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协定构成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区域主义

与“二战”以后兴起的贸易、货币和汇率、发展援助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相比，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机制在兴起、构造、变迁、时点、内容、形式方面却呈现出若干与众不同的性质、品格和演化路径。仅就国际制度合作的“边数”形式而言，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主要体现为大量双边投资条约组成的国际投资条约网络，除了在外国投资政治风险担保、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仲裁、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准入自由化等议题领域形成了有限的多边条约之外，迄今仍然没有形成正式的全面的综合的多边投资条约体制。根据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自由主义和路径依赖演化理论，可以对于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双边化构造的生成、存续和演化给出一定的理论解释。就目前的现实而言，双边投资条约仍然是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主要制度形式，但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区域化正在兴起，各种区域投资条约尤其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特惠贸易与投资协定正在竞相涌现。各种包含投资专章的区域国际投资协定（区域IIA）一般构成了双边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的例外，从而体现了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区域主义”（与“区域化”有所不同，“区域主义”强调排他性和特殊性）。与此同时，在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中，投资准入自由化也正在兴起，这使得投资领域的国际法（晚近兴起了投资准入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与贸易领域的国际法（一直主要是贸易准入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有所趋同合流。双边投资条约一般将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投资准入阶段，因此仍然体现了实质多边化的普遍主义，但如前所述，双边投资条约一般将特惠贸易与投资协定（PTIA）作为最惠国待遇例外，因此，特惠贸易与投资协定中的投资准入体现了区域主义（特殊主义）。然而，外国投资保护的国际法本身并非必然采取双边化的构造形式，双边投资条约大行其道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意味着，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多边化仍然具有可能性，但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投资法律机制双边化构造的解释，为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多边化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本文编辑：范斯一）

Bilateral vs Multilateral:An Explanation for B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gime

Wang Yanzhi

Abstract:Compared with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 on trade,monetary&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bilateralization is dominant form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gime.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explain causes of various forms of“bilateral vs multilateral”,“bilateralism vs multilateralism”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which can also be applied to explain why prevalent institutional form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gime i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rather than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Realist,Neoliberal,Constructivist,liberal and path dependence theories respectively give us explanations of b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gime by bargaining powers,transactions costs,legitimacy,domestic preference and path dependence.Until now,bilateralization is still dominant form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gime,while regionalization is on the rise and multilateralization is possibl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gime;Bilateralism;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注释】

[1]王彦志，1971年出生，吉林舒兰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2]关于“区域vs多边”的国际贸易法治秩序的法社会学分析，参见刘彬：《RTAs涌现背景下国际贸易法治秩序的重构》，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关于贸易机制的演进，参见[美]约翰·H.巴顿、朱迪斯·L.戈尔斯坦、蒂莫西·E.乔思林、理查德·R.斯坦伯格：《贸易体制的演进：GATT与WTO体制中的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廖诗评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例如，参见[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UNCTAD，The Rise of Reg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making：Consolidation or Complexity？IIA Issues Note No.3，June 2013；Wolfgang Alschner，Regionalism and Overlap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Towards Consolidation or Contradiction？1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4，pp.271～298.

[6]Rebert O.Keohane，Multilateralism：An Agenda for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Vol.45，No.4，1990，p.731.

[7]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8]这与在多边主义制度形式规定紧急情况等各种例外并不矛盾，因为这些例外同样是普遍适用于所有成员的，也是为所有成员所认可的。但是，至少在实践中，多边主义（从其普遍化的行动原则也可将其称为普遍主义）并不必然没有任何双边主义（可以扩大理解为特殊主义、少边主义）的因素，例如，在GATT时期，曾经出现过诸如美日之间贸易关系等各种特殊对待、临时个别处理的情形。

[9]詹姆斯·A.卡帕拉索：《国际关系理论和多边主义：根本原则之探寻》，俞沂暄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0]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11]就其强调适当的、普遍化的、行动原则、成员期待而言，约翰·鲁杰的多边主义定义，一如斯蒂芬·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定义，都包含了主体间共享期待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要素。

