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以一则政治信条开篇，那就是：国家为人而设，人非为国家而生。对于科学，也可以说出同样的话。这样古谚只可能出自那些将人格视为最高人类价值的人。若不是这些话有可能彻底遭到遗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讲求制度、墨守成规的时代，我本不应重复提及。我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个人，使其有机会发展个人创造性。
也就是说，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是国家的奴隶。一旦国家用暴力逼迫我们服兵役或上战场，国家便违反了这项准则，何况这种奴性兵役的目标和结果都是杀戮他国人民或干涉其自由发展。只有能够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我们才会为国家做这种牺牲。这种看法对于每一个美国人来说也许是自明的，但对于欧洲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因此也许可以希望，反战斗争能在美国人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现在让我们谈谈裁军会议。想到裁军会议，我们是该笑、该哭还是该心存希望呢？假定有一座城市，那里的居民性情暴躁、言不由衷、争吵不休，严重的障碍使一切健康发展都变得不可能。市政府希望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而所有政府顾问和市民都坚持继续随身携带刀具。经过数年准备，市政府终于决定妥协，但提出一个问题：出门时随身携带的刀具应该多长和多锋利？当然，只要那些狡猾的市民拒绝通过立法、法庭和警方来禁止使用刀具，一切都会是老样子。无论对刀具的长短、利钝做何种规定，得利的都只是好勇斗狠之人，弱者只能任其摆布。大家都明白这则比喻的意思。不错，我们是有国际联盟和仲裁法庭，但国际联盟不过是个开会的地方，仲裁法庭也无法强制执行自己的决议。倘若某个国家受到攻击，这些机构并不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记住这一点，你对法国拒绝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裁军的态度便不会像通常那样严厉了。
除非让所有国家都同意限制自己的主权，并且联合起来抵制那些公然或暗中对抗仲裁法庭决议的国家，否则将永远无法摆脱那种恐怖的普遍无政府状态。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各国既拥有不受限制的主权，又拥有防止攻击的安全保障。还需要新的灾难发生，才能迫使各国履行被认可的国际法庭的每项决议吗？目前的事态发展让我们对不远的将来很难有什么奢望。但每一个心系文明与正义的人都应尽力向自己的同胞说明，所有国家都需要履行这种国际义务。
对于这种观点，有人会不无道理地反驳说，它高估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却忽视了心理方面尤其是道德方面的因素。他们宣称，精神上的裁军必须先于物质上的裁军，并进而正确地指出，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被过分渲染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一个冠冕堂皇但被误用的名字——“爱国主义”。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个偶像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有害力量。
要想恰如其分地评价这种反驳，就必须意识到，外在的制度因素与内在的心理因素是相互决定的。不仅制度因素的产生和存续都依赖于传统的感情态度，现有的制度因素也会反过来对民众的感情态度产生强大的影响。
可悲的是，当前各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我看来，这与义务兵役制（比较好听的名字是“人民军队”）的设立密不可分。一个国家若是要求其国民服兵役，就必定会培养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为从军报国打下心理基础。在学校里，除了宗教，国家还必须让年轻人将这种暴力工具奉为神圣。
因此我确信，推行义务兵役制是白人道德沦丧的首要原因。它不仅威胁着文明的存续，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法国大革命不仅给社会带来了恩惠，也产生了这种诅咒，很快便席卷了所有其他国家。
因此，凡是渴望培养国际主义精神、反抗沙文主义的人，必须坚决反对义务兵役制。与前几个世纪的宗教殉道者所受的迫害相比，那些怀着道德动机反对服兵役的人受到的严重迫害难道不是更让人感到羞耻吗？我们能像《凯洛格公约》[62]那样，一边谴责战争，一边又把个人置于各国战争机器的魔爪之下吗？
从裁军会议的观点看，如果不只限于制度上的技术问题，而是也从教育动机的角度更为直接地处理心理问题，我们就必须尝试创造一些国际的法律手段，使个人能够拒绝服兵役。这种规定无疑会产生强大的道德作用。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仅仅用协议来限制军备保证不了安全。强制性的仲裁必须具有执行力，由所有成员国来保证，对于和平的破坏者可以动用经济或军事制裁。义务兵役制是滋生有害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温床，必须坚决打击。最重要的是，反对服兵役的人必须在国际基础上得到保护。(www.xing528.com)
如果制度的发展能够跟得上技术的步伐，那么上个世纪的发明天才创造出来的成果早已能让我们的生活幸福无忧了。然而，这些辛苦所得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就如同三岁小孩挥舞的一把剃刀。奇妙的生产手段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忧虑和饥饿。
技术进步最大的危害是为毁灭人类的生命和勤劳果实提供了工具。在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都有过不寒而栗的体验。不过在我看来，比这种毁灭更可怕的是，战争使个人沦为了屈辱的奴隶。在社会的逼迫下去做每个人都认为十恶不赦的事情，难道不恐怖吗？只有少数人拥有伟大的道德力量而做出反抗。我认为他们才是世界大战的真正英雄。
不过还有一线希望。我认为，今天各国负责任的领袖们大都真心希望消除战争。这个绝对必要的步骤的阻力来自各个国家的不幸传统，通过教育体制的运作如遗传病一般代代相传。不过，承载这些传统的主要是军事训练以及对它的赞美，受重工业和军队控制的媒体也一同推波助澜。没有裁军就没有持久和平。反过来，以目前的规模继续发展军备则势必导致新的灾难。
这就是为什么1932年的裁军会议会决定这代人和下代人的命运。鉴于此前的会议总体上收效甚微，有识之士应尽力向民众反复宣讲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只有当大多数民众都有和平意愿时，政治家才能实现其伟大目标。而要形成这种舆论，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起责任。
如果与会代表都是带着既定的政策命令而来，那么围绕着这些命令的执行，会议马上就会变成实力的角逐，于是会议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大家似乎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最近，政治家们频繁举行双边会面，就裁军问题进行商谈，试图为裁军会议打下基础。我认为这种办法很可取，因为如果没有第三方在场，两个人或双方就能比较理性、诚恳和冷静地交换意见，否则说话时必定会顾虑重重。唯有做出充分准备，排除各种意外，真心诚意营造出信任的气氛，大会才有望取得成功。
在这种重大事情上取得成功，依靠的不是机灵或狡诈，而是诚恳和信任。我想说，谢天谢地，理智终究代替不了道德。
我们每个人不能只是等待和批评，而应尽其所能为这项事业服务。世界将会得到它应得的命运。
[61]载《民族》（The Nation, Vol. 133, p. 300, 1931），德文原文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62]《凯洛格公约》（Kellogg Pact），又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非战公约》或《巴黎非战公约》，全称《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由于该公约本身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下，所以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但该公约是人类第一次放弃战争作为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尝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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