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国内种植鸦片日趋兴盛。在应否禁绝鸦片问题上，朝野的态度和观念前后有别。庚子之前多数人主张以土抵洋；随着新政事业的推展，人们认识到吸食鸦片与新政改革格格不入，限时禁绝的呼声日益高涨，原来以土抵洋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本节讨论鸦片税则颁行之后至清末新政时期，国人在处理鸦片问题上的不同趋向，以检讨这些禁政观念与晚清政情变动之关系。
“鸦片战”是禁政观念中“以土抵洋”认识的形象概括，它与当时民间流行的商战思潮有关。郑观应1894年阐论“商战”理论时首次使用“鸦片战”说法，且将其列为对西方进行“商业之战”的首策，“弛令广种烟土”，以进行“鸦片战”[3]。这类观念盛行于留心国计的士人群体，枢府与疆臣则以“寓禁于征”“以征为禁”政策相呼应。
弛禁土药以抵洋药的观点曾被道光帝封杀，以许乃济的弛禁论被申斥最为典型。[4]此后，公卿宿儒推重的蒋湘南仍坚持弛禁鸦片，以土抵洋，“以中国之鸦片抵夷人之鸦片，夷人为利而来，必至折本而去，久之自不复贩”[5]。战后较长时期内，或弛或禁的言论较少出现，即或有之，亦多主禁政为不急之务，担心禁绝之法徒增苛扰，且以妨害民食为虑。[6]咸同之世变乱频仍，清廷财库空虚，洋药纳税准进，土药名虽厉禁，而地方间或偷植，州县官吏或禁或弛，久无定法。1873年辽东一带即因官吏升黜调迁，禁政糜烂一时；[7]浙江台州官府对罂粟种植一事干脆息事宁人，以防烟民暴乱[8]；更有甚者，地方官吏纵容属地广植罂粟以牟暴利，“蒙古的亲王伯五，因见北京附近广植罂粟，乃下令所属地区拔除所有其他作物，改植罂粟”[9]。全国性的禁政已无可能推行，无奈之下，在士大夫群体中萌生的“鸦片战”观念，虽系自欺欺人，但不失为一种消极的抵制手段。
鸦片商战在咸同后期，特别是光绪一朝为愈来愈多的人所信奉，公开的言论多讲以土抵洋：“近日英夷就抚而鸦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且罂粟浆之成鸦片，其毒究不如乌土、白皮之甚，则吸烟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渐挽救。”[10]主张与英国进行“鸦片战”的郑观应早在同治元年即有以土抵洋的想法，建议民众多食川土，少食洋土，视为固国卫民的要策。[11]光绪中叶，郑氏又列出对待鸦片的三个策略：“上策”是严定期限，一体戒除，主要途径是实行鸦片专卖；“中策”是广种土药，阴抵洋药，并暗收利权；“下策”则是“既不能禁洋药之来，又加征土药以自塞销路，吸者、种者、洋药、土药，一任其自生自灭，自去自来，惟图多收税厘，稍济燃眉之急用”[12]，按照他的看法，鸦片专卖属于“上策”，而“鸦片战”当属“中策”一类。“上策”涉及外交，较难办理；“中策”虽然消极，却较有希望。在此前后，有人提出了更具体的“鸦片战”方案，简称“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宜择地以广种植也”，四目包括：“择种地以编清册”，“开井塘以溥水利”，“轻税厘以保利权”，“一行价以抑洋药”。论者的观点是主张鸦片弛禁，但其论著的标题却是“禁栽罂粟策”[13]，遮掩之间仍是提倡务实的以土抵洋方针。
光绪中叶，曾纪泽承命对英交涉鸦片税厘并征，他也倾向于采取郑观应提出的鸦片“商战”策略。张焕纶建议他与英国谈判鸦片征税问题，“中土禁烟，久无长策，操之促则生变，持之缓则渐弛，况海岸辽阔，岛屿纷歧，藏匿必多，拦截匪易”，“此事转机，匪伊岁月，稍尽人力，冀挽天心，此使臣之责也”，曾纪泽对此既赞同，又无可如何，断言“未易急切图功”。[14]清廷内部以土抵洋的言辞更为强硬，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刑部左侍郎——光绪初年干脆扬言进行鸦片抵洋，他告诉总税务司赫德：他和其他人将要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入鸦片，那时本国才可停止种植鸦片。赫德认为这是“骑虎难下”之论，[15]尽管如此，他还是建议英国令印度搞好自己财政。
实际上，赫德的愿望极难实现。英属印度赖鸦片税为岁入大宗，孟加拉地方生产的鸦片直接为印度所有，而各土邦生产的鸦片在孟买出口上船，须由印度政府征收过境税，早在1871—1872年期间，英属印度从孟加拉和土邦生产的鸦片中每年收入800万英镑，相当于印度政府当年岁入的七分之一。[16]由此，英国政府批评中国说，仅仅从卫生和道德层面看待鸦片问题，这是不够全面的，“即使所说洋药的毒害作用是确实的，只要中国准许栽种罂粟而且在大规模地进行，禁止鸦片进口并不能影响吸食。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纯粹的商业问题来看。”由于英国在鸦片贸易立场上毫不退让，总理衙门措词强硬地照会阿礼国（Rutherfold，Alcock）：如果英国不愿停止鸦片贸易，中国最后一着将是取消栽种罂粟的禁令。[17]
