的政策。各地官府与鸦片烟馆经营者的矛盾首先产生。上海烟馆业对上海道限期禁闭的饬令颇表不满，纷纷集议要求推展缓期。[44]江宁财政局因烟馆捐税欠缴甚多，连日派员清查，各烟馆眼看就将禁闭，拒不缴纳，并要求展缓半年后再议禁闭，聚议者多达3000余家。[45]苏省土商和烟馆商人更是态度强硬，针对官府既加征捐税又限期闭歇的饬令，明确表示抗议不遵，并开会聚议要挟官府。其中，广帮、潮帮土商由于有洋人作靠山，更是屡屡呈递禀书，坚请缓行加税，延长禁闭时间，而苏帮则较为帖服，未与广帮等一同抗议。[46]后来各地筹议官膏专卖，土商仍加阻挠，湖南省土商的理由是“官卖之法不独本省未办，即各省亦未举行，我邑何独先行举办？且土店既须缴款领照，又不准兼卖烟膏，民间亦不能私煮，则我等土店虽准卖土，直与不准无异”[47]，因而奋起反对该省的专卖计划。苏省广帮和潮帮土商为反对专卖，特意勾结英国驻沪总领事，干预该省专卖行动。[48]在土药统税征收过程中，陕西土商为了对抗统税制度，绞尽脑汁设法偷漏税款，其采取的办法十分巧妙，“将土药浓煮成膏，掺和为料，日晒极干，捻为细条，按寸截断，用□皮卷紧，复加皮纸包裹，名曰烟棒，每一烟棒约需净膏二三分，售钱十余文、二十余文不等，行销南北二山及山西蒲解等州，为数甚巨，实陕省本地销土第一大宗”，土捐统捐分局胡太守对这类抵制统税的做法十分头痛，“若令此项烟棒比照净膏完纳，则该土商等藉口买土时已经完税粘花，势必抗违不遵，若任其行销各处，漫无稽查，又虑该商等惟利是图，广购漏税之私土，制成烟棒，减价争销，实于税收有损”[49]。
希图漏税是鸦片商人对抗官府的主要形式。这类对抗有些是明枪执火闯越关卡，有些则绕险越阻暗中抵制。尽管有些土药商帮定有严格的行规，其中也规定纳税的问题，[50]但在实际操作时，未必尽然。川省是缩期禁烟执行较为严厉的省份，1910年6月份总督赵尔巽确定将本省境内的存土一律限期运出省外，这一决断引起鸦片商人的不满和恐慌，众商滋闹扰乱，群起鼓嘈，数省鸦片商联名禀请宽限时间，重庆商务分会在土商围困下，不得不电致总督、藩司和劝业道，请求宽限出境，电文称，“川土因黔进口未绝，存货过多，成本计占千万，率多贷自银行及钱票两帮，遵限出口万赶不及，群情恐慌，特乞转恳宽限”，“烟禁綦严，留之洵为川害，惟进口未断，存货底本甚巨，必依限出口，不特赶运不及，拥滞申、汉，势必大受亏折，商力何支；且夏秋水险浪掷堪虞，现又银根奇紧，市面不靖，设再因此牵动大局，何堪设想”[51]！次日，赵尔巽研究后作出答复，准予宽限三个月，此后必须出境。缩期禁烟迫使鸦片价格飙升，“渝埠土为大宗，向来每担价仅百余金，自禁种令严，迭涨至五六倍，是今所谓值千万者，昔不过二三百万耳”[52]，因而土药商人借贷巨款作孤注一掷之投机，适逢严令外运，土商叫苦不迭，得到川督宽限三个月的消息后，“商民感激，市面帖然”。实际上，土药商人届期仍未运出川境，该省只得设立烟土公行，收购后在此储藏，纳税后货主可以自由运出。由于大量收购烟土，致使该省银根严重吃紧，并且大量的白银外流严重，导致布匹资金甚为缺乏。[53]1911年是禁烟的关键时刻，土商与洋商勾结，英国驻华使领人员成为鸦片商人兴风作浪的保护伞，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又掀起更大规模的风潮，只不过清朝快要灭亡了。
总括两个“世界”的概况，可以看出，双方对待禁政的态度截然相反。官方与知识界乐观地预测了禁烟所带来的美好前景，对缩期禁政倍加支持；而与鸦片利益密切相关的烟农和烟商，则是力图保有既得的利益，绝不愿与官府合作，且屡起风潮。当然，度支部执行禁吸为先，禁种、禁运为后的政策，即使受到知识界和地方督抚措词严厉的批评，也不愿放弃鸦片税收利益，这自然另当别论。
二、肇乱情势(www.xing528.com)
19世纪90年代初英国禁烟会组织与中国驻英使臣薛福成多有论议，屡屡要求中国实行禁烟政策，薛氏以此事体重大，倾向于先从加重征税开始实行，断言“惟事体关系较重，非到机缘十分凑拍，究未敢轻于发端”[54]，禁政决断之难可见一斑。“未敢轻于发端”一语有多种含义，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国若自行禁烟，英国政府不予支持，导致无果而终反而被外人耻笑；因洋药税厘并征，国内鸦片税厘规模越来越巨大，且与各项要政有关，不可轻易放弃；并且禁烟真正实行后，抵补维艰，烟商和烟农极易产生阻力，如何应因颇费周折。