[12]例如，即使GATT/WTO多边主义的贸易法律机制也包含了双边主义的成分。参见吴永辉：《WTO体系中的双边主义路径评析》，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1期。

[13]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第39页。

[14]Lisa L.Martin，Beth A.Simmons（eds.），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Cambridge，MA：MIT Press，2001；Judith Goldstein，Miles Kahler，Robert O.Keohane，and Anne-Marie Slaughter（eds.），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The MIT Press，2001；Barbara Koremenos，Charles Lipson，and Duncan Snidal（eds.），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Beth A.Simmons，Richard H.Steinberg（eds.），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Jeffery L.Dunoff，Mark A.Pollack（ed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State of The Ar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5]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5页。

[16]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17]利莎·马丁：《理性国家对多边主义的选择》，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40页。

[18]关于国际关系的合作类型（博弈模式）、物品属性、外部性与国际制度及其边数选择，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281页；利莎·马丁：《理性国家对多边主义的选择》，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40页；刘志云：《国际法律制度构建与维持的博弈分析——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探讨》，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1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4页；刘志云：《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288页；徐崇利：《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原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原理研究”（05CFX029）最终研究成果]，2011年7月，第206～336页。

[19]Michael Lawer，Political Solutions to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Political Studies，Vol.28，No.2，1980，pp.195～209.中译文转引自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20]这正是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制度的现实，既有多边，又有少边，于是产生了不同边数制度相互之间的交叠和碎片化的现象。

[21]例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个为数不多的典型的纯粹全球公共物品问题，看似不可能由一两个国家解决问题，但是，即使这样比较纯粹的全球问题，也可能并不需要纯粹的全球解决，因为，不同国家在造成全球变暖问题方面“贡献”有所不同，如果“贡献”大的少数国家能够达成共识，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加布雷拉·布鲁姆（Gabriella Blum）就指出，即使是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全球性事业的与全球变暖做斗争，也可以由相对较少数目的国家所有效从事。Gabriella Blum，Bilateralism，Multilateralism，and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49，No.2，2008，p.359.

[22]Arie Reich，Bilater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Vol.60，No.2，2010，pp.263～287.

[23]Alexander Thomson，Daniel Verdier，Multilateralism，Bilateralism，and Regime Desig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8，2014，pp.15～28.

[24]税收（避免双重征税）领域与投资（保护）领域非常类似。双边税收协定也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因素，与双边投资条约类似，以OECD和联合国两个多边范本为基础，2000多个双边税收协定网络也同样构成了一个国际税收机制。关于国际税收机制的分析，参见[美]鲁文·S.阿维-约纳：《国际法视角下的跨国征税——国际税收体系分析》（中英文对照），熊伟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5][英]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刘平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3、63～72页。

[26]Thomas Rixen，Ingo Rohlfing，The Institutional Choice of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axation，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Vol.12，2007，pp.389～414.

[27]Helen V.Milner，Dustin Tingley，The Choice for Multilateralism：Foreign Aid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8，2013，pp.313～341.

[28]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Investing in the SDGs：An Action Plan，United Nations，2014，p.114.

[29]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

[30]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31]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32]John Gerard Ruggie（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21.

[33]斯蒂芬·希尔（Stephan Schill）从双边投资条约的文本和谈判、最惠国待遇条款、公司投资结构、投资条约仲裁实践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国际投资法的多边化实质。Stephan Schill，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34]不过，在投资条约仲裁实践中，围绕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实体和程序上适用范围的争议，有些被告缔约国和投资条约仲裁庭强调双边投资条约具体条款是在缔约双方之间特别谈判达成的，因此，不能基于基础的双边投资条约援引其他投资条约更优惠的条款，这实质上是双边主义的主张。反之，投资者和有些投资条约仲裁庭则强调通过基础双边投资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援引其他投资条约更优惠的条款，这正是最惠国待遇条款所要实现的目的，实质上是多边主义的主张。可见，这种双边形式的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多边主义实质仍然存在一定争议。