阿礼国深觉事态严重，1871年他提醒英国国会说：“大量的罂粟种植在中国蔓延，中国政府正打着如意算盘，如果中国不能与英国政府言归于好或共同协商的话，中国就会无节制地种植罂粟，使鸦片价格下跌，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18]，但英国政府不太相信土药的竞争能力。的确，1863年赫德曾向各海关发放过一份问卷，询问本国鸦片能否取代外来鸦片，结果，除厦门海关外，牛庄、天津、九江、镇江、上海、汕头、广东各海关税务人员均称：本国鸦片对外国鸦片的进口没有妨碍，或称土药无取代洋药之可能，原因是土药味淡而涩，且失重率大。[19]税务人员的观察是仔细的，并且一语中的：土药的竞争力长期以来远远逊色于洋药，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质量较差。印度官方对中土愈来愈强劲的“鸦片战”也不以为然。80年代中期，印度财政部长包令（John Bowring）对于马建中发出的“以土抵洋”的信号仍抱有怀疑，对本国鸦片的竞争力信心十足，如下对话微妙地反映了双方对“鸦片战”所持有的不同立场，且概见鸦片所具有的财政和税收价值：
马建忠：吾国之加厘金亦即暗寓渐禁之意，至度支自有正项，假使由鸦片筹饷，则开内地罂粟之禁，由官抽税，自行收买，一如贵制之例，每岁进项又岂止五六百万金镑。此法一行，则印度出口鸦片日减，而岁入之税亦日减矣。故我国现议开禁种烟者颇不乏人，惟我中堂心维大局，以为与贵国和好已久，事有关乎印度度支巨款，特遣本道来此访一两全之策，如专为筹税起见，则有开禁种烟之法在。
包令：印度鸦片味厚，中国土烟味薄，华人多舍薄取厚，贵国罂粟之禁虽开，其销售未必能广，而印度鸦片之畅销自若也。
马建忠：中烟销售不广者，良以栽种罂粟有干例禁，民间偷种不多，只销本土；至味薄之故，皆因民间偷种，未敢公然设立厂局讲求制法，倘例禁一开，销售既广，行见烟制日精，烟味日厚，安见终让印度也！今则我国计不出此，但愿外来之鸦片日减，内地之罂粟日稀，使吾民不受吸鸦片之巨祸，并使贵国可免卖鸦片之物议，所谓一举而两得也。[20]
与包令的意愿正好相反，在赫德调查“以土抵洋”之后，民间罂粟种植悄然扩张。事隔十年，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麦华陀（Walter H.Medhurst）的观察别具天地：“目前中国生产鸦片的数量如此之大，进口鸦片遭到的竞争如此严重，以致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如果不考虑到这种竞争就会显得不够完整……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的结果必将是：当中国学会怎样种植与配制鸦片使之达到与印度鸦片同等的水平时，英国在鸦片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逐步下降以至消灭。”[21]
再过十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Patrick J.Hughes）说，麻洼鸦片的价格下跌与四川鸦片的竞争有关，四川鸦片的经销网络已经深入到上海、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等省，华北和西北居民则大多吸食本地所产的鸦片。1894年领事哲美森（George Jamieson）对上海地区印度鸦片需求量的估计更沮丧，称其为“呆滞的，而且是趋于衰退的”，而土产鸦片1894年比前一年涌入上海的总量则增加了100%以上。[22]国外人士的报告亦可与本国媒介的报道相互参较。1897年《集成报》转载《苏报》消息说：“前时嗜鸦片者皆吸食印土，自中国弛禁后，略有吸云南土者。彼时栽种未得其法，滋味略薄，今已直追印土之浓，故北海近年云土畅销，而公班进口颇为减色云。”[23]该消息只是描述了国内局部地区鸦片战的明显效果；1898年该报又援引《官书局报》译自《彼得堡时报》的同类消息说：“印度鸦片销于中国，营转运者多英国人。据伦敦来信云：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鸦片之由印度运入中国者不下三万余箱，九十六年贩入中国者仅一万五千余箱，本年运入中国之数尚未得悉。按年比较，则去岁少于前年将及一半。说者谓近年以来，印度鸦片运入中国日觉减少，此皆由中国本地所产罂粟日盛，则中国财流出外国者当不至如从前之多矣。”[24]
