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争论的具体内容

关于权势转移，詹姆斯·霍格（James F.Hoge，Jr.）早在2004年《全球权势转移正在进行》中指出，权势转移虽不经常发生，如若发生则很少是和平性的。当前，从西向东的权势转移正加速进行，很多西方人已意识到亚洲不断增长的权势，亚洲经济实力的增长转化为政治军事权力，这增加了冲突的潜在威胁。比如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会超过西方。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超过9%，印度8%，东南亚四小虎也已从1997年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并继续发展。^[28]霍格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到2010年会是德国两倍并超越日本。此外，一些金融分析家预测，如果印度维持当前6%的增长率，50年后它将与中国比肩或者超越。中国才是目前最显著的崛起国。^[29]

基于上述分析霍格建议，为适应当前亚洲迅速发生的权势转移和可能产生的对抗，美国需通过其行政机构和国会做好充满活力的准备，避免创造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的自我实现预言（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尽管如此，霍格仍坚持认为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合作仍能推动历史性进展。

2007年，杰森·夏普兰（Jason T.Shaplen）和詹姆斯·兰尼（James Laney）通过具体分析东北亚权势转移指出美国霸权相对衰退。夏普兰和兰尼指出，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了东北亚权势平衡。尽管美国军事实力在该区域占优势，中国远远落后，但清楚的是美国不再是该地区唯一玩家。

夏普兰和兰尼基于具体数据指出，2007年，中日贸易在“二战”后首次超过日美贸易额。而且，早在2004年中国就已取代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1年，中国仅占韩国出口额1%，美国占26%；到2006年，中国为22%，美国仅为15%。^[30]因此，华盛顿必须认识到权势转移不可避免，应辨别塑造权势转移的趋势，接受那些能拓宽美国行使权力基础的工具和国家。最后，他们指出，为最大限度扩展影响力，美国必须接受一个包括双边联盟、多边论坛、自贸协议和软实力项目的广阔倡议平台，根据相关议题和当事国，以不同组合方式综合运用这些工具。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东北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中心舞台。

2010年罗杰·奥尔特曼（Roger C.Altman）和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指出，全球权势转移将促进“无极世界”（Nonpolar World）出现。在该秩序中，权势广泛分散到众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它将提高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其他主要崛起国的全球影响力。奥尔特曼和哈斯进而指出，美国相对地位及其领导和塑造国际关系的能力不可避免会衰退，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似乎愿意和能够承担该角色。美国霸权衰退后的世界会更加混乱、不安全和衰败。^[31]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奥尔特曼和哈斯认为权势转移和权势分散导致霸权相对衰退，但他们一再强调国内财政、经济和政治衰败正在威胁美国可以和应该发挥全球影响力的能力。换言之，并非美国全球过度扩张危及其偿债能力，而是政府财政挥霍正在威胁其权势和安全。

与上述学者不同，2011年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在《中国崛起会导致战争吗？为何现实主义不意味着悲观主义？》一文中对中美关系未来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一国如何扮演超级大国角色及其他国家行为是否导致战争由国际体系结构决定，然而，国际体系产生的基本压力不会迫使双方走向冲突。他指出，中国崛起未必像通常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具有竞争性和危险性。当前国际条件应该能使双方在没有对彼此构成重大威胁的前提下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在任何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潜在可能性中，双方现在均可维持高水平安全。换言之，当前促使大国走向冲突的结构力量因素相对微弱。

格拉泽还指出，总体看，危险确实存在，但它更多地来自特别是东北亚次级争端，然而，国际体系的普遍安全使双方更易于对类似争端进行管控。具体而言，中国崛起导致的后果会更少依赖国际体系压力，而是更多依靠双方领导人如何较好地对现状进行管理。冲突并非预定，只要美国能调整适应新的国际条件，做出一些虽然不适但却必要的让步，不夸大威胁，那么冲突就可避免。^[32]此外，核武器也使主要大国维持高度有效的威慑力量变得相对容易。

另一方面，从中国角度看，中国的规模、权势、地缘及核力量也限制其进行成功打击，因为其缺乏类似美国的战力投射能力，况且，中国也无须为安全目标将美国“赶出”东亚，这是因为美国的持续存在不会削弱中国的核心威慑力。虽然中国崛起带来威胁，但权势转移和权势分散并不代表双方利益不兼容。

