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基于我国银行业战略转型的现实，运用银行产业组织理论，揭示了银行业市场竞争影响中小企业贷款包容的理论机理，同时运用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银行业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利率市场化和债券市场发展下的金融脱媒加剧了银行在大型企业贷款市场的竞争，也摊薄了银行的利润，并推动了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战略转型。尽管初期需要一笔固定成本来开发中小企业贷款，但银行贷款存在“贷中学”效应，贷款成本随着累计客户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因而，银行战略转型的内在需要和预期的“贷中学”效应都将促使银行加大中小企业贷款投入，进而缓解中小企业信贷约束，提高贷款包容度。
第二，总的来看，银行业市场竞争能够显著缓解我国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提高贷款包容度。上述影响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来说，异质性非常明显。具体地说，随着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加剧，中型和大型企业的贷款包容度都得到提高，而对于雇员人数小于20人的小微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银行业市场竞争会促进银行通过贷款营销来争取客户，在一定程度上简化贷款程序、降低贷款利率和抵押担保条件，消除或减轻企业对于贷款被拒绝的不利预期，从而通过鼓励企业申请贷款而提高贷款包容度、缓解放弃贷款申请造成的自我信贷约束（即需求型信贷约束）；但银行业市场竞争并没有减轻银行贷款审批决策引起的信贷约束（即供给型信贷约束），或者说，银行并没有因竞争压力而放松贷款审批条件。
本章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提高企业贷款包容具有重要启示。鉴于我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信贷约束更多地表现为需求型信贷约束，因此，通过促进银行业市场竞争有助于银行简化贷款程序、降低贷款利率和抵押担保要求，从而消除影响中小企业申请贷款的消极因素，提高它们贷款的包容度。当然，从银行自身的角度来看，制定符合风险管理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信贷审批决策标准也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完善和落实“尽职免责”机制，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被拒绝的概率。
[1]所谓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指当市场主体从一家供应商转换到另一家供应商时所产生的经济成本和心理障碍（Calem et al.，2006；粟勤和陈媛，2009）。在此，转换成本指中小企业客户从一家银行转换到另一家银行申请贷款所付出的成本。
[2]根据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年营业收入超过2 000万元人民币的工业企业属于中型企业。
[3]在我国，地区银行营业网点的增加或撤销都需要银行监管当局的批准。可以说地区银行业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都高于其他行业。
[4]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各类企业数量1 527.84万户，其中小型和微型企业1 169.87万户，占全部企业数量的76.57％。如果将4 436.29万个体工商户纳入统计，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数量上升到5 606.16万户，所占比重达到94.15％。来源：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报告课题组；《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摘要），《中国工商报》2014年3月29日第3版。即使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雇员人数在500人以下的小企业也达3 020万家，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9.99％。来源：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网站：https：//www.sba.gov/sites/default/files/advocacy/2018-Small-Business-Profiles-US.pdf
[5]我国大量大专院校的会计学、金融学等相关专业都开设了“会计学”“财务报表分析”“资产评估”等课程，每年财政部和人事部都共同组织全国统一的会计师考试，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也组织资产评估师资格考试。
[6]在此，“银行”不包括事先掌握互联网大数据贷款技术，后进入银行业市场的互联网银行（即2014年及以后获得银行牌照的民营银行，如网商银行等）。
[7]在此假设服务中小企业客户无需铺设新的营业网点。如果放松这一假设，例如需要为边远地区和农村的中小企业客户新建营业网点，那么，服务中小企业客户的沉没成本更高。(www.xing528.com)
[8]“贷中学”的提法来自“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理论，也叫“边干边学”，它是对过去累计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正相关的一种解释。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劳动者从经验中学习，经验是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因为生产商知道，增加目前的生产会减少将来的成本”（第三卷K-P，P.163）。
[9]这25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杭州、温州、宁波、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合肥、郑州、洛阳、武汉、济南、青岛、烟台、大连、沈阳、成都、石家庄、唐山。
[10]此外，由于调查问卷没有提供贷款规模和期限是否满足需求，故只要企业获得贷款，都被视作贷款包容水平高，或不存在信贷约束。
[11]为了便于跨国比较，联合国制定了发展中国家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正式雇员人数＜5人为微型企业，5人～19人为小型企业，20人～99人为中型企业，雇员人数≥100人为大型企业。此标准显然低于我国2011年颁布的《统计上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根据该办法，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数量＜20人的为微型企业，20～300人为小型企业，300～1 000人的是中型企业。为了使分析更贴近中国的实际，本章结合中国的国家标准，对于企业规模进行了重新界定。
[12]根据世界银行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和Enterprise Surveys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13]由于缺乏我国地区各银行的成本、收入等具体数据，因此无法采用非结构方法（如：H统计量）来衡量城市银行业市场竞争。
[14]计算HHI时不包括外资银行，是因为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不高（仅2％左右），此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未提供外资银行在各城市的贷款数据。
[15]2009年原中国银监会发布《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在2006年《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运营资本、审批程序等方面放松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的限制。
[16]不加入企业规模变量时，国有股份的系数在5％置信度水平上显著为负。
[17]遗憾的是，世界银行的问卷不包括企业主的银行贷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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