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衷心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科学促进会”的会议。倘若健康允许，我很乐意接受这次邀请。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只能远隔重洋从家里发来一封简短的贺信。我这样做，并非幻想我有什么真知灼见，能够增进大家的见解。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内外交困、纷乱不安的时代，它是如此缺乏明确目标，仅是表白信念或许就有意义，尽管和所有价值判断一样，这些信念无法通过逻辑演绎来证明。
这里立刻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追求真理，或者更谦虚地说，通过构造性的逻辑思想去理解这个可以认识的宇宙，是否应当作为我们工作的独立目标？抑或，追求真理是否应当从属于其他目标，比如从属于某个“实用的”目标？这个问题不能基于逻辑来决定。然而，只要此决定出自深挚而坚定的信念，就会对我们的思想和道德判断产生很大影响。那么就让我作一告白：对我自身而言，努力获得更深入的见识和理解是一些独立目标之一，倘若没有这些目标，有思想的人就不会秉持积极自觉的生活态度。
我们追求理解的本质就在于：一方面，它试图包含纷繁复杂的人类经验；另一方面，它又寻求基本假设的简单和经济。考虑到我们的科学知识还处于原始状态，认为这两个目标可以并存只是出于信念。倘若没有这种信念，我就不可能坚信知识的独立价值。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所秉持的这种类似宗教的态度，对其整个人格也会产生影响。对于科学人来说，除了积累的经验和逻辑思维的规则所提供的知识，原则上没有什么权威可以把自己的决定和说法宣称为“真理”。这便导致了悖谬的状况：科学家致力于研究客观事物，但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他却沦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至少在原则上，他除了自己的判断什么也不信。几乎可以断言，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与科学时代在历史上是同时出现的，而且至今形影不离。
也许有人会说，就像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一样，这里描绘的“科学人”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在我看来，要不是古往今来有许多人已经非常接近这种理想，今天的科学就不可能出现并持续下去了。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学会使用似乎是“科学的”工具和方法的人，都是我心目中的科学人。我仅指心中真正持有科学精神的人。(www.xing528.com)
那么，今天的科学人作为社会成员的地位如何呢？显然，他非常自豪科学家的工作几乎完全淘汰了体力劳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忧虑，因为科学研究成果已经落入盲目追求政治权力的人手里，从而对人类构成了威胁。他意识到，他的工作所造就的技术方法已经导致政治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渐渐完全支配了日益涣散的大众的生活。更糟糕的是，政治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仅使科学人产生经济依附，而且也威胁他的精神独立。在思想和精神上施加种种不当影响，会阻碍真正独立人格的发展。
因此，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科学人遭遇到一种真正悲惨的命运。他通过超乎寻常的努力，真心诚意地追求思想的清晰和内心的独立，结果却造出了被用来奴役他、又从内心毁灭他的工具。那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使他不得不噤若寒蝉。作为士兵，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和消灭别人的生命，尽管他确信这种牺牲是荒谬愚蠢的。他清楚地知道，普遍的毁灭不可避免，因为历史的发展已经使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国家手中。他也认识到，只有创建一种基于法律的超国家制度来永久消灭武力手段，人类才能获得拯救。但科学人却自甘堕落，居然把国家强加给他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甚至俯首帖耳地帮助完善注定会毁灭全人类的工具。
难道科学家真的无法逃脱吗？他真的必须容忍和遭受所有这些侮辱吗？他以内心的自由和思想研究的独立所唤醒的时代，那个曾经使他有机会启迪同胞、丰富生命的时代，难道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把工作过分置于理智的基础上，岂不是忘记了他的责任和尊严吗？我的回答是：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被消灭，但这样的人绝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用作盲目的工具。
如果今天的科学人能有时间和勇气，诚恳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并相应地采取行动，那么目前危险的国际局势就可望找到合理妥善的解决办法。
[140]致1950年在卢卡举办的意大利科学促进会第42届会议的贺信，以英文发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期刊《影响》（Impact，Autumn，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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