总之，格拉泽认为中国崛起可以是和平的。核武器、太平洋之隔和当前相对较好的政治关系应可使双方维持较高水平安全并避免导致关系严重紧张的军事政策。

为应对正在进行的东西方权势转移，2012年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建议美国决策者在东方维持一个复杂平衡。他指出，美国必须作为东方主要大国间的平衡者和调解者，能够且应通过调解和抵消潜在竞争者的权势失衡避免其对区域霸权的争夺，并在东方支撑一个能适应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复杂平衡。他还指出，美国应继续以合作姿态参与到充满经济活力却蕴藏潜在冲突的东方。为此，美国应尊重中国在维持远东稳定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地缘政治角色。通过与中国进行关于区域稳定的对话接触可降低双方冲突可能性。因而，美国的亚洲平衡参与最终也符合中国利益。^[33]如果美中双方能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彼此适应，那么，亚洲稳定的前景将得到极大增强。(www.xing528.com)

同布热津斯基观点类似，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对中美未来也持乐观态度。在2012年《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是选择而非必然》中基辛格指出，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是一充满活力的因素，是其所有邻国和绝大多数西方工业强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美中长期对抗会改变世界经济并导致令所有人不安的后果。如果受到挑战，美国将尽其所能维护自身安全。但是，美国不应将对抗作为战略首选，若将中国每一项军事进步都当作敌意行为，那么，美国会很快发现自己为追求抽象目标而卷入无休止争端中。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邻国的实力和性质，若中国采取激进外交政策，会加强其所有邻国联合，再加上中国国内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决策者有充分理由否定国内有关对抗战略的要求。基辛格还强调，中国崛起虽是军力增长的结果，但更多是美国基建陈旧、对科技研发重视不足和政治机能失调导致自身竞争地位衰退的结果。^[34]最后，基辛格的政策建议是，美中应开放性地理解彼此行为，勿使之成为担心的根源。双方不可避免的摩擦不应被等同于试图遏制或支配的意愿。

与基辛格不同，2013年马克·莱纳德（Mark Leonard）对中国崛起引发权势转移对美国霸权造成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莱纳德的核心论点是，大国间差异性经常导致互补合作，趋同性却往往是冲突根源。此外，当前国际竞争更多指向国际地位而非意识形态。

根据该逻辑，莱纳德具体指出，通过对经济再平衡和对外交政策再调整，美中在共同利益上斗争不断增强。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中美共治”（Chimerican）时代。自2009年奥巴马执政以来，奥巴马希望把中国整合到全球机制中，鼓励中国在维护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前提下鉴定自身国家利益。然而，五年后的今天，奥巴马对中国态度最好可被形容为“失望”。奥巴马认为中国拒绝了他首访中国时试图推进一个非正式的“两国集团”（Informal G-2）安排，随后，2009年11月中美双方在气候、海上安全和网络安全问题的分歧使奥巴马确信中国更多是问题而非合作伙伴。^[35]

莱纳德上述观点的关键论据是，在经济领域，中国正在进行产业链升级，从长期依赖出口到试图刺激国内消费和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增强制造业，通过量化宽松促进美元贬值并对汽车产业进行补贴。此外，美国还与包括日欧在内的发达经济体达成新一代贸易协议，鼓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正是这些趋同性导致美中潜在冲突增加。

最后一位学者裴敏欣（Pei Minxin）也对未来中美关系持负面意见。2014年在《中美如何看待彼此：为何它们必将发生冲突》中，裴敏欣指出，中国权势显著增长和全球金融危机对美欧经济的打击加强了西方衰落和他者崛起的意象。事实上，早在危机前美中实力差距已在缩小，2007年，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四倍；2012年仅为两倍。^[36]裴敏欣指出，自由主义者认为当中国通过贸易和投资融入现存国际秩序时，出于纯粹国家利益需要，中国会不可避免地接受该秩序并参与维持其延续；现实主义者则认为，除非中国成为利益攸关者（即使真的成为），美国也应维持其联盟和增强军力威慑，如有必要，应对中国任何可能威胁现存世界秩序的行为进行反击。

接着，裴敏欣对自由主义观点进行批判，指出其设想只有在中国相对弱势且缺乏直接挑战当前秩序的能力时才更符合逻辑，自由主义者忽略了一点，现在中国默认该秩序实际上并不会增加其对该秩序的认可，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基于开放性和规则性的国际体系与基于政治封闭和权力滥用的国家体制是不相容的。虽然美国决策者至今依赖规避和接触“两边下注”（a Two-Pronged Approach of Hedging and Engagement），但是，随着中国权势继续增长，维系该平衡将变得更加难以为继。

透过上述学者关于中国崛起和权势转移的讨论，八位学者中有五位对中国崛起引发权势转移的后果持悲观态度，他们是霍格、夏普兰、奥尔特曼、莱纳德和裴敏欣；仅有三位学者抱乐观态度，他们是格拉泽、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基于此可以认为美国学者主流意见倾向于新兴国家崛起特别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引发权势转移导致美国霸权相对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