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包容对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视角

（一）企业视角

大量文献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出发考察其相应的影响。Banerjee and Duflo（2014）探讨了印度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贷款政策变化前后的影响，获得信贷计划资助以后，这些企业都得到了发展；这说明它们之前面临融资约束，利用外生政策冲击使作者能够厘清信贷可得性与其他不可观测变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Butler and Cornaggia（2011）设计了以美国2005年出台《能源政策法》为准自然试验的研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金融服务可得性显著提高了农业中小企业的生产力。Benfratello et al.（2008）的研究证实，意大利地区银行业发展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其中对高科技企业、依赖外源融资的企业和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

金融包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来自多个渠道。跨国研究重点是对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正规金融市场金融功能的改善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Beck et al.，2005；2006；2008ab）。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销售收入增长更快，在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上，这一效应更为显著（Chauvet and Jacolin，2017）。

对我国中小企业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证据，即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出口的概率和出口规模（陈琳等，2012），而数字化金融包容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业（梁榜和张建华，2019）。更重要的是，尽管我国中小企业大量使用民间借贷，但从非正规金融体系融资的企业比从银行贷款的企业发展更慢（Ayyagari et al.，2010）。这就意味着支撑非正规金融的声誉、关系等治理机制非常有限，不足以替代正规金融发展的作用。

（二）家庭视角

从家庭视角来看，支付、存款等基本金融服务的益处是显著的，尤其对于穷人而言（World Bank，2014）。Swamy（2014）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印度政府金融包容计划（鼓励贫困和低收入家庭储蓄）的影响后发现，试验组的净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后）显著提高，其中女性收入提高幅度高于男性。获得了存款账户后，发展中国家家庭（主要是女性家庭）增加了储蓄和教育支出，农户增加了投资，农业产量也随之提高（Dupas and Robinson，2013；Prina，2015；Brune et al.，2016）。支付服务的研究重点是对于数字金融包容创新产品的研究。研究发现，移动货币使得发展中国家农村家庭汇款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抗风险能力提高（Jack and Suri，2014；Riley，2018），家庭福利也得以提高（Munyegera and Matsumoto，2016）。同时移动支付还缓解了家庭的信贷约束，促进了家庭创业（尹志超等，2018）和包容性增长（张勋等，2019）。

对于微型信贷效应的研究大都基于田野试验，且规模不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合理性而结论不一（Hermes，2011）。例如：Berhane and Gardebroek（2011）运用非洲埃塞俄比亚北部家庭调查数据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获得微型贷款的家庭消费支出增加、住房条件改善。Buera et al.（2012）的研究证明，微型贷款通过提高外部资本可得性而具有分配效应，使得企业家的边际资本回报提高、工人工资上升。格莱珉银行的小组联保模式在制度变迁中给女性赋能、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Bernasek and Stanfield，1997）、改善了家庭福利（Sanyal，2014）。上述积极作用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发现类似的证据。例如：Schaberg et al.（2019）于2014年3月到2017年3月进行了一个由1 492个女性参与的随机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加入格莱珉5人小组[3]的女性6个月后比没有加入的女性能够更好地管理她们的企业，面临更小的财务困境并更可能建立信用记录。(www.xing528.com)

但Banerjee et al.（2013）对印度微型贷款的随机实验研究却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一系列的发展指标上没有显著差别。Karlan and Zinman（2010）对菲律宾微贷实验的研究发现，相比控制组，实验组获得贷款后其商业活动和雇员数量下降，企业主的主观福利也随之下降。Kumar et al.（2015）也发现了不同的证据，并认为只有同时提供金融教育，信贷可得性提高才会有益。

（三）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的大部分文献肯定了金融包容对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作用。对65个发展中国家银行业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包容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金融深化（粟勤等，2015），金融可得性显著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Diallo and Al-Titi，2017）。根据Sahay et al.，（2015b）的研究，衡量金融服务规模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超过某个临界值，金融深化的作用减退。但以银行营业机构和ATM机密度衡量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却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单调递增的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那些金融包容水平高的国家，依赖外源融资的行业、没有有形资产可抵押的行业增长更快。可见，金融包容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信贷约束。Dabla-Norris et al.（2015）的一般均衡模型也证明了上述结论。2010—2015年间我国金融包容对产出的弹性为0.264，年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1.188个百分点的贡献率（杜莉和潘晓健，2017）。但李涛等（2016）的跨国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即金融包容的经济增长效应为负。

此外，大量研究还证实，金融包容有助于缩小收入不平等（Honohan，2008；Mookerjee and Kalipioni，2010；田杰和陶建平，2011；王修华和关键，2014），其渠道是促进小微企业创业（范香梅等，2018）。对我国2 000多个县域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包容的减贫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经济机会是贫困人群收入提高的重要机制（郑秀峰和朱一鸣，2019）。

金融包容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比较复杂，其最终效应取决于金融包容的具体指标。Dabla-Norris et al.，（2015）认为，贷款包容会提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而影响银行稳定。Sahay et al.（2015a）则进一步证明，贷款包容（成年人口从银行借款的比例）与银行稳定（用反映银行破产风险的Z数值衡量）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在达到某个临界值后，贷款包容水平越高，金融越稳定，同时，银行监管能够抵消贷款包容对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Čihák et al.，2016）。此外，如果使用家庭存款来衡量金融包容的话，那么，家庭存款的可得性与金融稳定正相关，具体地说，家庭存款的可得提高10％，危机时期银行存款流失就会下降20％以上，确保银行的稳定（Han and Melecky，2013）。对86个国家银行业数据的研究也支持金融包容与金融稳定正相关的结论（Ahamed and Mallick，2019）。再考虑到金融包容为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提供了风险管理的工具，增强其抗风险能力，进而间接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Sahay et al.，2015a），因而，没有证据证明金融包容必然导致金融不稳定。总体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外部制度环境（肖晶，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