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一直处于用“现有法”（lexlata）来解说、创制“应有法”（lexferenda）的状态。[226]人们希求法律具有持续稳定的品格，不朝令夕改；而与此同时，不断发展社会又需要法律推陈出新、及时反应、有效应对。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国际立场与形象，中国也希望自己在国际社会有鲜明的话语表达。这就需要中国在国际法观念上寻找到持续稳定和与时俱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可以用两个方式获得：第一，通过新的观念与内容对于既有的法律规范和原则进行解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就像美国的门罗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的指向一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它是一套可以包容宽广的内涵的原则体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并不是僵化不变的。中国与很多国家的联合声明、联合公报都载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具体表述方式经过调整的这套原则。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调整。对于与中国路途遥远的一些国家而言，侵略并不是这些国家担心的情况，这些国家也不存在侵略中国的可能与实力，所以“互不侵犯”或/及“和平共处”就被省略了，而中国与阿根廷的联合声明将互不干涉内政表述为“互不干涉内政或对外事务”，中国与墨西哥的联合公报则表述为“按照各国在法律上平等、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进行侵略以及不干涉它们的内政或对外事务的原则”，而且提到“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并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仅体现出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灵活性，而且体现出中国对于国际法的靠拢和尊重。体现出一个即将走入国际事务舞台中心的、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与步调。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不断出现新的情势与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新的阐释进一步更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念。第二，在新的时代推出新的理念与原则，但应注意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延续性。时代在发展，人权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都是中国面对国际社会、国际法的发展需要提出自身观点和立场的领域。[227]此时，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要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立场具有可以预期的特征。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的论断，这些都很好地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合到了一起。人类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全球化时代。在这个面临着共同风险的时代，需要国家之间的充分合作与协调；同时也可能使本来的纯国内事务国际化，国际法可能会渗透到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之中，发挥更多的功能。[228]中国也不断面临着一些国际法的新问题，需要提出自己的主张、开辟自己的道路。[229]21世纪，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中国梦的理念，都需要进一步考虑更加紧密、有机地结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增加世界的认同感，这样才能增加中国的软实力。[230](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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