该消息所言问题与上述消息相似，唯两者所及区域不同，后者对全国情形加以关注，而前者仅注意个别区域；其次，在版面栏目的安排上，前者置于“商事”一栏，而后者则属“西国近事”，“商事”多为内稿转载，由国内访员访求所得，因探求区域之事，相对较真；后者多为外电迻译，就本消息来说，信源来自彼得堡媒介驻英访员，却言印度鸦片入华事，未必近真，所言趋势属实，只是引述数字不乏桀误。举证如下：根据上海、广州等全国33个海关机构所报告的鸦片进口数量和《海关十年报告》等资料汇总分析，1895年至1896年外国鸦片输入中国分别为51000余担和49000担左右，[25]其中印度鸦片占有绝大多数，波斯和土耳其鸦片则为数极少，至多不会超出数千担。根据《海关十年报告》的说法，两年中输入上海一地的印度鸦片（白皮土、公班土和喇庄土）分别计有28000余担和30000担左右，这个数字与上述报道数字相差较大，值得注意。当然，作为一种走势和状态描述，这份报道仍有参考之价值。
长期以来清廷名义上压制鸦片弛禁言论，禁止鸦片的传统观念仍有发生作用的空间。中西时局随世俱变，这类传统的禁政观念已开始调整。前述主张鸦片战的言论多为求异思变、经世时流中个别人的言论，这些言论的提出与发表有较长的时间差，况且其面世的载体多为个人出版品（例如言论结集、书札和日记等），因其出版形式、发表时间的局限，有关言论的受众相对较狭，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小。同治末年诞生的近代报刊开始发表此类言论，鸦片商战观念相互感染的途径陡增，观念生成的机率也随之增大。创刊不久的《申报》对民间鸦片商战言论有所回应，主张推行“不禁之禁”的办法，主要论点有三：其一，既然国人喜食鸦片，就应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二千数百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巨额银漏；其二，加强鸦片制作的方法改进，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亦可增加收入；其三，凭藉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不禁而自禁。[26]该主张持论于“弛禁之间”，与郑观应提出的鸦片战相类似。察其所论，反叛传统的观念自不待言，更引人注目的是，所论所言均以公开的形式直面社会，不隐讳亦不掩饰，当时确属罕见。
媒体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有《申报》这一类世俗的报刊，即便是与宗教宣传有关的《万国公报》亦瞩目此一问题。据朱维铮先生研究，1892年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成为广学会的言论机关，广学会的成员涵盖了外交官、税务司、洋行代表、传教士和律师等，该会常务工作多由担任协理的传教士，特别是书记（总干事）控制。[27]在书记或总干事成员中，不管是林乐知、慕维廉还是李提摩太，其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传教士，该刊的作者群体也主要是一些传教士。[28]众所周知，基督教与鸦片是格格不入的，长期以来基督教徒矢志不渝地反对鸦片，对英国的鸦片贸易政策甚有非议，反鸦片问题曾一度成为1888年上海基督教传教大会的讨论主题之一。就是这样一个为基督教徒所关注的媒介，在1892年复刊以后不久，即刊发署名古吴钓叟的文章，论者称自己对待鸦片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直抒胸臆”，将自己的建议称为“创论”。他对传统禁止鸦片的观念持反对态度，认为单纯禁止罂粟的言论是“蹈常袭故”“陈陈相因”之论，断言其“愚亦甚”，属于未观中西大势，不察际会巨变，作茧自缚的愚蠢主张。作者建议推行“不禁自禁”的办法：“有种烟一法尤为至善之法。夫西人售烟专中国之利，中国种烟夺西人之利；西烟道远价贵，中烟产近价贱，吸者畏贵喜贱，则中烟将争购，西烟将不售，则银亦不入西国矣”，“且西人烟售中国已矣，既禁之不能，拒之不可，莫妙于中国种烟而使西烟不售，此策之至善者也。如更听民种烟，则外国之烟不能种，于中国则贩烟者将折耗而不来，殆至外国之贩烟不来，而后中国之种烟斯可议禁矣，斯时也而后禁种焉”。[29]
