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学概论：城市起源的理论及评述

虽然关于城市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是仍然有一些理论可以解释城市的出现。这些理论都从某个侧面探讨了城市出现的内在动力。我们可以把城市起源理论概括为生态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和政治军事模式和综合理论等五个方面的分析。

(一)生态模式

生态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论是水利理论说(Hydraulic Theory)，代表人物是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魏特夫认为，许多城市出现依赖灌溉和能控制固定洪水泛滥的农业区域。特别是那些半干旱的气候地区更是如此。“水利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农业革命、特殊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集体协作。

人口压力说(Population Pressures)也属于生态模式，代表人物是丹麦著名女经济学家伊斯特·博塞若普(Ester Boserup，1910—1999)。博塞若普认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和因狩猎与采集而造成的野生食物的越来越少使得社会向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转变。

(二)经济模式

经济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论是剩余农产品说(Agricultural Surplus)，代表人物是柴尔德(V.Gordon Childe，1892—1957)、伍雷(Sir Leonard Woolley，1880—1960)。这些考古学家认为农产品的剩余是城市产生的重要因素。早期农耕者所生产的食物越来越丰富，不仅能满足个体家庭所需，而且能满足逐渐增加的、定居人口所需。农业产品的剩余需要行政管理者把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在城市中。需要新的、分层的社会结构和机构去分配资源管理的权力、征收贡赋、征收税收、处理财产所有权、管理物品的正式交换等等。精英群体促进着城市的发展，因为他们使用他们的财富来建造宫殿、竞技场和纪念碑来炫耀他们的权力与地位。建造这些建筑物也需要那些非农业性的专业化职业，比如工匠、机械和管理等等。柴尔德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概念，把城市作为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农村则是城市的支柱，多余的农业产品可以让那些并不生产食物的人成为专家，他们是特权群体，免于生产食物的劳苦，他们在休闲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文字、科学、机械、建筑、哲学和艺术;他们进行统治、领导宗教仪式、征税、记录事件、筹划、实施重大的公共工程(灌溉系统、道路、桥梁、建筑、墓地等)，精心阐述与规范社会的传统与风俗。

贸易需求说(Trading Requirements)也属于经济模式说，代表人物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雅各布斯注意到，很多城市中心是围绕着市场建立起来的，就把城市的起源解释为主要作为长途贸易的功能。大规模贸易网络系统的参与需要系统地管理物品的正规交换，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组织机构的集中发展。不断增加的职业分工和经济竞争也促进了越来越快的城市发展。(www.xing528.com)

(三)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主要代表理论是宗教原因说(Religious Causes)，代表人物是瑞典历史学家斯乔伯格(Gideon Sjoberg)。斯乔伯格认为，庙宇以及其他宗教建筑的存在反映出宗教在早期城市中人们对宗教的重视。宗教精英分子对祭坛牺牲的控制，就被赋予了经济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让这个群体影响社会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最初城市的发展。像宗教这样固执的社会机构必定会强化社会组织中的变化。^[1]

(四)政治军事模式

政治军事模式代表理论是防卫需求说(Defense Needs)，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这些理论家认为城市起源于居住在一起人们的安全防卫需要。惠特利指出，人民需要全面的防卫系统，以防备对价值很高的灌溉系统的破坏。广泛存在的城墙和其他防卫系统就是防卫需求说最好的证据。但并不是早期城市都有防卫系统。就像保罗·惠特利所承认的，即使防卫不必是城市进化的初始动因，但“军事或许对城市发展的强化有着特殊意义的贡献，这包括为防卫目的进行的殖民和促进了职业的分工”。

(五)综合理论

当今学术界普遍流行的是综合理论，即城市的起源是在综合这些各自独立的、不相关联的解释因素基础之上的看法。就像保罗·惠特利所解释的:假如一种单独的、自治的、肇始的因素将被认同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唯一联结关系，而这种联结关系导致了城市形式的出现，这是值得怀疑的。理解许多变化过程的复杂性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更加重要的，这比单独地把某一种解释因素视为城市起源的因果关系要重要得多。^[2]这种全面理解城市起源的趋势反映着这样一种正在发展的观念:城市的起源代表着逐渐变迁的过程，而这涉及在岁月流逝过程中逐渐增加的变化，而不是某种突然的城市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