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

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谁统治？自由主义者假设国家内嵌于一个由个人、社会群体和次国家官员所组成的跨国社会，他们就国家政策拥有各异的资产、理想和影响力。自由主义政治解释的第一步是，识别和解释相关的社会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并将其作为基础社会身份和利益结构的函数。在这些社会和次国家行为体中，一个普遍的条件是全球化，而全球化则被理解为社会行为体间多种多样的物质和观念的跨国相互依赖。它为跨境的政府规制和互动创造了各异的动机。国家政策可以便利、阻碍或传导全球化，从而惠及或损及特定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或理想。国家是一个代议性的机构，它根据特定社会行为体在政治过程中的相对实力、组织能力和影响，而汇总和传导那些利益和理想。在每一个国家，政治组织和机构都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和次国家行为体集合，它们所欲求的不同形式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界定了国家在国际议题中利害攸关的根本关切（即跨越“世界各国”的偏好）。国际组织的代议功能也可能具有类似效果。

存在有关全球化的社会需求（被转换成国家偏好），是激励任何有目的的外交政策行动的必要条件。国家可型塑和规制相互依赖。这创造了对于试图实现其个人和社会群体偏好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或积极或消极的外部性，这种偏好为各种类型的国家间冲突与合作提供了根本动力。通俗地说，国家的需求塑造了其行为。

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形成国家偏好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行为差异的三个具体原因。每个原因都分离出社会需求变化的一个独特来源，此种社会需求驱动了规制全球化的国家偏好。为了避免简单地将政策变迁归因于特别的或未经解释的偏好变迁，自由主义理论试图分离出其因果机制及各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每一情形下，国家偏好和政策的分布正如相关国内和跨国社会行为体及背景一样，因空间、时间和事项而异。

观念自由主义理论把国家行为归因于旨在实现特定形式的公共物品供应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反之，这些需求也以源自国内和跨国社会化进程中的各种欲得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身份和秩序方面的概念为基础。现代世界政治中，常见的例子包括下列概念，民族（公民）身份和自决，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如民主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关于如何规制经济的基本观点（社会福利、公共风险、环境质量），以及个人权利与集体义务间的平衡。观念自由主义分析世界政治的起点问题是：欲得的公共物品供应方面的观念差异，如何型塑了个人和群体对于全球化的政治规制的需求？

商业自由主义理论将国家行为与具有特定资产或理想的不同社会行为体之间的物质相互依赖联系在一起。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传统的关于贸易、金融和环境的“内生政策”理论假设行为体具有不同的经济资产或目标，其价值取决于该行为体在国内和全球市场（即全球化的类型）中的地位。商业自由主义分析世界政治的起点问题是：经济行为体的资产和市场地位的不同，如何型塑他们对于全球化的政治规制的需求？

共和自由主义理论强调不同政治代表方式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将所有国家（以及，间接地也包括国际组织）视为一种在制定国家政策时，赋予某些社会行为体特权，将其利益置于其他行为体利益之上的政治代表机制。代表的工具包括正式的代表制度、宪法结构、非正式的制度性动力、政府官员之任命和社会行为体的组织能力。“代表选举团”（即影响政策的个人和群体）有所改变，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共和自由主义分析世界政治的起点问题是：国内代表制度的实质性差异如何改变了代表选举团，从而传导了对于全球化的政治规制的特定社会需求？(www.xing528.com)

尽管我们为了分析上的清晰而区分了三种自由主义理论范畴，但一般而言综合运用它们才会更加有力。相互依赖对于集体物品的供应（观念自由主义）和物质利益的实现（商业自由主义）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无论基本偏好是观念的还是物质的，它们一般都通过有所倾斜的制度化代议政治过程表达（共和自由主义）。例如，即使是最简单的传统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都假设，这三个分支都是重要的：无论是以预算约束的形式，或是以对抗公共政策目标的形式，都需要在私人经济利益与集体福利关切间有所平衡，这些社会压力则通过代议制度传达给国家，而这些代议制度使得一些声音更为突出。^[6]

重要的是，必须明确自由主义理论不是什么。将世界政治中国家间经济、技术、文化、社会、政治和行为方面的变迁等根本原因，与国家行为联系起来的各异的因果机制，界定了国际关系中的不同理论范式。因此，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在此既非指称强调国际制度重要性的理论，亦非指称强调诸如人权或民主等普世的、利他的、乌托邦式价值观重要性的理论，或强调左翼的或主张自由市场的政党或政策先进性的理论。特别是迥异于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人为先驱代表的制度主义政体论（常谓之为“新自由主义”）。肯尼思·阿伯特（Kenneth Abbott）指出：“制度主义……分析了国际规则、组织、程序和其他制度在特定情形下为国家提供的收益，并把这些收益看作是对制度化合作的激励……诸如提供无偏见的信息、减少互动的交易成本、汇集资源、监督国家行为以及帮助调解纠纷等相对适度的行动，可以通过克服合作的结构性障碍来帮助国家实现其目标。”^[7]尽管制度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以共存，并以前者作为实现后者的手段，但制度主义聚焦于减少交易成本，而自由主义则如前文所定义的，聚焦于社会偏好方面的差异，从而有所不同。

自由主义理论的独特性也并非来源于它独特地聚焦于“国内政治”。的确，自由主义理论往往比其他各种替代理论更好地容纳和解释了国内分配冲突和政治冲突。然而，理性国家行为下的纯粹的“国内”理论到底应是怎样，是自由主义的抑或其他倾向的，尚未可知。自由主义理论至少在三种意义上是国际的。首先，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和国家偏好是受跨国的物质和观念全球化驱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不考虑这一点，外交政策的目标就缺乏连贯性。其次，自由主义理论强调个人和群体在国内政治乃至国际政治中可能借以影响政策的方式。社会行为体可以通过国内制度主动或被动参与国际法律制度，或者，他们也可以直接参与国际法律制度。他们可以跨国地组织起来，以追求政治目标。自由主义关于政治制度是政治代议渠道的假设之所以主要指向民族国家，乃是因为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突出的政治单位，这一假设也可以适用于次国家、跨国家或超国家的机构。最后，种种自由主义理论（正如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体系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其他任何对国家行为之意图的解释）都是策略性的，从而是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使用意义上的“体系性的”^[8]：它们根据国际间国家特征或属性（就自由主义而言，即国家偏好）的分布来解释集体的国际产出。仅凭一国之偏好，而不知晓其他相关国家之偏好，则难以了解该国就国际互动可能采取的策略性行为，因为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偏好和政策是相互依赖的，各国从事的策略博弈关乎政策，而上述假设也为所有理性主义理论所共享。

种种自由主义理论的关键品质在于，它们是对国家行为“自下而上”的解释，此类解释聚焦于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于全球化和跨国相互依赖语境下的国家偏好的影响。换句话说，自由主义强调一种特定属性（由社会决定的规制社会相互依赖的国家偏好）的分布，而非其他主要理论所青睐的属性（例如，强制性权力资源、信息、妥善策略行为的非理性标准）的分布。其他理论传统上自我界定的方式与自由主义对于社会偏好的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