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阶段始于20世纪中叶,并一直持续至今天。这一阶段全球城市的演变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城市化”发展阶段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刚刚启动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城市化”阶段的研究不仅更能体现城市演变的特征,也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后发借鉴意义。
从最早步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的美国来看,根据城市的增长模式和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可将城市体系的演变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二战后至1972年是高速公路、区域扩散和大都市区合并阶段;第二,1972—1983年是经济危机下城市的重构和逆城市化的出现阶段;第三,1983年后是在高科技经济和新的通信技术发展催生下的“信息城市”的诞生。
在美国城市刚步入后现代社会阶段(1945—1972),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建立以及区域与次区域间大运量喷气式客机航空网的发展产生的网络效应从就业和交通两方面改变了城市体系的结构。导致了一系列的商业重组,并引发了两个看似矛盾(实际相互关联)的结果:区域扩散和大都市区合并。一方面,制造业的过度集中造成的聚集不经济效应已经超过了聚集效应,过高的运营成本、严重的交通堵塞、能源的逐渐短缺都促使城市体系中的人口和工作从城市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分散到边缘的大都市区中心,形成了区域扩散。另一方面,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集团总部合作得到进一步巩固。至1970年,最大的500家工业集团中有大约25%将总部设在了纽约。同样,由于许多联合企业的中央实验室允许组织内部的互动,很多集团公司的研发机构也被吸引至集团总部较为集中的地区。管理控制机构和研发中心进一步向中心区集中的趋势也促成了大都市区的合并。
在城市的重构和逆城市化阶段(1972—1983),美国经济由于石油危机陷入了滞涨阶段,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制造业生产力已经跌至1%以下。面对恶劣的经济环境,许多基于新技术和开发新能源的新产业对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以“旧”工业为主要环境的城市也经历了经济社会断层带来的冲击。由此美国决心努力对新的要求做出回应,10年间的企业重组和重新布局加速了工作岗位从老中心城市的工业区中分离出来,同时刺激了拥有更便宜的土地、劳动力和更低地方赋税的非大都市地区发展新的生产空间。由于制造业在产业占比中过于庞大,部分的倒闭也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和贫困人口的增加,继而造成人口外迁,这也导致了大都市区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衰退症状。与此同时,由于非大都市地区电气化、通信系统、供水和电视信号接收等方面得到改善,在许多非大都市化地区出现了人口增长。这种大都市区的发展减速与非大都市地区的兴起被称为“逆城市化”。(www.xing528.com)
在“信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阶段(1983年至今),由于三项意义重大的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加速了美国的经济重组和城市重组。这三项技术分别是生产过程技术,如电子控制生产装配线、自动化机械技术等;交易技术,如基于电脑技术的准时制库存控制系统;流通技术,如通信卫星、光纤网络、微波通信等。这些信息化技术加快城市群的集聚联动,使相邻城市形成半小时(50千米)经济圈、1小时(100千米)经济圈,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作用越来越大,[20]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则是对先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掌握。由此,以制造业为重心的城市发展模式转入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重心的“信息城市”时代。同时,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大都市区重新振兴。20世纪80年代美国较大规模的大都市区再次经历了人口的增长,而非大都市化地区中最快的增长也在临近大都市区的乡村。[21]美国的大都市区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逆城市化”之后开始了“再城市化”。
当然,在后工业社会城市发展阶段中也暴露出不少新的城市问题,如大都市区的发展导致人口过度集中、资源在局部范围内短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出现诸如热岛效应等生态问题,信息的不对称掌握也造成了数字鸿沟,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纵观城市转型的后工业社会阶段,城市发展主要有四方面特征:第一,城市的职能发生转变: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经济危机的打击和人们对更好的生活环境的渴求,制造业在城市的地位逐渐下降,城市成为金融服务、文化活动、国际贸易活动以及高科技活动的中心;第二,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功能分区更加明显:城市内部的管理控制和研发功能更多地向中心区靠拢,而生产销售等功能则向次中心地区扩散。大都市区的特点是把一个城市所具有的多种职能分散到大、中、小城市,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空间组织形式,以保持整体的统一性和有序性;[22]第三,出现“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现象:在大都市区发展空间逐渐饱和时,非大都市区的居住、环境、交通、通信等条件的改善也吸引着大量人口入住,形成“逆城市化”。而大都市区在“去工业化”转型之后,积极改造大都市区,使得大都市区人口重新开始增长,出现“再城市化”;第四,城市的发展极不均衡:信息通讯技术系统的不平衡发展正在形成新的创新、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动态景观,与此同时也激化了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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