[35]19世纪自由开放的多边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和维系，部分可归因于，英国拥有领导的意愿和能力，加之协调的或者至少是宽容的国内环境的存在。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苏长和译，载[美]约翰·鲁杰等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5页。(www.xing528.com)

[36]当然，这肯定不是完全尊重法治、非歧视（平等）、扩散的互惠性等特点的完美的多边主义，而不断在现实中有着各种临时的特殊化对待和处理，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多边主义的本质。进而，符合理论上严格条件的多边主义只是一种理想型，而在真实的世界之中，恐怕难有完美的多边主义。

[37]实际上，“二战”后三大多边机制的谈判也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异常艰难的，其建立堪称是“政治奇迹”，如果没有战时容易动员政治支持战后重建的有利时机和英美两国领导人促成国际主义合作的政治能力，也恐怕不会成功。其中，多边贸易机制的建立更是一波三折、争议巨大，这主要是因为错过了战时容易动员政治支持的有利时机，而随后英美两国国内对多边贸易机制的争议越来越大，ITO宪章落得个英美两国国内不同力量各方都不满意而两国政府都不会批准的结局，结果只是达成了一个非常不完善的多边贸易机制（各方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而《哈瓦那宪章》和国际贸易组织后来则因未获批准而流产）。参见[美]理查德·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符荆捷、王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ichard N.Gardner，TheBretton Woods-GATT System after Sixty-Five Years A Balanced Sheet of Success and Failure，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47，No.1，pp.31～71.

[38]Andrew Newcombe，Lluís Paradell，Law and Practice of Investment Treaties：Standards of Treatmen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9，p.19.

[39][美]理查德·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符荆捷、王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9页。

[40]Andrew Newcombe，Lluís Paradell，Law and Practice of Investment Treaties：Standards of Treatment，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9，p.19.

[41]ITO宪章有关投资条款包括：（第11条）任何成员国不得在其领土内对其他成员国国民在企业、技艺、资本、艺术或科技中的权利或利益采取不合理或不公正的伤害行为。ITO应与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合作，为确保一成员国对来自另一成员国的企业、技艺、资本、艺术和科技给予公平与公正的待遇，以及为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以鼓励外国私人投资，而适当建议和促进达成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第12条）各成员国认识到，国际投资对促进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成员国国民投资给予投资机会和安全保障可以促进国际投资流动，各成员国在不影响现有国际协定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措施确保外国投资不干涉本国内部事务，决定允许外国投资准入的条件，根据公正条件对于外国投资规定所有权要求，缔结提供投资机会和保障投资安全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可以促进东道国和母国的利益；各成员国承诺为提供其可接受的投资机会和充分的投资安全保障，适当考虑避免在不同国家的外国投资之间造成歧视，应其他成员国请求而磋商或谈判达成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促进其认为能够合适的、促进其经济发展的本国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合作。（第72条）ITO应该研究、作出建议和促进确保外国国民和企业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双边或多边协定。

[42][美]理查德·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符荆捷、王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9页。

[43]在多边谈判中，发达国家并不必然就不占优势，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发达国家就以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方式而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但是，无论如何，与双边路径相比，发达国家在多边层面仍然更容易受到发展中国家数量优势的掣肘。而且，随着西方大国权力地位群体衰落和非西方大国群体兴起，在IMF、IBRD、GATT/WTO等多边组织中，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正越来越大。这再次说明，在多边层面，大国的影响力相对更容易受到限制。

[44]Eyal Benvenisti，George W.Downs，The Empire’s New Clothe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Stanford Law Review，Vol.60，No.2，2007，p.595.

[45]Gilbert Gagné，Jean-Frédéric Morin，What Can Best Explain the Prevalence of Bilateralism in the Investment Regim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36，No.1，2007，p.59.

