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根本的麻烦在于劳动力市场几乎无限的自由,以及生产方法的突飞猛进。要想满足今日世界之所需,早已不需要现有的全部劳动力。由此导致的失业和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都会降低购买力,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难以承受,陷入瘫痪。
我知道,自由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劳动力的任何节省都会被需求的增长所平衡。但首先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即使它是对的,上述因素也总会导致大部分人的生活标准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和您一样,我也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使年轻人能够参与生产过程。此外,不应让上了年纪的人从事某些类型的工作(我称之为“不能胜任的”工作),而应直接发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养老金作为补偿,因为他们以前为社会所作的生产性劳动已经够多的了。
我也支持取消大城市,但不赞成将某种类型的人如老年人安置在特定的城镇。坦率地讲,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厌恶。
我也认为必须避免货币价值波动,根据消费状况选出某些类型的商品作为标准来取代金本位制。如果我没有记错,凯恩斯早就提过这样的建议。如果引入这套制度,只要相信国家会合理利用这样一笔额外收入,那么根据目前货币的购买力,人们或许愿意忍受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www.xing528.com)
因此在我看来,您这份计划的弱点在于心理方面,或者说忽视了这个方面。资本主义不仅带来了生产的进步,而且也带来了知识的进步,这绝非偶然。遗憾的是,利己主义和竞争是比集体精神和责任感更强大的力量。在俄国,据说得到一块像样的面包都很困难……对于国家和其他形式的集体事业,我的看法也许过于悲观了,但我确实对此不抱什么希望。官僚体制会葬送一切成就。我见过和经历过太多可怕的警告,即使连堪称楷模的瑞士也是如此。
我倾向于认为,国家仅仅作为限制和调节的因素才对劳动过程真正有用。国家务必把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保持在健康的限度内,确保所有孩子都能茁壮成长,还要确保收入足够高,以使产品能被消费掉。不过,如果有关措施由一些独立的专家本着客观的精神制定出来,那么国家是能够通过调节功能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
[59]一封回信,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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