论者在陈述自己的观点之后，尚有意寻求同调支持，一是引证广东友人待鹤斋主人（郑观应）的观点说：“近观粤友待鹤斋主人所著《救时揭要》一书中，有‘自禁鸦片烟论’，竟所见略同。其言曰鸦片烟为害，曷若不禁而自禁。今洋土多而川土少，土味淡而洋味浓，浓者吸之瘾重病深，淡者吸之瘾轻病浅，洋土多则府库日虚，川土多则漏卮可免，若洋土能仿外国之例税倍于价，而川土则照税则之例轻收其税以助国用，□人多购川土少购洋土，岂非固国卫民之一道乎？”二是发现美国人林乐知也主张开禁鸦片，古吴钓叟称：“林进士乐知”所著《中西关系略论》主张开土药种贩吸之禁，以保利权是对待鸦片问题的权宜之计，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系不得已之选择。[30]古吴氏对外人这一看法深有感慨：“林君美国人也，乃能见及此而进忠言，而华人反见不及此而置之不论，岂旁观者清而当局者迷耶？何不思之甚也！”慨叹国人的禁政观念不能与时俱变。
林乐知对中国鸦片问题的态度，除了古吴钓叟所提到的《中西关系略论》以外，1893年他还撰写有关鸦片问题的专论，仍阐释他原来的观点，将其刊于《万国公报》，以广影响。林乐知仍主张“不善之中立一善法”，由于中国“国帑缺民生困”与洋药大量准进有关，他的看法就是以土药抵御洋药，曲折救国，最后鸦片之害可绝。[31]中法战争之后，国内“自改革”的倾向日趋明显，“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成为多数时贤共识，过去僵硬的鸦片禁政处置方式确需反思。既然禁之不能，拒之不可，那么鸦片商战的言论随处流播便不足为奇。
民间的言论倾向亦有变动。同治末年，北方的辽东半岛在形式上尚禁止鸦片的种吸，[32]但西南省份则不知禁令为何物，“民不知非，视同禾稼”[33]，南北不同步，东西有差异，历来如此，观念的生成和流变亦概莫能外。光绪初年，留心时务者曾在策试考题中提出“洋药一项每岁金钱出口甚巨。中国吸烟者多，而罂粟之禁，虑妨民食，势必土浆日少洋药居多，宜用何策杜塞漏卮无害谷产论”[34]，学生的答题和书院山长王韬的眉批多持开禁鸦片之议。[35]禁烟名士许珏在给赵尔巽的信函中也说：“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许珏此言所及之现象在在皆有，即便是孙中山这位被今人奉若神明的伟人也不能免俗，90年代时他也主张“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非徒托空言之可比拟。[36]大致说来，经世之风与民族主义思潮对鸦片禁弛观念影响巨大，刊诸媒介的言论多数主张对外来鸦片实行商战，以牙还牙，传统的速禁或断禁主张未能成为舆论的主流。
与士人群体坚持的鸦片商战观点相对应，清廷内部多数官员主张“以征为禁”“寓禁于征”。“禁”与“征”当然冰炭对立，无可调和，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这一对矛盾政策却被地方官员付诸实施，名义上是禁止鸦片，实际上则侧重征税。1855年8月，上海道台计划对允许上岸的外国鸦片征收税款，每箱白银25元，[37]遭到鸦片商的拒绝；第二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始自江苏之上海，定以每箱白银24两，以白银20两归入军需交拨，4两白银作办公经费”[38]。这些私自征收鸦片税的举动，总是标榜“以征为禁”。清廷对此宽严不一，对待福建省的私自征税，上谕的态度颇可玩味——“鸦片烟例禁森严。前有人奏请驰禁，迭经大学士九卿等议驳在案。该员叶永元等何得变易名目，擅行抽税。即或因防剿需费，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也不应张贴告示，骇人听闻，且妄称奏明，更属荒谬”[39]，即全局名义上仍行禁政，若因局部防剿需费，姑以暂时征税为权宜之计，推行“以征促禁”。此后几十年中，多数地方大员心领神会，暗暗贯彻了这一意图，与“鸦片战”观念相互默契。
“以征为禁”的重心在“征”，即凭藉税率之低昂来达到操纵的目的，如何确定恰当的土药税率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若以筹措经费、排挤洋药为目的，则主张低税率；如强调推行禁政，则主重税率。两种思路种因悠久，争论不绝。最终以李鸿章的低税率主张左右了鸦片税政的方针。李鸿章的意图极为明显，排斥印度鸦片入华，以保中国利权不外泄。对鸦片实施低税政策实际上就是采取“鸦片战”的策略，该措施一直实行到20世纪初年，成效较为明显。在低税率政策的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洋土药价格的变动趋势如下：(www.xing528.com)
表1-1 19世纪下半叶洋土药价格比较表单位：%
资料说明：此表的制作系参考林满红：《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1858—190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7月。