最后这一点被1906年以后的禁政实际情形所证明，烟商与烟农的确是阻力重重，变乱四起，风潮迭见，1910年后达到高潮。其实，1909年万国禁烟会召开前夕，美国禁烟会代表丁义华就曾提醒中国注意预筹禁政事宜，其中就包括预防烟农烟商起来反抗，他阐述说，“中国欲禁绝烟毒以救国民，则有绝大之问题应须解决，盖必全弃其鸦片入税始能有战胜之日也。政府失此巨帑，必求所以补救之道，并须预备应付栽种罂粟及售卖鸦片之小民抗拒之策及应筹集巨款，广设医院，以备国民戒烟之地”[55]。这三件事情中，最关紧要者为税厘抵补，其次是预备烟商和烟农的反抗，最后是设医备药用于戒烟。如何防止因禁烟而激变，的确是关心时局的中外人士均感重要的问题。日本媒介随后也提醒清廷注意烟农生活保障和种植抵补。[56]中外人士尽管对此有所预见和筹划，各地烟商烟农的抵制风潮还是连绵不绝，愈演愈烈。根据所见材料，[57]本书扼要探讨禁烟肇乱在1906年以后关于年代频率、地域分布、罂粟种植者与鸦片贩售者变乱比较以及变乱肇因等方面的问题。
1906年之前，由于各省对鸦片税厘进行整顿，各地纷纷增加土药、烟膏税捐，以应付练兵、兴学、警政事业等新政事宜，导致反对鸦片税捐的事件开始出现，见诸报道的重要事件有1902年2月份安徽芜湖烟馆商人罢市，反对灯膏捐；[58]3月份福建同安县土药捐局苛抽捐税，巡勇骚扰民众，百性数千人捣毁捐局，被官兵镇压；[59]1903年1月份福建厦门抽膏牌捐，烟馆罢市；[60]4月份广东肇庆府高要县烟膏店商人罢市抗捐；[61]1904年9月河南永宁县重征膏捐，土行罢市并捣毁捐局；[62]山东潍县农民反抗烟捐，捣毁城南凤凰山及辛东社捐局等。[63]1906年以后此类因税捐加重而引发的风潮更加严重，同时随着禁种、禁吸进程的加快，烟馆商、土膏商和烟农抵制禁政的风潮次第增多，频率增大，在地域、年度上呈现出密度和规模逐渐增加的趋势。如将1909年作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线，此前的风潮主要属于对抗清廷的鸦片税捐，其后爆发的风潮则大部分属于抵制禁种罂粟的行动。兹将190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近六年的禁政肇乱情形作一简表，以比较前后两个时期在涵盖地域、年度频率两方面的变动特征。
表5-2 1906—1911年禁政肇乱事件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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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种媒介报道和官方记载，全国在190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各地发生的对抗鸦片禁政的事件共计67次，[64]其中，1906年和1908年各3次，1907年达14次，1909年6次，1910年为27次，1911年大半年时间也达到14次。1906年和1908年次数较少的原因，主要是在禁种罂粟和税政苛扰两个主要乱源方面并不明显，禁政的力度较弱，所以肇乱次数较少。1907年则是各省禁闭烟馆行动较为集中的时期，鸦片商人屡屡对抗，因而惹致的风潮较多。1909年则是由禁政低潮向高潮过渡的年份，肇乱次数明显开始上升。1910年至1911年正好处于禁政高潮时期，各地在禁种罂粟和捐税整顿上均采取或激进或“寓禁于征”的做法，故引致的变乱频率陡然攀升。
