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与政治极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6卷成果

1.贫富差距

美国贫富差距实质是中产阶级问题。中产阶级是指收入既非在社会顶层又非社会底层的人群，至少接受过中学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的产业。

事实上，美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其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一直维持在0.4以上。据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3。随着收入不平等拉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在2012年达4650万；与此同时，富裕阶层收入却不断增加，其中，收入最高的1%的富裕阶层在2011年平均收入同比增长6%。^[44]

中产阶级被视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根基，如果美国不能有效遏制中产阶级遭受侵蚀的趋势，美国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就会遭到破坏，影响社会整体稳定，这极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内部衰败的拐点，从而动摇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根基。

虽然美国面临上述巨大挑战，但退一步说，正如扎卡里亚和福山等学者一再强调的，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导致的，是一个全球普遍的问题，所有国家都会遇到，并非美国一家独有。

从信息革命看，2012年福山曾指出，作为人类天赋秉性自然差异的结果，不平等一直存在。“但是今天的科技世界急剧扩大了这些差异。”^[45]因此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影响贫富差距的最显著因素。科技创新浪潮带来的好处不成比例地被美国社会那些最有才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所获取，这促进了过去一代美国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比如在1974年，美国1%的上层社会家庭占有GDP的9%；2007年为23.5%。^[46]虽然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会加速该趋势，但核心原因仍是科技。

肖莎娜·波夫（Shoshana Zuboff）曾指出，“在‘智能机器时代’（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科技愈益能够替代更多和更高的人类功能，硅谷每一项重大进步很可能意味着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中低水平技能工作的丧失，且该趋势不太可能立即终止”^[47]。

另外一个削弱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基础的因素则是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信成本的降低，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新兴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市场，导致由发达国家原有中产阶级胜任的工作现在可在世界任何地方被更廉价的劳动力完成。再加上倾向收入总额效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上述工作的服务外包是不可避免的。

贫富差距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财富和利益被金融和高科技产业的极少数人以及控制媒体和政治的利益集团不成比例地获取，美国国内不同阶层、种族间矛盾激化，许多人特别是失业青年对未来的忧虑感上升，反政府和仇视社会情绪增加。正是这些矛盾引发分别代表美国左右翼思潮的2009年右翼民粹主义“茶党”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左翼群众运动的先后出现和交织蔓延。

同样是对社会不平等表达批判和不满，“茶党”提出平衡联邦预算、削减政府开支和小政府的政治议程，抗议目标直指政治精英；而“占领华尔街”却打出反对“1%和99%”的旗号，呼吁大政府和支持激进的财富重新分配，抗议目标指向华尔街经济精英，但占领运动始终未能提出明确的政治议程。“正在上演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示美国内部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但也从反面证明底层民众要求分享财富资源的社会心理。”^[48]当广大中产阶级由于收入差距扩大而站在统治精英对立面之后，那么，历史上精英与大众间的妥协和默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隐含的社会契约就被撕裂（The Broken Contract），这深刻表明美国中产阶级正在遭受严重侵蚀。(www.xing528.com)

关于“破碎的契约”、贫富差距和中产阶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何帆的解释为：“金融危机后，美国借贷消费模式难以维继，房价大幅下跌导致很多美国人付不起月供，最终失去抵押品的赎回权，工作机会朝不保夕，同时美国失业救济制度又难以应对这场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结果是，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正在走向衰落。这意味着从20世纪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以来，协调美国阶级矛盾的隐含社会契约已经失效。这种社会契约的撕裂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在过去三十多年来一点点被侵蚀掉的。金融危机爆发，不过是宣布已经过期的合同正式失效。”^[49]

“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虽是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同时也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加剧和两党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的表现。

2.“政治极化”

“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特别是两党政治极化（Party Polarization），根据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业亮的定义，是指这样一种政治现象：“民主与共和两党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日趋明显，同时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增强而导致两党国会议员在国会立法中，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在总统选举中，出现红色州和蓝色州对峙局面，以及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两党选民日益只投本党候选人票的趋向；两党在一些重要的国内政策问题上的政党意识形态分野和政策立场分歧日趋明显；两党的选民联盟、公众的政治意见和选举行为总体上由中间、温和的立场转向自由或保守的两端。”^[50]

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围绕举债上限、医疗改革、移民政策等经济社会议题，胚胎干细胞、堕胎、同性婚姻、宗教权利、枪支管制、环境保护和艾滋病防治等道德文化议题，民主与共和两党不断挑起内斗，“政治极化”加剧不仅阻碍上述问题解决，而且对美国在国外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构成主要威胁。

比如，面对举债上限引发的“财政悬崖”，美国亟须通过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的混合政策，当然，增税不可避免。然而，围绕税收政策的政治斗争却被党派化为一种无休止的神学式讨论，这导致通过一个所需规模的削减赤字方案变得极其困难。2011年，该问题最终演变为严重党派政治僵局，联邦政府曾一度面临无法提高举债上限的局面，导致美国无力偿债。随后，为平衡联邦预算，奥巴马及其国会领袖不得不任命两党预算委员会出台相关解决方案。

尽管美国面临许多社会问题，而且一直存在，但这些问题似乎并未变得更严重。诸如犯罪率、离婚率和青少年怀孕一些问题正在得到改善。虽然在诸如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堕胎（Abortion）议题上存在文化战争，但是民调显示对这些问题的容忍度正在增加。此外，美国公民社会依然强健，教堂参与率达42%的高水平。况且，美国过去在诸如移民、奴隶制、进化论、禁酒令、麦卡锡主义和公民权利问题上的文化战争远比今天严重得多。^[51]“实际上，历史上美国也曾多次出现政治僵局，最严重的一次更是导致内战。如果说美国内战标志其衰落，显然没有人会同意这一点。”^[52]尽管金融危机后政治僵局趋于严重，但很难确定当前情形就比历史上的更加严重。

究其原因，导致美国面临上述各种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初设计。关于该问题，大部分美国学者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美国创建之初部分是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其宪法设计的目的就在于抵制权力过度集中。^[53]目前，大部分美国人对宪法的基本框架、政府的民主制度持积极态度，没有人认为该制度已经衰败或者应该被推翻。当前公众情绪的某些方面只是对党派内斗和政治僵局表示不满。虽然两党政治极化加剧，但该问题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