1870年以后，土药产量总体上已经超过洋药进口数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鸦片战的目标已初步实现。但是随着土药规模日益扩大，鸦片产业逐步壮大，鸦片之祸更为严重；更为棘手的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系中已深深地嵌入了鸦片税厘这一支柱，要政需款尤赖此一饷源，断之不可，禁之犹难，陷入了赫德所称的“骑虎难下”的窘境，这是鸦片商战策略所带来的重要负面影响。
二、契合新政改革的禁政理念
各地推行鸦片战后，土药种植规模急剧扩大，鸦片对社会毒害的程度加深。1887年洋药税厘并征前夕，除台湾和海南外，各地都大量生产鸦片烟土，川、滇两省尤为重灾区，约略统计，云南三分之一的农田转产罂粟，四川省估计有70%的男性是鸦片吸食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Jamer Hudson Taylor）1893年时证实，鸦片在中土流播之速，普及之广出乎意料，“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20年鸦片迅速蔓延，近10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这是他访问中国10个省份得出的结论。[40]报刊言论说得更具体、深刻：“鸦片之为害我国，其蔓延已四五百年，而范围所及，实兼心理、政治、社会、生计、外交诸问题，莫不被其影响，自非根本之地改弦更张，合君民上下以全力注之，未易扫数百年之积习。”[41]此时的鸦片愈来愈成为“问题”，而且是一个牵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它对社会经济的侵蚀且不具论，仅就吸食鸦片者本人所遭受的鸦片毒害而论，称其“伐性醢骨”，意甚妥帖。《万国公报》对国外毒品吸食者的丧才失德深感忧虑，专门刊文描述吸食者的心理和行为，颇具感染力。[42]晚近以来，西人常以睡狮比喻中国现状，国人则多以“狮而云睡，终有一醒”自豪，汪穰卿则指出，此睡狮实际上是特指哺乳大的驯狮，被饵以鸦片，使终日昏昏，俯首帖耳，取义殆至长睡，永无醒时，因呼国人憬然悟之。[43]鸦片商战的负面影响已经使整个民族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国人在庆幸以土抵洋的成功之后，面对的却是土药泛滥和流毒横溢，庆幸转而变成忧虑。新的禁政观念即在这一背景下萌动。
日俄战争以后，刷新吏治和强健国民体魄的呼声日益强烈，国内鸦片之禁适时提出，鸦片对国民体质、经济和社会风俗、行政效率甚至军队作战能力的破坏力，日益被朝野所惊悟。在清廷推行新政背景下，多数言论自然将禁毒运动与新政事业联系起来。
1906年7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上谕，宣示：“廓积弊，明定责成”以奠定立宪政治基础，这是清末禁政观念变动的重要契机。过去呼声甚高的鸦片战言论趋于沉寂，更多的人开始从立宪与新政角度看待鸦片问题，强调鸦片禁政与推行立宪政治并行不悖，鸦片禁政与立宪改革的密切关系被舆论无限突出，“鸦片一日不绝，则立宪一日不成，而中国亦一日不可救。盖戒烟与立宪有至密之关系，尚非他政所能比”[44]；媒体言论还将禁政与各项新政事业的推行效果相关联，特别是练兵求强和振兴实业两个方面，“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矿之所出不敌烟之所耗，相安糜费储积仍无由基，是灌漏卮也。即练兵也无裨也。持戟之士即属吸烟之徒，一遇惊慌，遁逃惟恐不速，是张空弮也”，吸食鸦片对军队战斗力的恶劣影响十分明显，日本人也注意到，“军官之所以屡次打败仗，原因是军中都吸鸦片，大敌临头，还躺在床上吸鸦片。吸鸦片是定时性的，一到时间，即使是在战场上也得吸，否则就受不了”[45]。少数督抚的言论也堪可注意，1907年3月反鸦片运动的急先锋云贵总督锡良即主张祛除烟祸，认为禁政与社会复兴紧密相关，“窃以为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烈火……其危害之悲惨超过战争”，“数十年来，国家日形衰弱，洋人无礼益甚，其因在于民气未起；而民气和民力转弱无非在于鸦片之害”。[46]清末兴起的立宪运动和军国民思潮，使舆论界意识到民众素质与国家振兴的密切关系，反观现实，士农工商沉湎于鸦片，甘为枯骨，的确是推行革新事业中最令人忧虑的大事。