在地域分布上，涉及的省份数量明显比禁政之前增多，由于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消费的省份大部分集中于南方，所以乱源也就主要集中在南部省份。这其间也有值得注意的问题，云贵川晋陕甘六省是当时种植罂粟最多的省份，因禁政而引致的变乱为18次，仅占禁政激变总数量的26%稍多一点，比例并不大。究其原因，主要的还在于地方禁政措施和方法相对较宜，民风民情的温顺或骠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比较而言，爆发变乱较多的省份主要是江浙地区，其中浙江一省肇乱次数多达19次之多，占总变乱量的28%还多；江苏一省也有8次，几占11%。这两个省份的情形又有不同，江苏省是鸦片消费大省，地方财政与鸦片税捐关系密切，因而土膏商抗议官府鸦片税政方面的风潮较多；而浙江省官府的禁政手段和禁政人员的禁政方式较为粗鲁，温台等处的民情强悍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65]所以风潮主要表现为烟民抗拒禁种罂粟。其余各省情形颇不一致，而禁种罂粟导致的变乱在总体上占多数。
三、朝野反应
1906年禁政决断之后，朝野一般的看法系采取渐进禁绝的办法，[66]希望在十年之内概行禁绝，罂粟减种的幅度定于九年减尽，最后一年查勘善后，并未设想后来采取的激进方式；1907年实行的禁闭烟馆行动虽然招致了规模不等的风潮，但由于地方采取烟馆闭歇而膏店照开的过渡性措施，也就避免了城市中规模较大的禁政风潮。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是禁政进程的转折点，外人的压力成为禁政加快的重要原因，有人评论说，“近时所稍有起色者惟禁烟一事，叩其所以然，则外国人实为之迫促也”[67]。参加上海会议的国家对中国的禁政颇为关注，英国且软硬兼施，一旦中国按照计划实现禁烟目的，英国将派出亲王来中国祝贺；若届时达不到既定的目标，英人将几年的损失加三倍由中国偿还。[68]从此之后，以云贵总督锡良要求缩期禁烟为契机，各省纷纷决定加快禁种罂粟的步伐。在种植抵补措施尚不到位的情况下，断然禁种罂粟，甚至是将已经出苗的罂粟予以铲除，断绝烟农的主要财源，双方的冲突必不可免。洋土药税厘与各项新政事业多有关系，中央和各省绝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搜括的机会，对土药烟膏税收的整顿并未随着禁政开始而稍有减轻，各地官府将烟膏加税、凭照捐、牌照捐作为“寓禁于征”的措施实行得更为充分，由此导致烟商的对抗也越来越多，随着鸦片价格的不断攀升，官商之间对鸦片利润的争夺更趋紧张，官府的每种搜刮，时常引起鸦片商人的抗议、罢市、示威风潮，这类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至1909年后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官商之间的对立局面由此形成。
从上表格汇录的情形看，罂粟种植者肇乱次数至少有43次，鸦片经销者相对较少，约为21次，仅为前者的一半，余者不明。从抵抗官府的方式上，烟农反对的手段主要是以武力对抗的方式，持械荷枪，各村联合，规模多数较大，数万人反抗铲烟的行动亦不少见；地方官府的镇压力度相对较大，出动军队镇压的情形比比皆是，军事控制是禁种罂粟的最后手段。[69]鸦片经销者反抗官府的行动多集中于城镇，在与官府交涉不成后，一般选择抗议和罢市两种方式，武力对抗的情形基本上不存在。两个阶层由于采取的反抗手段不同，官方应对的手段也有区别，由此所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烟农在风潮过后，被武力镇压者居多，较多的反抗者被枪杀或被击伤的程度较重，不但罂粟被禁止种植，人身且受到摧残，代价高昂；相对而言，烟商采用温和的对立手段，损失的一般是经济利益，生命安全不至于受到严重的伤害。
