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最初印象：动态生活，有限政府，科研成就及国际责任

我必须信守诺言，谈谈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受到了盛情难当的友好款待，这使我很难充当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者。就让我先从这一点谈起吧。

在我看来，个人崇拜总是不合理的。人的天资禀赋固然分配得并不均衡，但感谢上帝，天赋异禀的人不在少数，我深信他们大都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从这些人当中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具有超人的思想和品质，我觉得这很不公平，甚至品味低劣。我的命运就是如此，大众高估了我的能力和成就，与实际情况的反差简直大得荒谬。意识到这种奇特的状况令人无法忍受，聊以告慰的是，在这个通常被斥为物质主义的时代，将毕生致力于思想和道德领域的人看成英雄，算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这表明有不少人把知识和正义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高。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被谴责为物欲横流的美国，这种理想主义看法特别盛行。说完这些题外话，现在让我言归正传，希望读者勿要对我这番谦卑的评论太过在意。

首先使访客感到惊异的是这个国家在技术和组织上的优势。其日用品要比欧洲的坚固耐用，房屋设计也实用得多，一切东西的设计都是为了节省人力。美国自然资源丰富，相比之下地广人稀，因此劳动力昂贵。在这种激励下，技术装备和工作方法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人口过盛的印度是另一个极端，那里廉价的劳动力阻碍了机器的发展。而欧洲则处于两者之间。机器一旦充分发展起来，最终会比最廉价的劳动力还要便宜。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应当留意这一点，他们出于狭隘的政治立场，希望看到自己国家的人口更为稠密。而美国却忧心忡忡地通过禁止性关税来抵御外国商品，这无疑同一般形象大异其趣……但不能指望一个天真的访客用脑过度，每个问题也未必都能作出合理的回答。

积极愉快的人生态度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上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象征着美国人的一大优点。美国人友好、自信、乐观而不易心生嫉妒。欧洲人觉得与美国人交往轻松而愉快。

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更爱批评，比较在意自己，不太热心，不太乐于助人，比较孤立，在阅读和休闲上更加挑剔，一般来说多少有些悲观主义倾向。

美国人很重视物质上的舒适，为此不惜牺牲平静、闲适和安全。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为自己的目标和未来而活。对美国人来说，生活总是变动不居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方面，欧洲人介于美国人和俄国人、亚洲人之间。

但有一个方面，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像亚洲人，那就是从心理层面而非经济层面来看，欧洲人比美国人更个人主义。

美国人强调“我们”甚于强调“我”。这自然会使风俗习惯极为强大，让美国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比欧洲人一致得多。这是美国经济强于欧洲的主要原因。无论在工厂、大学还是私人慈善机构，合作分工都比欧洲更容易推动。这种社会意识也许部分缘于英国传统。

与此明显矛盾的是，与欧洲相比，美国政府的作用范围受到更多限制。欧洲人惊奇地发现，在美国，电报、电话、铁路和学校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我刚才提到美国人拥有更强的社会意识，正是它的一个原因。这种态度的另一个结果是，虽然财产分配极度不均，却并未导致无法忍受的苦难。在美国，富人的社会良知要比在欧洲发达得多。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把很大一部分财产甚至常常连同其精力、干劲交由社会支配。强大的舆论也强令他们这样做。因此，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可留给私人企业去实现，政府在这个国家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就非常有限了。(www.xing528.com)

政府的威信无疑因《禁酒令》而大打折扣，因为通过这种无法执行的法律最能危及政府和法律的尊严。美国犯罪率的急速增长便与此密切相关，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我看来，《禁酒令》还从另一个方面损害了政府的威信。酒馆原本是一个使民众有机会就公共事务交流意见、观点的地方。然而就我所见，这个国家缺乏这样的机会，结果导致多由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报刊对舆论有过度的影响力。

美国人还是比欧洲人更看重金钱，不过我觉得程度正在减弱。人们终于开始认识到，巨额财富对于幸福如意的生活并非必要。

在艺术方面，美国的现代建筑和日常用品所显示的良好品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与欧洲相比，视觉艺术和音乐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位置。

我非常钦佩美国科研机构所取得的成就。若将美国研究工作持续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更多的经费，那是不公平的；专注、耐心、伙伴精神以及善于合作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再谈一点：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中最强大的，它对国际关系的塑造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美国是一个大国，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重大的国际问题尚未表现出很大兴趣，如今首要的就是裁军问题。即使只为美国自身的利益着想，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上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大陆之间不再有任何壁垒，今天所有国家的命运都紧密相连。因此，美国人必须意识到自己在国际政治领域负有重大责任。袖手旁观不仅与这个国家不相称，而且终会导致全世界的灾难。

[2]1921年《新鹿特丹报》（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所作的采访，载1921年7月7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