外人对国内鸦片观念的新变化亦甚为注意。1905年出版并于1906年春天译成中文的《菲律宾报告》，是亚洲地区鸦片问题调查报告，它注意到各地海关官员对社会舆论的反映：牛庄的海关官员认为禁烟“舆论在增长”；宁波的海关官员看到“在许多地方，强大的舆论支持发布禁烟公告”；云南腾越（今腾冲）海关的一份报告声称：“禁绝这种恶习的舆论逐渐明显”；安通的一位外交官写道：“我发现，舆论普遍赞成禁烟运动”；上海学生一直“有效地致力于对大众思想施加良好的道德影响”，使之认识到鸦片危害；在福州，一位目击者强调，吸食鸦片“现在被认为是‘有失体统’，明显不受年轻人欢迎”；厦门、广州和其他商埠的外国官员也有类似的报告。[47]1907年6月，沪上英语媒介也作出判断：“尽管对发布严厉的禁烟章程有种种怀疑，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全国反对鸦片的情绪正在增长，禁烟运动具有爱国特征。”[48]难怪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感叹说“反对鸦片烟的舆论，正像传播西方教育、发扬尚武精神和大量创办地方报纸一样引人注目”，莫理循深受感染，敦促他所服务的《泰晤士报》有关负责人正视这一舆论现实，“因为我知道，随着中国禁烟运动积聚力量的迹象不断增加，和大多数人要求查禁这种麻醉品的热忱不断增长，你将会给予越来越多的衷心支持。我很愿意见到你像我个人做到的那样，作为伟大的喉舌大声疾呼地支持这个运动”[49]。可以说，20世纪初年新政与拒毒改革的历程中，民间舆论与政府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逐渐形成了“以拒毒促新政”的鸦片观念。
1906年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的关键年代，百废待举，需款孔殷。9月份清廷作出了禁绝鸦片的重大决策，将禁政纳入新政改革的框架中，这似乎意味着枢廷上层决心逐步地放弃鸦片税厘收入。清廷鸦片政策转轨以及新政改革推行，促使人们将禁政与清末新政所涉及的国家生存、贸易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邦交关系等问题联系起来，超过了以往的认识水准，这是清末新政时期鸦片观念变动的重要表现，也标志着禁政与新政运动相契合更高程度的认识。
这种观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前述报章言论仅仅直观地将禁政与新政改革相关联，其认识程度有待深化。而1909年2月份在上海举行万国禁烟大会，中国代表团所阐发的主要观点是清廷官员精心准备的，并且大量地吸纳了有关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更能反映朝野在禁政观念上的更新和演进。尤其是唐国安的会议演说不同凡响，外国代表团和西文媒介对此交誉不已，因而更具代表性。[50]
处理鸦片问题的难度在于如何解决道德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中国首席代表端方的演说词确定了道德至上的方针，“窃谓本会纯以道德思想为主，欲去世界人类之毒害，既为列国所公认，则一切国际种族之界限，理应一律融化，以独伸本会慈善文明之宗旨”[51]。美国首席代表、会议主持者勃兰特（C.H.Brent）主教在认可此点提议的前提下，建议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鸦片问题，以达到由“感情阶段”到“科学阶段”的过渡。[52]在会议期间，为了赢得与会国家代表对中国所提四项议案的支持，在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议案前夕，唐国安2月24日特意发表了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说，他认为，鸦片问题已成为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最紧迫的道德和经济问题”，“中国民众的领袖人物把鸦片看成是对中国的生存最危险的敌人”。[53]唐的演说有力地论证了鸦片已经严重地腐蚀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肌体，遏制了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更长远的负面影响则是阻止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步伐。这些方面系新政改革的重要目标。
