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在长达几个世纪的研究历史中，不但极其重视个人的地位，并且将个人视为解释和预测共同体中政治行为的核心要素。[140]个人不仅仅受制于环境、地域，而且对其周遭的世界发生着特别重要的正面影响。尽管“国家”这一抽象实体作为其他研究层面的变量被纳入政治行为的解释，但因为是个体政治精英，而非“国家”真正提出和执行了塑造政治全景的所有决策，政治心理学还是将所有政治行为视为政治决策者智识中心理现象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141]因此，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看，个人决策者的心理要素才是国际关系的方向性指标。由于决策者的心理要素之间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而每个个人又被赋予独一无二的心理特征，政治心理学建立了一个研究清单来解释个体决策者如何将这些心理要素转化为他已经做出和将做出的决策。相应的，政治心理学必须首先提出一套人格理论将相关心理学变量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式化，并为决策者可能面临的所有情况提供解释；其次，根据其他分析层次之变量对理论的解释深度和解释范围的作用评估它们与人格理论的相关程度，并将其引入人格理论。
2.一般性假设和前提
“人格”指的是“个体作为‘人’的所有方面”，它影响了个人行为的方方面面。[142]在人格理论中，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复杂构造的集合体，它在所有决策性的选项中驱动了选择的持续性过程。“决策”是为了满足个体内生的动机、价值观或者体现个体的立场和性格、偏好；是为了保持理想的结果或改变环境中不理想的情境，这些不理想的情境可以通过决策者人格所提供的独一无二的各类参照系来理解。正是决策者的人格本身阐述了“决策”的本质和过程并提供其行为上和结果上的效用。[143]
尽管人格理论将决策视为刻意和有意识的，但它强调的并非人类的理性。[144]在决策中，个体被驱使着执行一系列复杂的任务——寻找信息、排列偏好、考察替代性决策并最终做出选择，最严重的问题可能仅仅是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以至于无法对最后旨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进行充分的评估。[145]人类心智是有限的，在不确定和复杂的条件之下个体必须简化决策过程以避免心智超载和无法工作。[146]正如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位于决策中心的各类迅速变化的事件被汹涌而至的报告所包围，这些报告混杂着推测、信息、希望和忧虑。它们首先经由决策者的先入之见进行过滤，很少能有综合性的画面出现，而是必须由决策者综合这些画面，对事件形成整体分析。[147]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决策者下意识地诉诸启发式机制，它通过先前建立的判断的捷径储存了大量精神素材。这些各式各样的机制——信念、想象力、价值观、态度、性格、经历、动机、洞察力和行为模式都代表了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在决策中起到了基本的决定性作用。了解这些机制借以影响决策过程的因素并建立相关的研究过程有助于提出一种可预测的命题并进一步发展理论。因此，对行为进行精确的解释和预测要求对“人格”进行概念化厘清。“人格构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信念
“信念”是现实的内化脚本，是对可预期或者有希望的未来结果的内化脚本。信念创造一整套认知的倾向性，塑造处理和解释所接收信息的态度。[148]根据信念人们往往能够对他们所期待之见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看法，这种看法来源于他们在早期生活中获得的信念并且对个人解释事件、确认做出决策的时间、做出决策的必要性都影响深远。信念影响了行为体对目标和对敌对方可适用方法的定义，以及行为体对他自己和敌对方行为之可能结果的认知。[149]
个人对于与其信念契合的信息接受度要比与其信念不符的信息接受度更高，决策者倾向于选择支持自己的信念系统的信息，特别在情势复杂、信息不确定、缺乏经验引导和存在外部压力之下。[150]相关的行为体寻求信息并根据符合自己信念的方式构建现实，并在这个过程中选择性地忽略或者拒绝吸收必要的信息从而建立自己独有的信念系统和经验的世界。[151]个人为了避免认知的不和谐，只能调整自己的信念或者驳斥不和谐信息的有效性。但是信念在左右观念和决策的时候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显示出一种强大的抵制被改变的倾向并且在和其他行为体的交互中以一种与它自身信念相符的方式构建关系，而不管实证证据是否相反。
（2）想象
“想象”是有关自身和世界的综合性理解，个人可以把世界组织进一个融入感情的、能够进行价值评估的体系以简化决策过程。[152]尽管“想象”反映经验现实，但它毕竟是主观意识：个人“不但反映某种情境的客观特性，还反映这种情景对于他们的意义所在”[153]。
也许相关性最大的“想象”是一种定见，它被定义为：关于个人或集体简单而未经处理的信念，它可以用于确认思考的正确方式，或者促使决策者将范围广大的事件整合为界限清晰而狭隘的不同类型，并使思维活动得以加速和更有效率，也使特定行为和思考的模式得以合理化。[154]“定见”将高尚的品质归于同盟国，将唯利是图和邪恶归于敌人从而提高对成功的信念，当然，它也能形成偏见并提高决策失败的可能性。
其他行为体的定见是理解外交决策的关键因素。如果国家是外在的抽象行为体，并且这种行为体只具备内部功能，国家的想象就应该反映那些形成和塑造这些国家想象的个人的人格。实证证据表明，引导特定国家的行为模式跟决策者对这个国家所持有的想象是一致的：一个正面的想象跟友好、合作性的行为相对应；负面的想象跟敌意的、具有争议的行为相对应。[155]简言之，决策者所怀有的国家或者其他行为体的想象根深蒂固地引导他们进行有关国家或者行为体的决策。(www.xing528.com)
（3）价值观
“价值观”是对行为、目标和伴随着某项连续行为产生的情境的规范性描述。它被用于评估信息。[156]价值观与信念、想象相互交织，但可以在模型中作为独立的因变量。
（4）态度
“态度”是“一种具备情感性和认知性维度的概念性构成。它为针对各类目标和社会情境的特定行为模式创造了一种情绪反应”[157]。它类似价值观，本能地跟信念、想象相互联系。个体倾向于抛弃与自己态度不相符的信息并寻求支持自己态度性倾向的信息。在外交决策研究中被认为理论上最为关键的态度一般是那些针对其他国家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倾向。
（5）性格
“性格”是“人格公共的可观察的部分，是轻易能够被其他人注意到具备一贯性的方式”。它“反映了‘第一印象’，我们经常用‘第一印象’这样的用语来描述其他人”[158]。性格理论学家认为诸如自信、沟通方式、组织能力、冲动、社会性、情绪、智慧、外向型和敏感性[159]这样的要素是稳定的行为倾向，它们对个体决策和行为施加了潜在的影响。
（6）动机
“动机”是一种潜在的倾向，它引导决策者确认环境、做出有价值的判断、调动能量和资源并在现实世界中选择性地追求终极目标。[160]研究者将追逐权力、实现成就以及建立从属关系的需要视为解释国际关系决策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
（7）总结
学者是否将信念、想象、价值观、态度、性格、动机或者其他人格要素纳入决策模型的分析中，每一个在个人心中运行的指标性机制都面临不确定性和时间限制。这些要素改变、规范、简化并解释了政治世界并使各类决策过程中确认、评估和选择的任务变得简单。为了简洁和清晰，一般性术语“人格构造”表示了所描述的“人格”的所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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