清廷对禁烟激变的反应和态度十分矛盾，禁政必须加快，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针，但民间阻力太大，在劝谕无效的情况下，如何贯彻禁烟大计确实困难。1910年春天山西文水等县发生烟民对抗官府的风潮，军队介入后，民众死伤较多，酿成晚清禁烟史上著名的惨剧。事后，御史胡思敬参劾山西官员办理禁政不善，滥杀无辜，清廷饬令直隶总督陈夔龙确查。根据调查，清廷处理了部分地方和军队官员，并发布上谕，坚持禁政方针，谕旨中为难矛盾的心态比较明显：“朝廷于禁烟一事，志在必行，此次该省酿乱，始由于地方之查察不利，而统兵官亦未能审慎办理，故予以处分。至于民间种烟，希图驰禁，胆敢聚众抗官，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自应严加惩治。嗣后仍著各该地方官严切查禁，毋稍懈弛。”[70]清廷采取的策略是各打五十大板，不偏不倚。1910年5月份，禁烟大臣电致各省督抚，要求调查禁烟“贵劝导而不贵勒逼”，“近来各省多有因调查禁烟致启冲突大祸者，此虽由于民俗之蛮野，而其中之勒诈肆求情形知所不免。应即严饬各属所有禁烟各政，务宜谨慎从事，勿得再启风潮，致干参处”[71]。其实，真正有效地贯彻缩期禁种，难度之大是清廷难以想象的，既要实现禁烟目标，又不许产生风潮，更不许选择军事镇压的手段，这不啻是给外省督抚出了一个难题。在鸦片价格猛涨、利润率加大的背景下，禁政推行的难度可以想见。[72]因官方操作不当导致的禁烟激变在在皆有，但大多数情况下，事先劝谕，广为宣讲这些工作，各地官府还是较为认真地实行过，官督绅办、官促民办等保障措施也曾在各省实行。风潮发生有其内在的因素，诸如民众与鸦片利益结合的程度、执行禁种罂粟的具体季节和时机、地域民风民情与官府一贯的态度等等，皆不可忽视，这些方面的困难短时间内极难克服，禁政激变随之而来。山东菏泽禁烟激变颇能说明问题，过程大略如下：
泽州陈太守日前因奉上宪札饬禁种，当即出示剀切晓谕，嗣恐此间不遵，又嘱自治公所人员下乡劝导，示出之后，各乡业已纷议反对。后闻自治公所干预此事，又移怒于绅士。日前，郡绅常某下乡演说劝勉。当时乡人麇集，意欲杀常。常绅士见此情形，立即飞遁。乡民遂聚众反对，四乡共聚有一万余人，分为四路，次日有乡人三千余人，手持农器，到城缴纳，不愿耕田，不完正赋，并请官为发给养赡，否则与官绅拼命云云。李太守见人众势大，不可理喻，立时召集各绅，拟令其劝谕。而各乡绅士当时本均不愿禁烟，正喜乡人之乱，亦无一人肯到。嗣后，得城守营尤为代求缓禁，乡人始散。第十日之内，各乡已将烟子全行播种，并云：官如欲拔，必大闹……[73]
依赖罂粟利益与民风骠悍使地方官员难于措置，这是各地选择军事手段的一个背景。浙江巡抚鉴于本省禁政阻力尤为巨大，特拟具专函称：“如有莠民暴动等事，准由文道等调遣军队协力相助，并准酌带随员一二员，薪水川资核实开支；所有巡警道派往温、台各府属查禁烟苗。”温州、台州两属民情汹汹，抗拒尤烈，该巡抚特意嘱咐：“温、台州府属各县合同该府及防营统带，督县切实禁绝，务期尽绝根株。”[74]即便实行军事手段配合禁烟，该省依然风潮连连，禁政后期充满了血雨腥风，成为各省中肇乱最多的省份。
禁烟过程中即使血雨腥风，风潮迭起，知识界仍旧呼吁清廷断不可因肇乱而放弃禁种的努力，“窃愿各省疆吏万勿以去年山西交文禁种之激变、近日浙江台州拔苗之闹事为鉴而自馁、而稍宽其期限，土药铲除净尽，斯洋药无从藉口运入，此则禁烟最要之关键也”[75]。对于禁政激变，知识界人士态度复杂。总体上是指责烟农阻碍禁种，巧于弥缝，迫使官府不得不搜查督催。对山西禁政激变，有人评论说，“报纸之所以归罪于官场者，非罪其禁烟也，乃罪其惨杀劫掠也”，留心时务者进一步指出，“迄今而犹未能戒净者，则皆罢钝无耻之尤也，百计千方以从事于弥缝之术，其术愈工害乃弥甚。于是有禁烟之责者，乃不得不从事于搜查，此即骚扰之所由来也”。[76]论者对地方官员鲁莽铲烟，无端需索，糟蹋百姓当然也深表不满，有人专门评论此事说：“禁烟而拔罂苗不得已也。乃至脱老妇之裤，而用非刑调笑少艾（女），而肆其淫掠，如此而犹不激变者，五洲万国未之闻也。”[77]还有人认为禁政激乱的真正原因不在官员的操切和鲁莽，而在于地方政府“筹措苛碎之捐而酿成暴动”，这种说法似乎是针对烟商肇乱而言，而对烟民聚众抗拒禁种罂粟的问题，论者在严厉指责的同时，也表示难于处理此类困难，认定禁种罂粟过程中，有效的办法仍是严厉查禁，苛扰必不可免，“搜查取缔及铲除种苗，皆为从事禁烟者必经之手续”，否则就是敷衍了事。[78]知识界批评的仅是某些具体的肇乱实例，清廷鸦片禁政的大政方针却为各界人士所拥戴，这是清末少有的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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