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经验。[231]因此，学术界与实践界的良性互动是提升中国话语的重要方式。政府及其他实践部门更加注重短期、直接、简洁和清晰的对策性话语，而理论界则能在政府的常规工作之外提供长期、整体、宏大、深远的战略性话语。政府与学界的结合，应当表现为长短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政府为学者提供实践需求与实践素材；学者为政府的主张提供评判性的讨论和建设性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官方不遗余力地推广与传扬不同，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并不充分。虽然从政府官员，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包括国家领导人会面对此套原则的高度肯定和倡导，在国际会议上的主张和重申，以及在国际协定中的明确规定。[232]在国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宪法》序言，已经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国际法领域的专业词汇，而且融入了中国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的普通词汇。[233]但是，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跟进仍然显得不足。[234]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很少有国际层面的、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阐释和分析。在英语世界为数不多的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探究，[235]有些对中国的贡献只是一笔带过，有些从苏联对于和平共处原则的贡献来讨论这个问题，[236]或者用印度的语言“Panchsheel”来称呼这个原则。[237]这充分说明，很多中国学者仅仅在国内的学术交流中分析这一原则，而没有国际化。另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因为这套原则由中国备受爱戴的高级领导人提出，所以在这方面的争鸣很少。这也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认识很难被更多的人很心悦诚服地接受。笔者认为，有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意见，才能避免单一的观念灌输在客观上形成人们被迫接受的状况。只有在不同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意见的反复讨论争鸣的过程中，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认识才能深刻，才更容易让人理解、接受和认同，才能有更加长久的影响。(www.xing528.com)
从中国自身利益维护的角度讲，我们应当更加强调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承，而不是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改进或者发展。这是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视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国际法的发展总是在对以往规范的强调和传承过程中实现的，特别是通过解释既有的规范来拓展适用空间、与世界新发展接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在中国所提出的各种主张中独占鳌头，而且也很容易用来证明其作为习惯国际法的正当性。反之，如果提出一系列新的主张，就很难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和认同，更难以写入双边条约，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中国能够始终强调和坚持一套原则，国际社会就能够增强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抵制和怀疑，这种状况远远好于中国不断提出使国际社会陷于迷惑的、国际秩序新主张。因此，学术界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分析应当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刻的维度、更丰富的背景、更长远的时期进行分析，用更广阔的视野、更全面的观点、更开放的态度、更宽广的胸襟来审视当代的国际格局、世界趋势，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放在当代国际法的最新议题和前沿困境、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与热点问题的语境中予以讨论，讨论其与世界发展、安全、稳定、繁荣的关系，从而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出更加广博的研讨和更加深入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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