[46]Andrew T.Guzman，Why LDCs Sign Treaties That Hurt Them：Explaining the Popularity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8，1998，pp.639～688.

[47]参见徐崇利：《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与国际法原理》，载《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2012年第2卷，第6页。

[48]加布雷拉·布鲁姆也认为，投资保护问题属于协调问题，属于国际协调物品，不具有或者少有外部性。Gabriella Blum，Bilateralism，Multilateralism，and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49，No.2，2008，pp.358～360.

[49]关于国际经济条约谈判的双边与多边方式，参见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

[50]多边主义普遍化的行动原则还能促进不同成员方在统一性规则之下的平等，但这并不直接体现为经济上的收益。

[51]如果考虑到欧盟和中国的情形，具体数字会有所不同，但总数仍然非常巨大。在欧盟内部，成员国相互之间BIT将被欧盟条约所取代。在欧盟外部，一旦欧盟决定与第三国签订投资条约或包含投资专章的FTA，则欧盟成员国与第三国的BIT将被欧盟与第三国的投资条约或FTA所取代。如果将欧盟28个成员国替换为1个欧盟，就是166个国家和地区，就需要双边谈判达成13695个BIT。再考虑到中国的一国四法域情形，就是169个国家和地区，就需要双边谈判达成14196个BIT。

[52]See e.g.，Todd Allee，The Triumph of Bilateral and Regional Approaches to the Governa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2010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eptember 2-5，2010.

[53]当然，在投资领域，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投资准入国民待遇，这时，投资准入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谈判，就类似于贸易谈判中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削减谈判。这种双边投资准入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谈判在谈判成本上要比传统的简单投资条约规则谈判要高。这时，如果以两个国家的方式分别再重新谈判，而不是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下多边受益，就增加了谈判成本。此外，投资条约的内容也正在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条款也在增多，这时，双边谈判的成本也在增加，但是，即使复杂化了的投资条约文本，也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相同或类似性，其交易成本也不可过于夸大。

[54]亚历山大·汤姆逊和丹尼尔·维迪尔根据交易成本和成员剩余的权衡模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BIT交易成本低，成员剩余高，因此，将采取双边形式，而且只将少数最不发达且政治不稳定的国家排除在外。Alexander Thomson，Daniel Verdier，Multilateralism，Bilateralism，and Regime Desig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8，2014，pp.15～28.

[55]Ryan J.Bubb，Susan Rose-Ackerman，BITs and Bargains：Strategic Aspects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egul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7，No.3，2007，pp.307～309.

[56]但是，不能夸大这种差异，因为就核心保护条款而言，不同的BIT之间，一致性更多，而差异性更小。

[57]以色列是早期签订FTA的国家，例如1985年以色列与美国FTA，1997年以色列与加拿大FTA。但是，早期FTA并不包括投资专章，也很少专门规定投资问题，例如，以美FTA只规定了一个有限的禁止与贸易有关的业绩要求（投资措施）条款。该FTA第13条规定，任何一方不得作为另一方国民或公司投资的设立、扩张或维持条件，而施加要求出口任何数量的来自该投资的产品，或者要求购买当地生产的货物或服务。此外，任何一方不得作为获得政府激励条件，而对投资者施加购买当地生产的货物或服务的要求。

[58]但是，正如其他发达国家的BIT和FTA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之间正在缔结包含投资专章的FTA一样，面对BIT新发展和FTA新浪潮，以色列也面临着是否与发达国家签订BIT和FTA的问题，也面临着是否应该更新其早期与美国、加拿大缔结的传统FTA问题。目前，以色列的BIT政策也在变化中。以色列已经在和日本谈判FTA和BIT，并称将于2015年与日本签订BIT。以色列与加拿大于2014年年初宣布将展开升级以加FTA的谈判，但未提到是否将包括投资专章。总体上，目前看来，在与发达国家之间是否谈判签订BTI和FTA方面，以色列仍然是非常谨慎的。Arie Reich，Is it Time to Update the 1985 US-Israel Free Trade Agreement，in View of EU Neighborhood Policy？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No.84，2009.

