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自选集：科学与宗教的误解与冲突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人们广泛认为知识与信仰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大多数先进之士认为，信仰应当日益被知识所取代；不以知识为基础的信仰是迷信，必须加以反对。根据这种看法，教育的唯一功能就是为思考和知识开辟道路，学校作为教育民众的主要机构必须完全服务于这一目标。

以这种粗糙形式表达的理性主义观点或许并不容易找到，因为任何明智的人都会立刻发觉，这样一种对立场的陈述极为片面。但如果想厘清思想，把握观点的本质，也不妨毫无遮掩地做这种直截了当的表述。

诚然，信念最好能得到经验和清晰思考的支持。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同意极端理性主义者的看法。但其缺点在于，对人的行为和判断必不可少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那些信念，并非只能以这种纯粹的科学方法找到。

因为科学方法只能告诉我们事实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渴望获得这种客观知识属于人类最高层次的能力，大家肯定不会以为我想贬低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成就和英勇努力。但同样清楚的是，了解事物是什么并不能直接导向事物应当是什么。对于事物是什么，我们可以有最清晰完整的了解，但依然无法从中导出人类应当追求什么目标。客观知识为我们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最终目标本身以及实现它的渴望必须有另外的源泉。毫无疑问，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和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行动才能获得意义。认识真理本身是美妙的，但这种认识几乎无法充当向导，甚至证明不了对真理本身的渴望的正当性和价值。因此，这里出现了关于我们存在的纯理性观念的界限。

但绝不能认为，理智思考对于形成目标和道德判断不起任何作用。当人意识到某种手段对实现一个目的有用时，手段本身也因此而成为目的。理智向我们清楚地揭示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但仅凭思考无法让我们弄清楚最终的根本目的。在我看来，弄清楚这些根本的目的和评价，使之牢固地确立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中，正是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的最重要功能。如果有人问，既然这些根本目的不能单凭理性来陈述和辩护，那它们的权威来自何处呢？我们只能回答：它们作为强大的传统存在于健康的社会中，这些传统作用于个人的行为、志向和判断；它们活生生地存在着，其存在无须辩护。它们不是通过证明，而是经由启示、借由强大的人格而产生的。我们不应尝试证明其正当性，而应简单明确地感受其本性。

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志向和判断的最高原则。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远不足以达到，但它为我们的志向和评价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若将这个目标从其宗教形式中抽取出来，仅看它纯粹人性的一面，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达它：个人自由而负责地发展，从而能自由而快乐地倾力为全人类服务。

这里没有给国家、阶级的神化留下任何余地，更不要说个人的神化了。用宗教语言来说，我们难道不都是同一位父亲的孩子吗？事实上，甚至将人类当成一个抽象的整体来神化，都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精神。只有个人才有灵魂。个人的崇高使命是服务而非统治，也不是以其他任何方式强迫别人接纳自己。

如果取其实质而非形式，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话表达了基本的民主立场。真正的民主人士就像我们所谓笃信宗教的人士一样，可以不怎么崇拜他的国家。

那么在这方面，教育和学校的功能何在呢？它们应该帮助年轻人在这样一种精神下成长，让这些基本原则对他来说就如同呼吸的空气。单凭教导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若是认真查看这些崇高的原则，并把它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相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文明的人类目前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在极权主义国家，实际力图摧毁这种人性精神的乃是统治者本人。在受威胁较轻的地方，民族主义、不宽容和用经济手段来压迫个人，导致这些最宝贵的传统有可能遭到扼杀。

然而，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正在蔓延，并努力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立法或一般组织的领域内寻求这种危险的应对之道。这些努力无疑很有必要。但我们似乎忘了古人知道的一件事：如果背后没有一种活生生的精神，一切手段都只是迟钝的工具罢了。但如果心中充满着实现目标的渴望，我们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找到实现目标的手段，并把它转化为行动。

关于什么是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其实不难达成一致的看法。科学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努力，试图通过系统性的思想将这个世界上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得简略一些，它试图通过概念化过程对存在进行后验重建。但如果自问宗教是什么，我就无法轻易作答了。即使当下找到了一个让我满意的回答，我也确信它永远都不可能涵盖所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的想法。

于是，在问宗教是什么之前，我想先问，那些让我觉得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志向有哪些特征：在我看来，受到宗教感化的人，已经尽其所能从私欲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而专注于那些因超越个人价值而为他所秉持的思想、感情和抱负。我认为，重要的是这种超个人内容的力量，以及对它深刻意义的坚定信念，而不在于是否尝试将这种内容与某个神联系起来，否则佛陀和斯宾诺莎就不算宗教人物了。因此，说一个信仰宗教的人是虔诚的，是说他毫不怀疑那些超个人目标的意义和崇高，这些目标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它们的存在和他自己的存在是同样必然和同样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人类长久以来的努力，想要清楚完整地意识到这些价值和目标，并且不断加强和扩展它们的影响。如果根据这些定义来设想宗教和科学，它们之间似乎就不会有冲突了。因为科学只能确定是什么，而不能确定应当是什么，在科学的领域之外仍然需要各种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宗教只涉及对人类思想行为的评价，而不能言明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系。按照这种解释，过去宗教与科学之间那些众所周知的冲突，应当完全归咎于对上述情况的误解。

例如，当宗教团体坚称《圣经》上记载的一切说法都是绝对真理时，就会发生冲突。这意味着宗教一方介入了科学领域，教会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的学说就属于这一类。另一方面，科学的代表人物也常常基于科学方法对价值和目的做出根本的判断，从而与宗教对立起来。这些冲突全都源自致命的错误。(www.xing528.com)