鸦片对中国经济肌体的腐蚀，流行已久的“漏卮论”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1906年汪大燮拟具禁烟奏折时，汪氏分析鸦片危害的基本尺度之一就是“漏卮论”[54]。清廷发布禁烟上谕后不久，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汪大燮对鸦片毒害与商务振兴之关系仍复提及：“近日东方报载，法人考察中国商务，每岁入不敷出八千八百万圆。偿款在外，铁路借款利息在外。此报已译寄商部。倘洋药禁绝，可收回五千万圆，尚亏四千万之谱，非振兴商业不为功也。外人视为危殆已极，而我安之若素，岂不奇哉？”[55]万国禁烟会期间，漏卮论仍是中国代表分析鸦片危害的主要工具。唐国安关于鸦片对经济危害的认识更为清醒，他以“漏卮论”为基础，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列举了一系列数字予以证明：以1906年为例，本年土烟总产量保守地估计为584800担，价值估算为2.2亿两白银，加之洋烟进口价值3000万两白银（以1905年进口量计算），直接花费共计2.5亿两白银。唐氏认为，国内生产毒品的土地若改种其他农作物，每年至少应获得1．5亿两白银收入，如此算来，国家每年因鸦片问题而耗费白银4亿两；他进而将吸食鸦片给劳动力造成的损失也估算进来，假定全国2500万染上烟瘾的人中，[56]青壮年劳动力在未染上烟瘾时每日平均赚取0.2两银子，而因毒瘾发作每日则少赚四分之一，于是全国每日损失白银12.5万两，每年则损失白银4.5625亿两，如上共计损失白银8.5625亿两。这些资金对我们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将是笔极为宝贵的财富，而且我们尚未把资本损失计算进去。[57]就在两年前，《申报》“论说”也对禁烟的经济价值作过预测：“以官膏之加价补土捐之损失，本法之最简便者，土捐逐年减，则膏价逐年加，待至十年后，土捐膏价虽已两无所收，而民间骤少此四五千万之花销，则金融之机关必灵，金融之机关既灵，则工商业必骤形发达，而国家之进款自裕，此乃计学之公理，即吾国民足君足之说也。”[58]
关于鸦片遏制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唐国安认为，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更是全世界贸易的严重损失。1867年中国海关的统计报告显示，当时中国的入口贸易不到6930万两白银，1905年达到4.47亿两白银，近四十年增长了6倍多，中国人均入口贸易额约为2先令5便士，而日本每人平均入口贸易额为15先令10便士，差不多是中国的7倍，美国更是中国的30倍。唐氏预计说，“当中国发展起她自己的商业和工业时，谁能估计得出它对世界贸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如果全世界卖给每个中国人的东西像卖给每个日本人的东西一样多，全世界每年就能从中国赚到30亿两银子！”中国对外贸需求的范围和程度已有巨大的增长，但是“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由于有了鸦片嗜好而大为削弱”。这一观点恰巧与6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多数商人和政治家的担心相契合。
早在1842年7月，一份由235名商人和工场主签名并呈交给罗伯特·皮尔爵士（Robert Peel）的备忘录表明了多数人的担忧：只要非法的鸦片贸易还在进行，他们就无法在安全的环境中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鸦片贸易势必会损害英中之间正常的贸易往来，英国鸦片集团操纵的毒品成为中国进口的主要英国商品！[59]1843年阿什利勋爵在英国下议院的发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鸦片贸易对英国的外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毒品将会成为英国对华出口其他产品的替代品。但是如果禁止鸦片贸易，那么中国人会用他们的产品与英国产品进行交换，英国商业的扩展和新的产品市场的开辟将会有利于英国的劳工阶级，对中国人也有利。[60]尽管两国的贸易利益不同，但鸦片贸易对两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致的，英国政府将自己捆绑在鸦片利益集团身上，浑然不觉地走了半个多世纪。
