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

一个不是专门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话题发表意见，这是否恰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恰当的。

我们先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天文学和经济学似乎并没有根本的方法论差异：这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发现对一组有限范围的现象普遍适用的定律，以尽可能清晰地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的确存在着这种方法论差异。在经济学领域，发现普遍定律非常困难，因为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常常受到许多难以独立评价的因素的影响。此外，正如大家所知，从人类历史的所谓文明时期开始积累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绝非只受经济原因的影响和制约。例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依靠征服而存在。征服者在法律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层。他们垄断土地所有权，指派自己人担任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把社会的阶层划分固定成永久的制度，并且创造出一种价值体系，不知不觉地引导着民众的社会行为。

但历史传统可以说是昨天之事，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还没有克服凡勃伦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可观察的经济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连由此导出的定律也不适用于其他阶段。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克服并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目前状态下的经济科学就无法阐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以一种社会道德目的为导向。然而，科学创造不出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了，科学顶多只能为达成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是由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没有胎死腹中，而是有生命活力，这些目的就会被许多人采纳和推进，这些人半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的缓慢演化。

基于这些理由，在讨论人的问题时，应当注意不要过高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不应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看法。

一段时间以来，无数人都说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其稳定性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状况的典型特征是，个人对于所属的群体（不论大小）漠不关心，甚至保持敌意。为了说明我的意思，这里我想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不久前，我同一个聪明而温和的人讨论下一场战争的威胁，我认为那会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一个超国家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而这位客人却无动于衷，他冷冷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强烈反对人类灭绝呢？”

我相信，短短一个世纪以前，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说出这种话。说这话的人曾力求达到内心的平衡，但失败了，而且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番话所表达的痛苦、寂寞和孤独，正是今天许多人的内心写照。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否有出路？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很容易，但却难以给出确切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试试，尽管我很清楚，我们的感情和努力常常矛盾不清，无法用简易的公式表达出来。

人既是孤独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作为孤独的存在，他试图保卫自己和至亲的生存，满足个人的欲望，并且发展天赋才能。作为社会的存在，他试图得到同胞们的认可和喜爱，分享他们的快乐，悲痛时给予安慰，并且改善其生活条件。解释一个人特殊性格的，正是这些多种多样、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它们特定的结合决定了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内心的平衡，以及对社会福祉做出多少贡献。这两种驱动力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由遗传决定，但一个人最后显现出来的个性主要取决于他的发展环境、社会结构、社会传统以及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指他对同时代人以及所有前人的直接与间接关系的总和。一个人自己能够思考、感觉、努力和工作，但他在身体、理智、感情等方面的生存却极大地依赖于社会，以至于不可能在社会框架之外思考或理解他。正是“社会”给人提供了粮食、衣服、住所、劳动工具、语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思想内容。古往今来亿万人的劳动和成就使他的生活成为可能，而他们全都隐藏在“社会”这个小小的语词背后。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显然是一个无法抹杀的自然事实，就像蚂蚁和蜜蜂一样。然而，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命过程在最小的细节上都由不变的遗传本能所决定，而人类的社会模式和相互关系却多种多样、容易改变。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口头交流的禀赋，已经使人大大发展，不再受制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这些发展可见于传统、制度和组织，可见于文学、科学和工程成就，还可见于艺术作品。这解释了为什么人能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生活，而且自觉的思考和希望能在这种过程中起作用。

人出生时通过遗传获得了一种固定不变的生物学体质，包括人类那些典型的自然冲动。此外，人在一生中也通过交流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影响而从社会中得到了一种文化体质。这种文化体质会随时间而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类学通过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相差很大，这取决于流行的文化模式和社会中占主导的组织类型。那些力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可以把希望建基于此：人类并非因其生物学体质而注定要彼此毁灭，或者要完全受制于一种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

如果我们问自己，应当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态度，才能使人生尽可能让人满意，我们就应谨记在心，有些条件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如前所述，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过去几个世纪的技术和人口发展已经创造出一些被广泛接受的条件。在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要想生产生活必需品，必须有极细的劳动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个人或者相对较小的群体能够完全自给自足的田园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得夸张一点，人类现已组成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地球集体。(www.xing528.com)

现在可以简要说明这个时代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比以往更能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依赖，但并未把这种依赖看成一种正面资产、一条生命纽带或者保护的力量，而是视之为对其自然权利乃至经济生活的威胁。此外，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会不断加强其性格中的唯我论驱力，而天生较弱的社会驱力却会逐渐衰退。所有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会遭遇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知不觉沦为唯我论的囚徒，感到不安与孤独，失去了朴素单纯的生活乐趣。人生短暂而艰险，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依我之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乃是今天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了一个庞大的生产者集体，其成员不断努力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不是通过暴力，而是整体上严格按照法定规则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认识到，按照法律，生产资料（即生产消费商品和附加的资本商品所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简单起见，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统称为“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该词的习惯用法。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可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通过使用生产资料，工人生产出新的商品，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工人生产的商品与获得的报酬之间的关系（两者都以实际价值来衡量）。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工人的收入并非取决于他所生产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取决于他的最低需求，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多少人竞争工作的关系。关键是要明白，即使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私人资本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部分是因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因为技术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劳动分工促成了更大的生产单位，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造成了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其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的政治社会也无法有效地遏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基本上由私人资本家资助或者受他们影响，他们实际上将选民与立法机关分离开来。结果导致人民代表实际上无法充分保护弱势人群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情况下，私人资本家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报刊、广播、教育等主要信息来源。因此，公民要想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其政治权利，那是极为困难的，多数情况下则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常见的情况以两条主要原则为典型特征：第一，生产资料（资本）为私人所有，所有者可以随意处置；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某些行业的工人已经得到了形式上有所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整体来看，今天的经济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无多少差别。

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没有条款规定，凡是有能力工作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时常害怕失去工作。既然失业的和薪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了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会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严重的困境。技术进步往往导致更多的失业，而不是减轻工作负担。资本家的追逐利润和彼此之间的竞争，造成资本积累和利用的不稳定，从而导致经济越来越萧条。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以及前面谈到的个人社会意识的严重削弱。

这种对个人的戕害，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病。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深受其害，将夸张的竞争心态灌输给学生，训练他们崇拜贪婪好胜，为日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我深信，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消除这些严重弊病，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且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中，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会按照社会需求来调节生产，分配工作给所有能够工作的人，并且保障男女老幼的生计。至于对个人的教育，除了促进他本人的天赋才能，还要尝试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以取代当今社会对权力和名利的颂扬。

然而必须记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实现社会主义需要解决一些极为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官僚系统变得权力过大和目空一切呢？如何才能让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从而确保民主力量能与官僚权力相抗衡呢？

[85]载《评论月刊》（Monthly Review, New York, May,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