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城市学概论》简介

城市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其他经济理论一样，经历了从古典到新古典的过程，即以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的古典理论，以及边际分析的革命所推动的新古典城市经济学时期。之后对城市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突破性贡献的学派是新兴古典和新经济地理学派。

(一)古典时期

从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Smith)就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论述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工。^[1]亚当·斯密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并对城市及其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像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城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城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城市附近的农业家，还节省了远途运费的全部费用。^[2]斯密不仅阐述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分工的好处，而且讨论了城市广阔的市场对居民收入的贡献和交易费用的节约。斯密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阐述比较零碎、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3]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配第(Petty，1683)认为，城市能够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促进分工。^[4]

早期城市化是国家的产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结果。除了分工，古典经济学还用劳动力转移理论来解释城市出现的原因，首先提出劳动力转移理论的是阿瑟·刘易斯(Lewis)，然后经过了拉尼斯(G.Ranis)和费景翰(J.C.H.Fei)改进。该理论把国民经济看作由工业与农业两大部分构成的，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农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会出现农业劳动力过剩，从而导致农业劳动者就业的不充分或存在隐蔽失业，造成农业经济的贫困。而由于工业所使用的资本要素是可以再生的，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很强，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力在特定工业地区的集中导致城市的出现并不断扩大规模，当城乡实际收入水平相等时，劳动力流动停止。

古典区位理论一般都能够较好地解释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杜能(Von Thünen，1826)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前提，分析了一个孤立城市周围的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解释了农用地圈层分布的原因。他的研究指出了在城市周围的农业布局因为种植不同作物的收益对靠近城市区位的依赖不同，那些靠近城市获利更大的农业活动对土地的支付能力较强，竞租能力更强，从而形成了不同作物依据距离城市远近不同的环状分布，也称为杜能环。这些理论成为后来城市经济学家经常引用的理论概念，也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分析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理论基础，新城市经济学把杜能农作物竞租曲线演化成城市中不同经济活动的竞租曲线，从而分析了单中心城市和多中心城市的空间布局。杜能的理论提供了边际分析的一般性原则，“他可以被看做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5]但是，杜能的研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被人们所忽视，其原因在于李嘉图贸易理论对空间因素的摒弃。随着李嘉图贸易理论的发展，比较成本是贸易的来源这一观点被广为接受，李嘉图用比较成本替代了空间因素，使得对空间经济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在主流经济研究之外徘徊。

廖什(Losch，1954)对产业聚集的分析是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早期探索，他的区位论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以期寻得市场中能为企业带来最大利益的区位。他认为最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是利润而不是成本，他反对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对于区位优势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利润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工业区位主要是由其销售范围的大小确定，也就是需求量决定了市场区位，而他的区位论也被称为“最大需求理论”。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对于产业集聚现象的解释，就是作为理性经济行为主体的企业会在市场上寻求销售范围最大的区位，在此进行生产销售，而只要有足够的消费者，某个区域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在该区布局生产销售，这就形成了集聚并带来集聚效应。廖什分析了同类企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包括大量生产和联合生产能使利益增加;集聚容易促使市场规模的扩大;外部经济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费用;重要的供应源因素。也分析了不同企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包括与企业数目有关的利益，便利的铁路运输、廉价的水电、劳动力市场以及街道等公共基础设施等。

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W，1933)以古典区位论的静态局部均衡理论为基础，探讨了静态一般均衡区位理论，把地理学的地域性、综合性与区位理论相结合，开创并发展了中心地理论。中心地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有高低等级之分。提供高级中心商品的中心地为高级中心地，反之为低级中心地。中心地的数量和分布与中心地的等级高低成反比，中心地的服务范围与等级高低成正比。一定等级的中心地不仅提供相应级别的商品和服务，还提供所有低于这一级别的商品和服务。中心地空间分布的均衡模式为正六边形网络。廖什(1940)利用数学推导和克里斯泰勒的理论框架，得出了一个与克里斯泰勒学说完全相同的区位模型——六边形，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克里斯泰勒和廖什的理论解释了特定经济空间内的城市规模和数量。

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和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共同解释了城市的规模差异的原因，指出了在市场力的作用下，由于不同行业相对于人均需求的规模经济不同，规模经济大的行业倾向于只在大城市出现，小城市由规模经济小，只满足小部分人的需求就可以达到规模经济的低等级行业组成。市场力决定了城市规模的不同和城市等级的出现，大的高等级城市数量少，小的低等级城市数量多，高等级城市的部分行业覆盖了低等级城市市场。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

(二)新古典时期

现代城市经济学可以追溯到阿隆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和穆特(Muth，1969)的关于城市内部结构的理论，他们主要强调了土地市场和土地的利用。迪克西特(Dixit，1973)系统地讨论了城市规模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1964年阿隆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6]