鸦片对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已形成极大的阻碍。新政的目标不但是富国强兵，而且以现代文明国家为改革趋向。1906年《外交报》曾就禁政与国家文明的关系有所论述，“国家文明之发生，则视其改革弊害之能力若何耳。鸦片之于中国，语夫外交之故事，则有丧败之辱；语其毒烈之性质，则有破业弱种之忧”，“我政府不可不自立文明之法制，以为之应，冀渐得自侪于文明大国之列者也，所谓宜立文明法制以为之应者，即速行禁烟是已”。[61]唐国安在万国禁烟会演说中明确地将鸦片问题与国家文明、“现代化事业”相联系，他解释说：“我们祈求摆脱这种祸害，因为我们不但把这种祸害视为阻碍我们进入现代化进步国家行列的障碍，而且把去除这种祸害视为我们是否够格进入这个行列的标准”，他举证说，目前科举考试制度已被废除，在旧的教育制度的废墟上创建出众多的现代化的学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天南地北地去寻找知识，亲王和高级官员们游历欧美进行考察，铁路、矿山、现代制造业已步入正规，而且还计划成立立宪政府，“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我们正在走上进步与维新的道路”。
唐国安此语，与会人员中至少有一个人抱有同感，他就是曾任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留美学生监督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丁嘉立（C.D.Tenney）博士。1907年2月，丁嘉立在纽约赴美亚公会午宴时，席间演说时曾论及中国的新气象，共有六端：“（一）爱国之精神渐振；（二）夸张国家名誉之心益盛；（三）收回税务铁路管理权之念颇切；（四）各种人在中国交际往来期于益加亲睦；（五）整顿国家之陆军；（六）广开通商场，任外人前往贸易。”[62]
深入一步品味，唐氏此语实有针对性。按照《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观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总有“滞后”和“偏见”，与鸦片问题密切相关的英国尤为代表。《泰晤士报》是英国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窗口，其所刊载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百业凋敝”，“政治腐败的国度”，“东方世界里一块黑暗与紊乱的国土”，“只不过是声名狼藉的中国官僚属下的一名走卒而已”，如上用语均是《泰晤士报》描述中国的习惯语言，莫理循将其斥之为老调重弹。[63]《泰晤士报》的干将瓦伦丁·姬乐尔的中国观念更具影响，它被莫理循称作是姬乐尔的“名言”：“中华帝国正在没落，其四肢已经烂掉，尽管中国人的生命力或许还在十八个省的心脏部位苟延残喘。”[64]这种言论，使英国政府在看待中国禁烟能力上长期坚持保留态度，也是该国看重印度鸦片利益反对回应中国禁烟呼吁的重要背景。
唐国安强调中国改革的形象意在改变外人对中国的成见。外人对清廷推行新政大多抱有不信任态度，站在先生的角度，则往往鄙视学生，认为学生总是陈陈相因，虚应故事，极以欺骗为能事，骗取外国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对立宪政治改革中的枢臣出洋考察和禁止外国鸦片入口两件事，外人更具疑惑。难怪1906年清廷重臣到英国进行宪政考察时，深谙英国舆情的汪大燮拼力整合此事，极欲给英人一个良好的印象。[65]唐国安刻意强调新政改革实绩与汪大燮对立宪政治考察的安排费尽心机，其意实有暗合，目的均在影响外人态度，推动英国等西方国家真正支持中国的禁政，具体来说，是力促各国代表重视我方提出的禁烟议案。鸦片吸食阻碍新政进步不但被官员所认识，媒介对此解释得更直接：“国以民为本，民气盛则国力强，倘人人嗜烟而成废民，则国亦何所恃哉？朝廷自举行新政以来，事事与民更新，今更筹备立宪，予民以参政之权，苟不除此烟害，则万事休矣，欲图强而益弱，欲求富而益贫，五洲虽大，恐亦不容此烟国烟民之优游自若也。”[66]
概而言之，清末禁政作为新政改革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既可以刷新清廷在国民和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赢得支持新政改革的社会基础；又可铲除这一严重的“漏卮”，以便腾挪更多的资金挹注于练兵、兴学、警政等改革，看来两类改革具有契合相容的关系。但是，拥有实权的枢臣和疆吏的禁政观念较为复杂，并不如此简单；鸦片商和烟农对待禁政的态度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其反对和抵制的力度有多大，更不易预测。此类变数在整个禁政与新政推行期间，始终左右着运动的进程，这是探讨鸦片问题与清末新政时绝不可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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