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成果

城市存在于世界已有的5000多年的历史，而将城市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对城市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并逐步形成城市科学体系，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而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提出和发展城市学这一学科。

(一)城市学在国外的发展

一部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与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城市学就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问题日益增加，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日益为城市发展所必需而产生和发展的。

19世纪中叶，面对近代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引发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对城市阶级、城乡对立、城市贫困、城市住宅等种种问题和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并对城市的进步性和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并且“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因为城市不仅可以综合“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23]而且“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较细心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24]

20世纪初以来，面对城市化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工业布局问题、土地利用和土地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犯罪问题、城市财政问题等的日益严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展开了对城市问题的具体研究。如1909年德国学者艾尔弗雷德·韦伯(Aifred Weber)发表了《论工业区位》;美国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1886—1966年)在1925年出版《城市的生长:一个研究项目的介绍》一书，提出了大都市同心圆构造理论;1926年美国城市经济学家黑格(Haig)借助纽约的城市统计数据，第一次充分讨论了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对城市形成的影响。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第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后来被称作《雅典宪章》，提出了城市功能分区和以人为本的思想，阐述了城市规划原理、规划指标、城市功能、人口密度、住宅计划、绿地、城市交通网等概念，指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认为城市的种种矛盾是由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土地私有而引起，城市应按全市人民的意志规划，强调在区域规划的基础上，按居住、工作、游憩进行分区及平衡后，建立三者联系的交通网，并强调居住为城市主要因素，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保证规划的实现。《雅典宪章》对之后各个学科的城市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城市学研究的经典文献。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世界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新浪潮。城市数量大量增加，城市人口规模急剧扩大，都市圈和都市密集地区不断出现，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的联系日益紧密。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高效率和巨额的物质文化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既有的矛盾和问题，带来了一系列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如城市犯罪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管理问题、城市规划问题、城市布局问题、城市生态问题等等。为此，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环境学家、政治学家、规划学家、管理学家等分别从各自专业角度对城市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叶，城市经济学开始进入大学的课堂;1968年全美大学已有53个系培养城市经济学博士生。威尔伯·汤普逊(Wilbur Thompson)的《城市经济学导言》(A Preface to Urban Economics)问世标志着作为科学形态的现代城市经济学得以形成。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分类表”把城市经济学与福利计划、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消费者经济学等并列为10大类。

不过，由于城市问题的高度关联性和连锁效应，各学科在研究城市问题的过程中不得不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不断扩展各自的视野，引入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致各类城市问题专业研究的边界日渐模糊。正如英国学者巴顿(Button)所指出的，“现代的城市经济学不能仅仅涉及‘效率’问题，而且与‘公平’有关”;不能仅仅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还要涉及城市的“住房、污染、犯罪、种族和贫困问题”;城市经济学家“首先要了解更为广泛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他们必须在这种结构中发展自己的理论”，“必须对城市活动的历史、政治、社会、规划和地理诸方面进行综合了解”。^[25]这种相关学科对城市问题研究的大跨度拓展和大规模的相互深度渗透，既为城市学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和学科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学成长为独立学科的羁绊，以致今天的城市学似乎被淹没在相关学科之中。^[26]

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城市学(Urbanology)一词最早是由苏格兰生物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1915年出版的《演化中的城市》(Citied Evolution)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城市学的初步形成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5年日本学者矶村英一领导的日本城市科学研究会改名为日本城市学会，1972年他主编的《城市问题事典》修订增补了“城市学”条目，提出城市学研究的内容和理论框架。1975年矶村英一出版了《城市学》(日语“都市学”)一书。1979年美国出版的《韦伯斯英语大辞典》第一次收入“城市学”一词。

由于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综合性较之过去更加显著，综合性的城市问题也开始层出不穷。因此，对城市发展及其问题的研究，如果仅以某一学科单独来完成，几乎已不太可能;故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综合分析以求应对城市问题。需要一种多学科联合作战研究城市的做法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是城市学产生的实践基础和时代条件。故另外建立一个涉及多学科知识而又自成体系的综合性极强的单独学科——城市学，不仅应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也是不可阻挡的学科发展趋势。(www.xing528.com)

(二)城市学在中国的发展

城市在我国虽然很早就已经出现，而且在中国古代还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对城市作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却迟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由留学生引入中国，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领域;且由于国家的战乱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基本没有得到深入发展和实施。

新中国建立以后，基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开始受到关注，并在城市研究中起到主导作用。相邻的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城市交通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也从无人问津开始渐受重视。但是，这些城市学科却也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的需要而或冷或热。其间中国城市科学发展错过了两个理论高潮:一是二战期间及战后，面对战争破坏及战后建设，西方国家开始觉悟，西方规划界出版了一些著作，如《我们的城市能否存在?》(Sert，J.L Can Our City Survive?)敲响了警钟，可惜中国在解放战争中，只有少数建筑师经历了这一高潮;二是随着“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提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冲击城市发展，城市科学思想又一度活跃，可惜中国正经历“文化大革命”，与世隔绝一、二十年。^[27]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加快，城市问题日益突出，相关学科的城市研究开始活跃，推动了城市学在中国的发展。1982年城市专家宋俊岭首倡建立城市学。在钱学森的推动下，1982年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了“全国城市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会”，明确提出:(1)城市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建设两个文明的重要基地，对城市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主导作用，应从总体上进行研究;(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在发展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3)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大量问题，需要认真解决;(4)今后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城市将肩负更为艰巨的任务等观点，强调“城市发展需要科学的指导”。^[28]1983年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李铁映在《城市问题》第三期撰文指出，对于城市决策者来说，“开展城市研究，学习和运用城市学的理论、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85年家钱学森在《城市规划》第四期发表《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一文，指出“城市学是研究城市本身的，它不是什么乡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等，而是城市的科学，是城市的科学理论”，^[29]明确了城市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以1984年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为标志，中国相继成立了一批有关城市研究的学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在这些学术团体的推动之下，城市学在中国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出版了一批介绍和研究城市学的相关著作和教材，如1988年江奕球的《城市学》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北京)出版;宋丁的《城市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出版;20世纪90年代，《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1994年6月)、《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二版增补本1996年5月)、《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1999年6月)、钱学森著《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2001年6月)，四本专著陆续问世;2000年段汉明的《城市学基础》由陕西科学出版社(西安)出版;2001年唐恢一的《城市学》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牛凤瑞的《城市学概论》由中国社会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出版;2009年刘林、刘承水的《城市概论》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出版;2010年赵运林的《城市概论》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董增刚的《城市学概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基本上在中国确立了城市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

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和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相关学科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广泛和相对深入的研究，围绕着城市化道路、城市的本质、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国际性城市、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竞争力、城市现代化、城市与区域、城市经济、城乡关系、城市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建树颇多;对城市体系、城市土地经济、城市住宅、城市交通、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承载力、城市效益、城市开发区、城市密集区、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城市经营、数字城市等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近年来，在城市环境评估、城市水资源、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城市、城市行政区划、城乡边界识别、城市公共政策、城市贫困、城市就业、城市治安、城市社区、旧城改造、城市文化保护、公众参与、进城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谐城市和宜居城市、生态城市构建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等等。^[30]这些对于城市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但总体来看，由于城市学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研究队伍相对弱小，许多研究尚处在介绍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层次;再加上我国整体城市化水平偏低，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尚没有充分暴露等等，都制约了城市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城市学的发展来说，如何真正做到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对城市做整体深入的研究，如何结合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如何基于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影响的深入理解，如何把城市研究中的局部真知灼见提升整合为系统成熟的理论体系，以及如何全面提升中国城市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学研究体系等，都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