[59]Efraim Chalamish，An Oasis in the Desert：The Emergence of Israeli Investment Treat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Vol.32，No.2，2010，pp.123～208.

[60]Arie Reich，Bilater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Vol.60，No.2，2010，pp.275～276.

[61]Andrew T.Guzman，Why LDCs Sign Treaties That Hurt Them：Explaining the Popularity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8，1998，pp.639～688.

[62]Gilbert Gagné，Jean-Frédéric Morin，What Can Best Explain the Prevalence of Bilateralism in the Investment Regim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36，No.1，2007，pp.53～74.

[63]当然，随着国际制度卷入各国国内事务和人们生活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对于国际制度正当性的质疑和争议已经不再局限于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了，双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的正当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See e.g.，Andrew Moravcsik，In Defence of the Democratic Deficit：Reassessing Legitim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No.4，2002，pp.603～624；Andrew Moravcsik，The Myth of Europe’s“Democratic Deficit”，Intereconomics：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Vol.43，No.6，2008，pp.331～340.

[64]Allen Buchanan and Robert O.Keohane，The Legitimac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Ethic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0，No.4，2006，pp.405～437；Robert O.Keohane，Global Governance and Legitimac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8，No.1，2011，pp.99～109.

[65]Daniel Bodansky，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A Coming Challenge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3，1999，p.601.

[66]Allen Buchanan，Robert O.Keohane，The Legitimac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Ethic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0，No.4，2006，pp.405～437；Robert O.Keohane，Global Governance and Legitimac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8，No.1，2011，pp.99～109.

[67]Julia C.Morse，Robert O.Keohane，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9，2014，pp.385～412.

[68]See e.g.，Daniel C.Esty，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Legitimacy Crisis，World Trade Review，Vol.1，No.1，2002，pp.7～22；Joseph E.Stiglitz，Democratiz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Governance，Vol.16，No.1，2003，pp.111～139.

[69]See e.g.，John R.Bolton，Should We Take Global Governance Seriously？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No.2，2001，pp.205～221；John O.McGinni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Multilateralism，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No.2，2001，pp.381～399；Kal Raustiala，Sovereignty and Multilateralism，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No.2，2001，pp.401～419；Andrew Moravcsik，Is there a“Democratic Deficit”in World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9，No.2，2004，pp.336～363；Robert O.Keohane，Stephen Macedo，and Andrew Moravcsik，Democracy-Enhancing 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3，2009，pp.1～31；Eric Gartzke，Megumi Naoi，Multilateralism and Democracy：A Dissent Regarding Keohane，Macedo，and Moravcsik，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5，No.3，2011，pp.589～598；Robert O.Keohane，Stephen Macedo，and Andrew Moravcsik，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World Politics：A Response to Gartzke and Naoi，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5，No.3，2011，pp.599～604；Julia C.Morse，Robert O.Keohane，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9，2014，pp.385～412.

[70]Gilbert Gagné，Jean-Frédéric Morin，What Can Best Explain the Prevalence of Bilateralism in the Investment Regim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36，No.1，2007，pp.53～74.

[71]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98，pp.427～460.

[72]Gilbert Gagné，Jean-Frédéric Morin，What Can Best Explain the Prevalence of Bilateralism in the Investment Regim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36，No.1，2007，pp.53～74.

[73]关于“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谈判中对于多边主义的共识、争议和艰难达成妥协，参见[美]理查德·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符荆捷、王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74]关于ITO宪章谈判对于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例外和外国直接投资保护的不够重视，参见[美]理查德·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符荆捷、王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8～372、381页。

[75]Joost Pauwelyn，At the Edge of Chaos？Foreign Investment Law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How It Emerged and How It Can Be Reformed，ICSID Review，Vol.29，No.2，2014，p.411，p.417.

[76]Santiago Montt，State Liability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Global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BIT Generation，Hart Publishing，2009，pp.8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