然而，即使宗教领域与科学领域本身是泾渭分明的，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牢固的依存关系。虽然决定目标的也许是宗教，但宗教是从最广义的科学那里学到了用何种手段才能达到它所确立的目标。科学只能由那些一心致力于追求真理和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相信对世间有效的规律是理性的，也就是可以由理性来理解，这种信仰同样属于这个源泉。我无法设想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这种情况可以用一则比喻来形容：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虽然我已断言，宗教与科学之间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正当的冲突，但我必须在一个关键点上再次对它做出限定，这涉及历史上宗教的实际内容。此处的限定与上帝观念有关。在人类精神演化的幼年时期，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出诸神，认为其意志决定着或影响着现象世界。人们试图通过巫术和祈祷来改变诸神的意向，以使其对自己有利。目前宗教教导的上帝观念乃是古老诸神概念的一种升华。例如，人们祈求上帝满足自己的愿望，就是其拟人化特征的表现。

当然，认为存在着一个全能、公正和仁慈的人格上帝，无疑能给人带来安慰、帮助和指引；而且，这个观念因为简单，即使最不开化的人也容易接受。但另一方面，这种观念本身也有其致命弱点，自古以来就让人痛苦不安。那就是，如果这个神是全能的，那么每件事情，包括每个人的行动、想法乃至感觉和抱负都是神的作品，那么在这样一个全能的神面前，如何能指望人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呢？做出赏罚时，神也必定要对自己做出某种评判。这如何能与神的善和正义结合在一起呢？

今天，宗教领域与科学领域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正是这个人格上帝的概念。科学旨在确立一般规则，以决定物体和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相互关联。这些规则或自然定律需要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尽管这得不到证明。它主要是一种纲领，相信它原则上可以实现，只是基于部分的成功。不过，大概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部分的成功，而将其归于人的自我欺骗。基于这些定律，我们能在某些领域极为精确和确定地预言现象随时间的变化，这一事实已经深植于现代人的意识之中，即使他对这些定律的内容可能知之甚少。只需想到，基于少数几条简单的定律，就可以预先非常准确地计算出太阳系中行星的运行轨迹。同样，虽然精度有所不同，但可以预先计算出电动机、传输系统或者无线电装置的操作方式，甚至在处理新发明时也是如此。

诚然，如果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过多的因素，科学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奏效的。只需想想天气就可以知道，我们甚至无法预测几天以后的天气。但没有人会怀疑，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因果联系，其原因要素大体已知。该领域中的事件之所以无法精确预测，是因为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自然之中缺少秩序。

对于生物领域的规律性，我们认识得还不够深入，但至少足以使人感觉到确定必然性的支配。只要想想遗传的系统性秩序，以及酒精等毒物对有机体行为的影响就可以明白。这里缺少的仍然是对具有深刻一般性的联系的掌握，而不是对秩序本身的认识。

一个人越是深切地感受到一切事件都规律有序，就越是坚信，除此之外不存在不同性质的原因。在他看来，无论是人的支配还是神的支配，都不能作为自然事件的独立原因而存在。诚然，认为有一个人格上帝在干预自然事件，这种教义永远无法被科学真正驳倒，因为它总能躲进科学认识尚未涉足的一些领域。

但我相信，宗教人士的这种行为不仅不值得，而且很致命。因为一种不能光明正大而只能在黑暗中保全自己的教义，对人类的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害处，必然会失去对人类的影响力。在追求道德上的善的过程中，宗教导师们必须有气量放弃人格上帝的教义，也就是放弃曾把极大的权力置于教士手中的那个恐惧和希望的源泉。他们应当努力培养人性中真、善、美的力量。这项任务虽然更为艰巨，但绝对更加值得。^[31]待完成上述净化过程之后，宗教导师们肯定会高兴地认识到，科学知识已经使真正的宗教变得更加高贵和深刻了。

如果说宗教的目标之一是使人类从自我中心的渴望、欲求和恐惧的束缚中尽可能地解放出来，那么科学推理还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帮助宗教。虽然科学旨在发现能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并加以预测的规则，但这并非唯一的目标。它还试图把发现的联系归结成尽可能少的几个彼此独立的概念要素。正是在努力把杂多合理地统一起来的过程中，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正是这种努力使科学面临最大的危险，有可能沦为幻想的牺牲品。然而，只要对科学领域的胜利进展有过深切的体验，就会对存在之中显示出来的合理性至为崇敬和感动。通过理解，他从个人愿望和欲求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从而对存在之中的庄严理性心生谦卑，这种庄严理性极为深奥，非凡人所能及。但我认为，这种态度正是最高意义上的宗教态度。科学不仅涤净了宗教感情的拟人论糟粕，而且有助于使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达到宗教的精神境界。

在我看来，人类的精神越是进化，就越可以确定，真正的宗教不是通过对生与死的恐惧，也不是通过盲目信仰，而是通过追求理性知识而达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一个教士若想对得起自己崇高的教育使命，就必须成为一位导师。

[30]第一部分是爱因斯坦1939年5月19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发言，收录于《晚年集》（Out of My Later Yea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第二部分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哲学和宗教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会议”上所作的发言，收录于《科学、哲学和宗教研讨会》（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New York, 1941）。

[31]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的著作《信仰与行动》（Belief and Action）已经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种思想。——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