马歇尔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聚集现象，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次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并指出了城市带来的好处在马歇尔的新古典革命之后，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开始在马歇尔的框架下来解释城市现象。从胡佛(Hoover，1948)开始，外部经济在城市理论中的核心地位逐渐凸显。城市经济学者们利用产业内部企业间的地方化经济解释了产业聚集的原因，并进一步把这种地方化经济演绎为跨越产业界限作用于多个产业的城市化经济。米尔斯(Mills，1967)等学者强调，外部经济和不经济之间存在一股合力，前者与一个城市内产业的地理集中相关，后者与大城市联系在一起(如运输成本和通勤成本等)。(www.xing528.com)

很长时间内，城市经济学者都在用马歇尔的思想来解释城市存在的原因。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虽然在解释经济聚集方面很有吸引力，但是他的聚集机制却像一个黑匣子，因为缺少微观基础而无法揭示出个体是如何行动才导致经济聚集的发生的。马歇尔处理城市出现和产业集中问题的方法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如何把外部性纳入到主流的经济学模型中。这就必须要回答外部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外部性可能是技术层面的，即通过影响个人的效用函数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来起作用，这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市场结构是相容的，从而在新古典框架内主要讨论的是这种外部性。但是，外部性也可能来自于金融层面，即通过价格机制来影响消费者、厂商和劳动力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与价格。因为聚集机制的模糊，及其与新古典经济时期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不相容，也使城市经济学很难找到一个理论模型很好的模拟城市的形成机制，从而这一分支一直游离在主流经济学之外。

但是，城市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即新城市经济学却很好地融入了主流经济学的范畴。阿隆索(1964)在杜能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建立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单中心模型。阿隆索用通勤的工人代替农民、用中心商业区代替孤立的城市，得出了城市内部以中心商业区为圆心的同心圆土地利用结果，也成为新城市经济学的开端。新城市经济学是1970年代城市经济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新城市经济学采用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空间中建立了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标准微观经济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以单中心城市模型为基础，城市是环状分布的，所有的就业集中在城市中心，家庭主要考虑通勤成本来决定区位选择。家庭会选择通勤成本和土地价格之和最小的区位来使效用水平最大化，均衡通过土地价格的调整来实现，均衡时通勤成本和土地价格之和均等。单位通勤成本更高的经济个体会选择靠近CBD居住，从而节省通勤成本，但是作为补偿他们必须支付更高的土地租金。但是，单中心模型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将城市的存在作为外生的条件，来讨论这已经存在的城市中不同的经济活动是如何选址自己的区位的，而不能将城市的出现作为一个变量，来讨论城市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内生出现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时期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从而成为促进成本降低和产量扩大的基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在分工、专业化和完善的市场的作用下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但是因为分工与专业化这类经济组织问题很难被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分析框架内，因此马歇尔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分析的重点转向市场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功能。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杨小凯把均衡贸易产品种数视为一个经济的分工水平的标志，从分析人们的专业化决策入手导出需求和供给，把古典主流学派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分析用数学框架组织起来。然后运用非线性规划方法，经过严谨的数学推理证明，如果分工水平高，则所有交易都在同一地点进行的市场要比分散在多个地点进行多个双边交易更有效率。新兴古典分析认为消费者和厂商并不是分离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7]它摆脱了新古典理论中规模经济这种技术概念，将专业化经济的来源归结为社会网络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还假定交易费用与成对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有关，证明了在专业化程度足够高时，每对邻人间距离的缩短引起分工的进一步演化。^[8]最后，它的分析利用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即不是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寻找供给与需求的内点解，而是在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对比。

(四)新经济地理学时期

在对经济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空间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但通常被忽视的因素。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在一个没有空间和距离的超现实条件下考虑经济现象，在此基础上解释城市形成和产业分工，这并不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空间不重要，其实早期的研究已经开始意识到运输成本和空间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几十年来，距离和空间的作用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线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框架的工具。

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开创者，克鲁格曼(1991)在《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中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将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等因素纳入到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描绘了在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作用下，大规模聚集是如何出现的。使我们能够真正地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空间现象，从而出现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

从基本框架上，新经济地理学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框架之中，为考察空间因素建立了微观基础。它是从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出发，在工业生产满足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和农业生产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一简单的假设前提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通过流动要素的流动，内生地推导出现代经济活动聚集的结果。

传统城市经济理论是以要素价格差异为基础来解释经济活动的分布的。早期的城市经济研究用更好的自然禀赋或交通设施(如河流、港口)等自然优势来解释经济现象地理集中，这种优势通常能解释一些城市的经济活动聚集。然而，还有一些城市在没有明显自然优势的情况下发展成经济中心。在传统框架内，经济活动的边界是外生给定，这种边界的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生产力条件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一些地区更有吸引力，经济活动会在这些地区聚集。但是，传统城市理论无法解释不考虑要素禀赋这种自然条件所赋予的差异的情况下边界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如果在自然禀赋相同的地区，制度环境和生产力条件无差异的情况下，核心区和边缘区是如何内生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在其框架体系内探讨了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共同作用导致经济分化的过程。概括起来，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距离、空间和运输成本对一个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对贸易的影响探讨产业在城市之间的分布，这种产业分布会直接影响到城市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